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杨延修：红色商人 赤子之心

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1年1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家境贫苦，7岁离家来沪，依靠摆皮鞋摊的叔父生活。在上海联义善会义务小学就读3年以后，回泰州读完初级小学。因无力升学，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作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先后在景林堂夜校、青年会夜校、民治夜中学习，并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首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杨延修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活动，曾担任中队长等职务。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他参加战时服务团，救护伤民和难民。“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与卢绪章、张平等建立“兰社”，团结职业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为职业青年进步团体筹集活动经费，他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等于1933年合资创办了广大华行，业余时间经营西药、医疗器械等邮售服务，同时组织读书学习小组活动，此时先后参加了量才图书馆、蚁社、青年会以及沪江大学社会科学讲习班的学习与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前排左起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左起杨延修、郑栋林

当时，杨延修在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水险部华员经理，又与人合办了永平保险总行，担任总经理职务。由此与上海洋行华员各阶层有了广泛的交往，曾参与筹建“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后改为“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1936年2月，他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积极开展战时服务工作，“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杨延修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希之、石志昂的领导下，与卢绪章等继续团结群众进行抗日活动，直至上海沦为“孤岛”。嗣后，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杨延修积极筹备成立有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由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

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同月，杨延修由卢绪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华联党团成员，分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广大华行开拓了由上海至香港、越南海防、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的联运业务，专门成立了运输部，杨延修任运输部经理。他同时在永平、保太等公司工作，收入较高，但生活节俭，将省下的钱款支援抗日爱国运动和捐助给“华联同乐会”并义务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在此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配合在重庆的广大华行总行拓展新的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杨延修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及昆明分行经理等身份，在昆明广交朋友，积极参与上层社团的经济合作活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杨延修初到昆明时，党的组织关系归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自广大华行改为党中央直属领导以后，即划归广大华行总行支部，由支部书记卢绪章单线联系，长期在昆明“独立作战”、“独当一面”。在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周旋中，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其间，曾两次去重庆，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阅读文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的接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赶回上海，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抢先回到上海，在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

1946年8月15日，上海广大药房开幕纪念；前排左五为杨延修，左六为卢绪章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系过的一位地下党干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道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4月，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杨延修在上海、昆明、重庆以及香港等地从事经济工作时，不但认真学习经营之道，研究市场信息，提高聚财理财水平，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与国民党各类显要人物打交道，巧妙应付，通过合办企业、联手经营，来掩护党的秘密机构，实现党的特殊使命。他曾以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上校参议的身份，往返于昆、渝、沪等地开展经营活动，在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中，坚贞不渝、临危不惧、遇险不惊、从容应变、克敌制胜，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勉。

1949年广大华行根据中央指示并入华润公司，杨延修按照规定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上海解放以后，他又把个人名义对外投资的股票和银行存款，全部上交给上海市工商局党总支，得到组织上的表扬。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1958年，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成员，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市商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在此期间，在陈毅市长和潘汉年、曹荻秋副市长及许涤新部长等人的领导下，杨延修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守职尽责，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商业、贯彻对私改造政策和搞好统战工作等方面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下放农场劳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曾任上海南汇县老港公社副主任、农场副场长。1961年8月起任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延修因受广大华行专案调查牵连，隔离审查两年半后下放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所属的水产批发市场、加工场、冷冻厂和水产商店等基层单位劳动达10多年之久。

在20多年的坎坷逆境中，尽管受到了种种折磨和屈辱，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坚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发文对杨延修错划右派分子问题作出改正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级别待遇。

1979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组织上海工商界经济访问团出访香港，以加强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往来。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访问团由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任团长，刘靖基任副团长，杨延修也应邀参加了这次访问。由于解放前长期担任广大华行领导，同沪、港两地工商界人士有广泛接触和业务往来，还有些原来老同事被派驻香港机构工作，因此组织上希望他充分运用这些社会关系，发挥个人优势，主动积极与老朋友多联系交流，并且借此结交一些新朋友，为推动沪港经济合作贡献力量。

1979年3月，刘靖基（右三）、杨延修（右二）与香港船王包玉刚（左二）等合影

访问团全体成员于3月11日抵港，在车站受到当地工商界代表热烈欢迎，久别重逢，喜出望外，激动万分。访问共14天，访问团与港澳各个层面的人士会见、交谈，其中如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贸发局、中华总商会等负责人都出场，同时还去了一些工厂、大型住宅区和建筑工地参观访问。香港“世界船王”包玉刚，解放前就与杨延修有业务往来，时隔30多年，这次包玉刚特别安排在其私人游艇上聚会，热情招待访问团。包玉刚祝酒时亲切地对杨延修说：“那时候要是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我就要吓死了”，引起在座人员会心一笑。另一位杨延修熟悉的航运界巨商董浩云，因与台湾方面有运输业务，不便亲自出面接待，特派其子董建华为代表，迎接全团人士到“海上学府”轮参观。唐翔千是访问团成员唐君远的长子，在香港纺织业有较大实力，担任工业总会主席，这次作为主要接待人，在会谈交流中建议，与多名商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一家新兴发展公司，从事沪港两地贸易、投资业务，并达成意向。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而且为下一步发起创办爱建公司播下了种子。

1979年爱建公司成立

1979年9月，经市政府批准，爱建公司正式成立，对外挂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杨延修担任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杨延修重新工作后，还分别担任了以下职务：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五届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成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第五届常委。

杨延修以一个革命老干部的身份，在新时期伟大历史变革中，积极利用解放前同事、朋友的老关系，动员港商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例如，经他动员，香港“世界船王”包玉刚多次在上海订购集装箱货轮，投资宁波北仑港开发，创办宁波大学，在辽宁大连订购船舶，在北京开设兆龙宾馆，在上海建造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大楼等，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又如香港经营石油的企业家刘浩清，为上海引进一艘大型客货轮，行驶上海——香港航线，由海运局、锦江饭店等四家单位联合投资经营。刘浩清还在上海创办民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捐助支持家乡宝山区顾村开发建设。这些事例说明，杨延修为改革开放后党的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5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杨延修享受副市级医疗、住房待遇。

1988年离休以后，杨延修继续担任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1992年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成立后，他担任公司的副董事长、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96年起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代董事长，1997年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99年起，杨延修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顾问，并先后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2008年起，他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在2009年爱建公司成立30周年之际，杨延修特地为公司作了“齐心协力、振兴爱建事业”的题词以示祝贺。

2010年初，杨延修度过了100虚岁的生日。

2011年5月起享受正市级医疗待遇。

2012年9月，杨延修以名誉董事长身份出席庆祝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成立20周年大会。2013年初，他出席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团拜会。同年夏，为爱建基金会参与上海新一轮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穿针引线，多次邀集有关同志进行商议。

杨延修曾担任过的其他主要职务还有：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董事，中外合资上海联合实业公司副监事长，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爱建（香港）公司副董事长，香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工商学院董事，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顾问，陶行知基金会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