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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化的显著特征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崛起，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经济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2000 -2007 年，城镇化率增幅最大的城市群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7年间增长了40.88个百分点，其次是武汉“1 +8”城市群，7年间增长了12. 98个百分点，再次是京津冀城市群，7年间增长了12.3个百分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更多城市群的出现。据统计，2005年，中国11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武汉“1+8"、长株潭、川渝、山东半岛、辽中、中原、关中城市群和海峡西岸)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0%左右，人口所占比重为35.02%，而GDP却高达52.83%。这表明，11 大城市群以不到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1/以上的CDP.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看，11大城市群将更多的人口，创造更高的GDP。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北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具备城市舞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这是党和国家对促进城镇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京津冀都市圈进一步发展的政策依靠。
京津冀城市群主要采取“点带轴”的发展模式。“点”的发展就是以核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等为主要“节点”的“2 +8 +4”模式，即推动两个核心城市、八个次中心城市及滨海新区，通州、顺义、唐山曹妃甸等新兴城市的统筹协调发展。通过“点”的发展辐射形成城市间“轴”的发展，即以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以及沿交通线分布的产业带和城市密集带构成的。具体体现在以滨海新区为依托、滨海临港工业发展带和渤海西岸五大港口为发展核心，促进秦皇岛市、唐山市、天津市、沧州市沿海地区城市发展带的快速发展；以中关村科技园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新型产业为核心，促进中部中心城市的发展；以核心城市的辐射为主带动西部城镇化进程。核心城市是城市群最大的经济增长极，是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脉搏”，在整个城市群中起着巨大的动力作用。京津冀城市群“点”间自身实力有限，弱化了城市群内核心市与主要城市的关系纽带。与京津接壤的承德、张家口、廊坊、保定、沧州、唐山6市中，有32个贫困县，占周边区县数量的44%,这些因素不利于良性城市关系的建立及群内城市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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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杰 共产党员 技术中心测绘副总工
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中国。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解放尚未解放的领土，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剿匪和镇压反革命，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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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欢 共产党员 运营中心主任规划师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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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 共产党员 市场中心营销经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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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我国农村继包产到户之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该制度由贵州省湄潭县于1987年首创，旨在解决因人口变动导致承包制不稳定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农民缺乏稳定的土地投资预期；土地生产率下降；土地细碎化越来越严重；调地成本太高；不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等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安排影响广泛而深远，它逐步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与推广。从1993年至今，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法律和法规，将这一制度予以制度化、法律化。尽管如此，对这一土地制度的改革取向，理论界仍有不同的观点与争论，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新增无地人口的压力也经常听到“要求调地”的呼声。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稳定事关农民权利和农村社会稳定，迫切需要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有基于实践的分析与思考，为落实“长久不变”提供依据。
黄林海 设计运营中心 市政道路主任设计师
农村集体土地转让的宪法依据来自于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先是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合作”是农民把各自的土地，耕牛和农具放到一起共同使用；“集体”是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概归集体公有，再由集体成员共同使用。看似没有多大差别，实际却是天差地别，可以理解为合作是将土地及生产资料计价论权之后成为合作社的股份，以此作为分红依据，集体则不同，所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归公所有，集体内新增人口会导致固有的集体资产无限细分，最终化为无形。从集体到合作，明确了农民之间的权利边界，从集体“大锅饭”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锅饭”，是私有财产权利的明确。
再谈湄潭“增人不增地”的经验，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规模过大，缺乏有效激励，发生监管者偷懒等问题而发展的创新性经验。固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私产，将土地分割的矛盾处理在家庭内部解决，最终不断促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自谋出路，再辅之以政府帮扶，政策引导，使得农村土地矛盾得以逐步解决。
编辑：胡青
编审：朱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