1979年是深圳特区建设元年，原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现四航局）成为深圳特区建设的急先锋，承担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任务。按照规划，要先建设蛇口港码头，工程内容包括平整场地、炸山填海、修建码头以及道路和厂房等。
当时四航局还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开发区签署了蛇口开发工程合同，这份合同与之前的施工合同截然不同，有明确的工期要求。当时的四航局二处（现四航局二公司）负责蛇口港的第一座码头——五湾首期 600 米长的顺岸码头建设。码头建设要炸山填海，后方堆场有大量淤泥需要清理，并换填石渣和开山土，在五湾和六湾之间山头发生的改革开放“第一爆”也产生了大量的土石方需要转运，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属于超大工程量。工人们按步就班地忙碌着，但是这种运输速度显然满足不了工程建设需求，合同工期很难保证。
面对工期的巨大压力，时任四航局蛇口工业区项目主任李洪急得团团转，迅速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如何抓进度，加快土方运输速度。会上，有人说要从思想上抓，有人说要从行动上抓，但都讨论不出结果。李洪拿出一张当年8月2 日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介绍北京内燃机厂、山东廊坊棉纺厂等单位实行奖金奖励做法的文章。当时，社会上普遍采用的还是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即每月在工人中评定一、二、三等奖，按等级分别发给7、6和5元奖金，但是这种奖励很难调动全员的积极性。四航局二处一队支部书记沈长林说：“既然别的单位可以搞奖励，还上了报纸，说明国家支持这种做法，而且我们这里是改革开放最前沿，更可以搞啊。”李洪表示同意：“我们可以设置超产奖，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核算了一下，我们以40车为基数，从第41车开始，每多跑一趟车发4分钱超产奖金。”很多人听说李洪要设置超产奖，都吃了一惊，因为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有可能就会犯“政治错误”。会议最终决定由沈长林把这个想法拟成一份报告，提交给业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当时，工程进展缓慢的情况让业主十分焦虑，当他们接到四航局二处的关于奖金分配新方案的报告后，马上就同意了。
奖励制度于当年10月施行，工人们的干劲很快被调动起来，许多人一天下来能跑七十多车。大家掰着指头一算，开心地说：“今天又挣了一块多。”当月，第一施工队工人平均奖金就达14元。大家工作有了积极性，工程进度也突飞猛进，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让各方都感到震惊。
但是，“4分钱奖励制度”不符合国家关于每人每年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的规定。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四航局停止这项奖励制度。这也直接导致工人们干活积极性的下降。从1980年4 月开始，工人每人日均运泥数量又下降为二十几车，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不见了，工程进度直转急下。
消息传到业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那里，经过深入细致调研，1980年5月，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原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交题为《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不能调动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已成为工业区建设的障碍。工业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实行特殊政策，坚持和推广前段时间实行的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快蛇口工业区建设。
同年7月30日，登有新华社记者调查文章《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内参》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案头。胡耀邦非常重视，提笔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几分钟后，批件送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办公室，谷牧立即作出批示并敦促落实。
8月1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四航局蛇口工区定额超产奖4分钱奖励制度宣布重新施行。期间，四航局还对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定名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该制度按照完成任务、质量、安全、节约、劳动态度和出勤六个项目逐项评分，综合总分评定班组和个人奖励等级；机械队实行计件奖，工人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定额者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车奖4分钱。制度实施当天，工地上人均运泥车数一下子跃升到100车以上，干劲最大的一位工人创下一天运泥131车的记录，单日奖金达4.14元。一个月下来，每个工人能多拿100多元钱，远远超过之前奖励办法的最高奖金。
后来，四航局还把4分钱奖励制度加以推广和延伸，工人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使得工程比原计划提前完成。这看似是‘四分钱’创造的奇迹，实际上是四航人在改革开放中转变观念创造的奇迹，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
转载自“中国交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