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鹏
唐宋以降，随着官吏分途的完成与胥吏集团的出现，行政系统形成“官—吏—役”三级秩序结构，呈现“胥吏政治”特征。相关议题长期受历史学界关注，近年更吸引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的跨学科研究。然而相较吏，役的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其“于政治上无多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吏役合流”的主流观点中，役常被纳入广义的胥吏范畴而被忽视。事实上，役虽地位低微，却是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尤其在官府承担杂役、供官员差遣的衙役，更是胥吏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衙役兼具职掌与劳役双重属性，其研究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从“职”的视角看，衙役作为行政权力末梢以及官民互动关键节点，是理解中国古代行政运作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从“役”的视角看，衙役制度深刻映射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深层变迁。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呈现蒙汉二元特征，官—吏—役三级秩序结构在各级衙门中延续。元代衙役承继金制并有所损益，主要包括公使人（祗候、曳剌、禁子）与弓手两类。相较专职捕盗的弓手，衙门内奔走驱使的公使人与政务运作更为密切。在诸色户计制度下，元代公使人的选充方式与身份性质发生新变化，且存在南北差异。公使之弊所折射的公使人与官员、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成为观察元代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窗口。目前学界对元代公使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差役视角下其性质与差派制度分析，以及曳剌、祗候等具体役职的源流考察，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从“职”、“役”双重视角出发，结合传世文献、黑城文书及碑刻等多元史料，系统考察元代公使人的渊源、设置、职能与承充，进而探究公使人的身份性质及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
一、公使人的设置与职掌
“公使”一词首见于先秦史籍，本指“公”之使者，后泛指因公差遣之人。宋代方勺《青溪寇轨》记方腊起事时“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此处与官、吏并称的“公使人”，当指衙门役人。其命名与公使钱、公使库、公使酒等类似，意为“公家之人”，词义较前代大为扩展。不过，宋代文献中“公使人”记载较少，更多见“公人”、“公吏”之称。《辽史》载马人望改革役法，有“仓司给使以公使充”之语，此处“公使”当为官府役人。金代各级地方官府普遍设有公使（人），人数有二至百人不等，负责“从公家之事”。元代公使人直接继承自金制。中统二年（1261）的宣抚司条画表明，当时地方官府已普遍设有曳剌、祗候等公使人，负责“投下文字”。与金代相比，元代公使人在人员构成、设置范围及具体职掌等方面呈现新特征。
（一）公使人的设置
《经世大典序录》载：“祗从之徒，出入诃喝，左右指使者也。总以首领，副以面前，犹古首面也。从在京诸司者给食钱，而省六部、枢密院、御史台者，积劳得除征，官外郡者免其杂徭役。腹内地，取于输四两包银户，南方则以征税至米三石之家充，是皆庶人之在官者也。其额视官府崇卑、事务繁简而多寡之，出额冒居逐去。又有守狴犴、防囚徒者曰禁子，追呼保、任逮捕者曰曳剌，附焉。”材料中的“祗从”即祗候，与禁子、曳剌统称“公使人”。根据蔡美彪考证，曳剌承袭自金制，由司侦候传报军情的军中掾属，演变为司逮捕勾追的官府差役。禁子又称“狱卒”、“牢子”等，金代诸司狱设“狱子”负责“防守罪囚”，当为其渊源。以下对祗候的情况稍作说明。
祗候在公使人中数量最多、设置最广，文献中“公使人”与“祗候”常混用。《秘书监志》中“公使人”与“祗候”交替出现，足证二者名异实同。《吏学指南》释“公人”为“仓库秤搯、诸司祗候、公使、禁卒”，此处“祗候”与“公使”当指同一群体。金代碑刻中的县役人有称“首领”者，元代祗候头目亦称“首领”、“总领”，二者或为同一职事。从元代碑刻看，同一官府往往有多名首领。李翀《日闻录》记载，某县令“以首领官只管祇（祗）候”，成为笑谈，显然混淆了首领官与祗候之首领的差异。
宋代州役人有“主受诸县文书”的“祗候典”，尹敏志认为其为元代祗候前身。然此说存疑：其一，史料无“祗候典”改称“祗候”的明证，明刻本《淳熙三山志》“募祗候四人”实脱“典”字（四库本有载）；其二，祗候典的职责与元代祗候差异显著。据考辨，“祗候典”当为“知后典”之讹，源出宋初“知后官”。明代方志虽载宋代职役有祗候，但常将元代曳剌一并列入，显系混淆宋元役名。辽宋金文献中“祗候”、“祗候人”含义多元，或为当时西北媵妾习称，亦可泛指侍从，宋徽宗被俘时，跟随左右的姜尧臣等人就被金人称为“祗候人”。此时期，名称中带“祗候”的官职多具有侍从性质，如宋代“阁门祗候”、“祗候殿头”、“祗候高品”，辽金“祗候郎君”等。元代公使人称“祗候”，应追溯至宋辽金时期泛指侍从的“祗候人”。
元代公使人遍设于“在京诸司”与“外郡”，但并非所有机构皆设，诸路斡脱总管府曾申明“本府别无公使人力”。大德二年（1298）江南行台规定，医官提举司、提领所因掌差税、词讼，“必合设立司吏、祗候”，可见公使人主要为满足公务需要而设。部分不应设公使人的衙门实际上存在违例差设现象，僧道衙门曾滥设祗候、曳剌，所差“多系无籍泼皮作过经断之人”，至大四年（1311）方裁撤。军官按品级配给侍从兵士“扎也”，虽然《元典章》偶将扎也称作公使人，但政府禁军官“除扎也外，占使军人充曳剌、祗候”，足见二者性质有异。
大蒙古国时期官制简易，公使人缺乏制度规范，中统建元后，其员额逐步明确，主要考量“官府崇卑”与“事务繁简”。医人提举司、提领所只有祗候一二人，秘书监初设5人，至大二年增至13人。中统时期的宣抚司、大德八年设立的行都水监，公使人皆为20人，肃政廉访司则多达40人。路府州县公使人在世祖朝长期无定制，《至元新格》中规定各路总管府自行拟定“合设人数”。元贞二年（1296）定制，州以上置祗候、曳剌、禁子，司、县仅置祗候、禁子，员额依官府级别从11人至60人不等。方志所载庆元路、镇江路公使人数，与上述标准基本一致，唯庆元路祗候、镇江路禁子分别多了5人，但实际上普遍存在超额滥设的情况。
按官府品秩配设公使人，沿袭自金制，凸显其承担公务的“公”属性。然而在官府内部运作中，公使人实则专职承奉特定官员。《至顺镇江志》载镇江路公使人设置情况：
祇（祗）候六十三名。总管府二十五名：达鲁花赤厅八，总管厅同，同知厅五，府判厅三，推官厅一。录事司八名：达鲁花赤厅三，录事厅同，通判厅二。丹徒县十名：达鲁花赤厅四，县尹厅同，主簿厅二。丹阳、金坛两县并同。曳剌六名。经历、知事、照磨各二名。禁子三十名。司狱司一十五名，录事司三名，三县各四名。
此材料反映了公使人的基本分配模式：祗候、曳剌分属正官及首领官厅，禁子隶司狱系统。如休宁县祗候户吴仲文家，即“隶主簿厅”。元代路总管府除推官、经历司，县衙除典史幕、尉司，其余长、贰正官皆在同一厅堂办公。材料中的“厅”非狭义“厅堂”，而是广义的办公处所或坐席。祗候与曳剌其实是分配给具体正官或首领官，即“专事一官”。如陵州曳剌梁聚隶属吏目陈彦德，广德路达鲁花赤爪都的面前沈阿寅甚至“于本官宅宿食”。公使人虽名“公役”，亦有官员私人侍从色彩。
（二）公使人的职掌
公使人虽地位低微，却在官府政务运行中不可或缺。其中祗候的主要职能是“出入诃喝，左右指使”，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导从。“出入诃喝”指为官员出行导引开路、护卫。金代公使人已承担官员仪从职能，至元元年（1264）“定中外百官仪从”，当是承袭金制。元代官员公务出行例由公使人随行，为避免扰民，朝廷屡颁限令，规定官员外出仅许携祗候1—2人。大伾山元贞二年摩崖石刻显示，廉访司佥事八剌脱因出行时，随行书吏1人、祗候3人。
二是把门。元代衙署一般有仪门、大门，或仅有大门，常遣祗候值门，司职访客通传。此职能虽无明确记载，但杂剧中多见相关情节。遇有诉讼，“必先达于祇（祗）候，而后得通于官长”。诉状由祗候接收后递入衙署，有时祗候还要将诉讼人引入，“当厅口说所告事理”。
三是直堂。元代实行圆议连署制度，“京府州县官员，每日圆坐，商议词讼，理会公事”，祗候需“每日跟随到公廨，侍立问事”，其职涵盖“左右指使”及衙内庶务。如陶宗仪载萧剩拒为府尹拾笔，直言“责在皂隶”，足见祗候承杂役之实。在杂剧所描绘的狱讼场景中，祗候司职仪式性事务，包括升堂时“喝撺厢”，审案时立侍公堂。
四是行杖。元制，审问罪囚时如遇“事情疑似，赃仗已明，而隐讳不招”，经连职官员同署后，可以“依法拷问”。刑讯通常由祗候或禁子具体执行，如济源县一案中，祗候即用皮拍、荆棒“凌虐打拷”嫌犯。笞杖罪由地方官府判决后，多遣祗候行刑。宜春县案例可见，行杖祗候姚元承命重杖罪囚，竟致其身死。
除在官员面前祗应役使外，祗候还常受差遣外出公干。如俄藏黑水城文献TK248站赤登记簿所示，宁夏路祗候二人至亦集乃路支取府学官钱。不过，祗候外出的核心事务实为催督公事与勾唤人员。为避免扰民，元廷于中统二年推行信牌制。学者对信牌制度的执行力尚有争议，但祗候显然深度参与催勾事务。尤其勾唤诉讼相关人员，是祗候的重要任务。至元二十八年定则，狱讼审理首先要传唤被告人“取问对证”，若被告人不招认，再将“紧关干连人指名勾摄”。大德八年，为防重案稽延，刑部明令“紧关干犯、干连人”须“早差有职役能干公人，责限亲诣所在官司，守候同来”，如有逃亡，由捕盗官兵捉拿。黑水城出土的M1·0682（F116:W602）、M1·0688（F116:W162）、M1·0687（F116:W148）三件文书，完整呈现勾唤的具体流程：首先，接到原告人阿兀诉状后，亦集乃路总管府刑房差祗候李哈剌章勾唤原告、被告以及干照人等所有涉案人员；其次，李哈剌章接到任务后写立承管状，承诺在期限内勾唤上述人员到案，参照同类承管文书M1·0545（F111:W31），若不能按期勾唤，要“甘当违限罪犯”；最后，勾唤完成后，李哈剌章向亦集乃路总管府呈文复命。
曳剌职责类同祗候，主司催督勾摄，即“追呼保、任逮捕”。关于曳剌勾摄抓人，前引邵循正与蔡美彪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言。由于曳剌隶属首领官，而后者“总领六曹，职掌案牍”，递送公文成为曳剌的重要任务。中统四年，中书省定站赤使臣分例，其中专门规定曳剌分例，足见其文书传递频繁。曳剌所递送之公文，并不限于蔡美彪所言“催督差役、勾追官吏”文书，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紧急要件专递。据至元十七年行省左右司呈文，行省遇有“急切文字”，须遣曳剌送往各处。对照《至正条格》“关防公文沉匿”条，各行省“常行咨文依例入递”，“干碍一切刑名重事”文书则由公使人“赍赴都省呈下”。二是制度性补充递送。元代急递铺递送文书范围有严格限制，中统三年规定，只有省里发的文书及各路总管府、总管军官申省文书，才能由急递铺转递；中统五年规定，急递铺只递送中书省、左右部、宣慰司以及转运司文书。其后急递铺递送范围虽不断扩大，但据大德五年规定，属州及司、县仍无入递资格。没有入递资格的衙门，其公文应由曳剌、祗候等公使人递送。
禁子隶属司狱系统，职司“守狴犴，防囚徒”，主要负责在监人员的看押和管理。据黑水城出土的相关文书，案犯被勾唤到官后，即“责付牢子”予以监禁，禁子要立责领状防囚脱逃，失职者杖77下，故纵者与囚同罪。禁子守狱，“暑则洒扫涤荡枷杻匣床，冬则给以絮被暖匣”，若罪囚患病，要及时申报医治，同时“常切看视汤药饮食”。禁子无权审理狱讼，但对于一些“情有未尽”的案件，常由其“研穷隔别磨问”。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建议，对已审断案件，可“令忠厚狱卒款曲以其情问之”，以查明冤情。至元二十四年张应卯杀死吴县尹一案，行刑前一个重要环节是“令不干碍狱卒将犯人张应卯等再三审问无冤”，应是元代例行做法。
上述即为公使人的本职工作，实际上公使人还常被差派各种杂役。黑水城M1·0926（F116:W434）元末签补站户文书中，签补对象包括“除差祗候”。庆元路定海县在宋代无急递铺，入元后一度由祗候、禁子轮充铺兵。官府各类工程常由公使人负责监造，至正十六年（1356）桂林修城，相关碑刻记有“宪司监砌首领面前”、“宪司监取山石公使人”。
此外，公使人还常被官员役以私事。如成武县祗候李松陪县令夫人扫墓。杂剧《村乐堂》中，曳剌在后衙为同知喂马。在江浙行省，许多官府和权豪之家影占富户，使其“充祗候、面前，私自占使”。在陕西，祗候人还常充当婚丧仪从。元代公使人虽承袭自金代“从公家之事”的公使，但未同时给官员配置“执私家之役”的“从己人力”，而公使人专事一官的制度设计，使其易与官员形成密切的从属关系。公使人主责政务传达与执行，但时人认为皂隶即“供役使”，“公务”与“私役”的界限并不清晰。
二、公使人的承充与身份
关于元代公使人的承充制度，据《经世大典序录》所载，“在京诸司”与“外郡”分别有雇募和差充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姑称之为“俸钱公使”与“除差公使”，下面分别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身份性质。
（一）俸钱公使
元代朝官及六部、随路州县官俸禄，分别定于中统元年和二年。公使人有俸，最早当在中统元年以后，其范围不限于《经世大典序录》所说的“在京诸司”。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咨文：
四川行省咨：“准平章政事咨：‘照得本省所辖路分，自至元二十七年籍定公使人户二千四百有余，次后八百九十户，别不曾应当一切差役。本省左右司官吏人等，擅自影占八十余户，其余路府州县影占者数多。近承准中书省咨：每名给食钱中统钞一十两，雇觅公使，已为定例。若将此等影占人户取勘见数，应当屯田，或当站赤。’咨请照验。”准此。送兵部呈：“议得：路府州县合设除差弓手、公使人等，行省支请食钱祗候，各有定额。其余影占人户，截日革了，依例当差。仍于各衙门首榜示存设、革去人数姓名，从监察、廉访司常加纠察。如蒙准呈，移咨各省，遍行照会相应。具呈照详。”都省咨请依上施行。
据兵部呈文，路府州县所设为“除差弓手、公使人”，行省则为“支请食钱祗候”，所谓“每名给食钱中统钞一十两，雇觅公使”定例，应指行省。据《元典章》，廉访司“公使人四十名，各钞五两”，可见廉访司公使人亦为雇募。其上级机构行台，很可能亦行雇募。
雇募公使人概由民户投充，各衙门自主选用，并给付俸食钱。沈仁国认为公使人“月粮亦有众户均纳，政府放支者”，实则众户均纳的是公使人本应缴纳的税粮，并非付给他们的“月粮”。史料显示，廉访司公使人俸钱与典吏一致，但无禄米。秘书监公使人最初俸钱仅为中统钞三两，不及最低级吏员典书、奏差的三分之一。此后因物价腾贵，元政府多次增加官吏俸禄，秘书监公使人俸禄亦随之增加，并添给禄米，到后至元三年（1337）达到至元钞三两、米一石。总体而言，元代俸禄水平本身不高，公使人俸禄在官府中又最低，元代中后期虽有所提高，但与日益上涨的物价相比，仍相形见绌。
据前揭，省、六部、枢密院、御史台公使人除俸食钱外，还可“积劳”除官。史料中未见相关制度规定，刘鹗诗“已闻祗候升州判，巡徼俄闻亦佐州”未必实写，且元末战乱，并非常态。据现有零星记载，公使人出职主要为流外杂职，重要去向是站官。至大元年江浙监察御史呈文：“各处站官，多系省台公使、首领、面前随使人等。”公使人亦有充巡检者，大德七年，监察御史刷卷发现，江浙行省面前吴思诚充昌国州岑江寨巡检，以“似此之人，不见拟充巡检通例”，建议革去。元代前期巡检选任途径主要是吏员升用和荫叙，因属流外，地位低微、事务繁重，故缺多员少，出现白身平民甚至投降盗贼充任巡检的现象。公使人充巡检，即属受行省札付的“无根脚的人”。吴思诚一案中，吏部和中书省并未将此类人尽行革去，仅对其后续迁转加以限制。大德十年后，巡检改为流内，“于九品人员内委付”，又选注学官为巡检，公使人充巡检大为减少。
（二）除差公使
在路府州县等广大地方官府，公使人的法定承充方式为民户差充。中唐以降，户等与资产取代人丁成为派役的主要依据，元代亦制定户等制，按照人户事产多寡分为三等九甲。不过，元代公使人差充并不简单依据户等，而是根据南北赋税制度制定不同标准。
北方腹里地区公使人取于“四两包银户”。包银主要由诸色户计中的民户承担，是北方民户税粮、包银、丝料三项主要赋税负担中最重的一项。四两是全科之数，但并非实纳额，而是元廷规定的平均数，实际征纳需“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因民户科差负担有全科、减半科及纳丝银、止纳丝、止纳钞之分，仅部分属于“四两包银户”。该差充标准的设置，首先是限定户计。参照性质相似的弓手制度：中统五年，弓手选充方法为“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本户差发由其余九十九户均摊。至元三年改为“止用本处当包银、丝线并止纳包银户计，每一百户选差中户一名当役”，原因是“随路户数多寡不同，兼军站等户不该差发，似难均摊”。由于选差弓手、公使人涉及差发减免后的分摊，必须考虑各户计税役的差异。限定户计后可能仍需参考户等，弓手选差标准为“中户”。此外，元代因科差负担不同形成的各种户类，亦有学者称为“户等”，但与鼠尾簿体现的资产户等不同。其成因虽难详考，但因涉及赋役优待政策，差充公使人时必须予以区分。
江南地区大体延续两税旧制，延祐七年（1320）始征包银，仅5年后的泰定二年（1325）便予以“革拨”。由于江南大部分时期无纳包银户计，秋税粮额成为差充公使人的主要依据，即《经世大典序录》所言“以征税至米三石之家充”，不过具体粮额标准，又多有变化。至元二十二年，江淮行省所定选差标准为“苗米一石五斗之下、一石之上”。元贞二年，兵部规定江南地区公使人“于税粮三石之下户内差充”，《经世大典序录》所载应来源于此。至大三年，应湖广行省所请，兵部又规定“于有地户内验税二石之下一石之上者差设”。由于各地户口、田亩差异巨大，省部所定标准仅为指导，各行省乃至各路需因地制宜。庆元路根据至元二十二年省札，将选差标准定为苗粮一石以下、五斗以上。
江南地区公使人以税粮为标准派差，被称作“苗粮祗候”。此外又有“税钱祗候”之称，郭郁任浮梁州知州时曾“以税钱祗候亲身当役”。“税钱”亦称“产钱”，宋代江南许多地区以其作为折纳两税的本位，亦用于科派差役，“税钱祗候”应即循此例。无论粮额还是税钱，其实都是衡量资产的指标，反映了中唐以后派役以资产为宗在元代的延续。
与唐宋不同，元代公使人并不轮差，而是编为特殊户计。据前揭，四川行省在至元二十七年籍定公使人户2400余户。元廷于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下令“籍江南及四川户口”，公使人户当为此次户口调查所确定。弘治《徽州府志》载，徽州路休宁县有“祗候人户”。前引陈栎为休宁人，其甥吴仲文家即为服役县衙的祗候户。《至正直记》载上虞谢生“世为隶卒之役”，当亦为公使人户。
依元代户计制度，诸色户计户与役应相对应，一旦入籍即世代相袭。湖州路户籍文书显示，户计信息在户籍文书中明确标明。不过李春圆已经证明，在以税粮为标准佥派户色的地区，税额高的人户可能出现“兼色”，户下税钱被划分为多个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税役义务。弘治《徽州府志》载，休宁县各种户计“往往进退不常”，“兼色”、“改色”等情况可能普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地区，虽籍定公使人户，许多地方实际用役中仍然采用雇募制。东昌等路申文中就提到，“江南宣慰司、运司、路府诸衙门祗候、首领、面前，多系富强税户之家投充，按月支俸食钱”。郭郁在浮梁以“税钱祗候”亲身当役，被视为德政，受到赞誉，亦从侧面反映当时普遍存在公使人户不亲身当役的情况。雇募公使人按月支给的俸食钱，由不应现役的公使人户给付。陈栎在给其甥吴仲文的序中言：
今甥役于勾稽，厅差简静，出青蚨倩解事者自有旧，不过割假馆所得，刲螳腹以办此，犹愈于脱牛胡袖、穿犊鼻裈、先后马尘而不能者。可贵可贱之实，良不在外，昔之士，牧豕侩牛，犹屑为之，孰使至此？非天乎？长官如我辈人，必将于士类具怜，岂必亲役甥然后惬哉？
据陈栎所言可知，吴仲文并非必须亲身服役，而是出钱雇人代役。元代“民间役法，南北异宜”，“江南雇役，许民从便”，出钱雇人代役在江南是常见做法。大德七年江西行省规定，里正主首自愿出钱雇役或亲身应役皆可，公使人的承充亦当遵循类似原则。
公使人户在承担公使人职责的同时，获得“除差”的赋役优待。东昌等路申文中提到，北方公使人户“包除差税”，“差税”当指科差。江南地区则明确免除“税粮”。《经世大典序录》载，公使人在外郡者“免其杂徭役”，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七年所籍公使户中，有890户“不曾应当一切差役”，似是免除了杂泛差役。但大德七年明令“除征边军士及两都站户外，其余人户均当徭役”，公使人户可能自此失去免当杂泛差役的特权。
元代赋税征敛以定额科配为原则。总税额既定，为保证“不失元额”，公使人户所减免的科差和税粮不直接免除，而是由其他税户分摊，元代称此为“包纳”，所分摊粮额即郑介夫所说的“包米”。具体输纳方法，参考大德七年御史台有关弓手税粮的规定，以路为单位，先分别计算合征粮额与免粮额，再以正粮为率确定每户包米数额，依数输纳。弘治《徽州府志》载元代徽州路秋粮额数，明确说明“包免祗从、弓兵等在内”。通过包纳，虽保证了差税“元额”，但必然加重其他税户负担。
（三）役、吏之间
有关元代公使人的身份性质，高树林、乔幼梅将其视为差役，陈高华则认为公使人并非差役，而是与衙门官吏一样的“专门职业”。据上文，因俸钱公使与除差公使承充方式迥异，实难一概而论。其中，高级衙门的俸钱公使来自雇募，尤其省、部、台、院公使人，既有俸禄，又能积劳除官，身份待遇已接近吏员，与陈高华所言大致相符。
除差公使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差役”本义为“差科徭役”，是唐两税法改革后产生的一种用役方式。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诏“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
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此即差役的基本形式。陈高华将差役的特点总结为两点：一是按各户资产情况轮流差充，二是不能领取薪俸。他认为，元代差役广义上可指杂泛差役，狭义上特指职役，包括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库子六种。公使人因不轮差，故不符合上述差役的标准。
不过，“差役”一词在元代实有另一义，即广义的“役”。元代文献常见“当役”或“应当差役”，如至元二十一年中书省针对大量北方汉人徙居江南，下令“取勘上项户计元籍州县村坊、见住去处、根脚应当是何差役”。此处“差役”显然非杂泛差役，而是广义上由人户的从属关系产生的相应义务，大数目里户计与诸王位下及投下户计，各有其差发，驱口则当“本使差役”。具体役类取决于户计类型，如民户有民役，军户有军役，站户有站役，在户籍册中体现为“应当×户差役”，“当差”、“当役”是元代诸色户计制度的基本特征。从此角度看，诸色户计制度不仅是户籍制度，亦是独特的用役方式，王毓铨称之为“户役”。应当某种户役的人户固定为世袭役户，其中民户以外的户计主要是承担专项役，公使人户正是这样一种户计。
除差公使虽为户役，却呈现胥吏化特征。关于宋代雇役法推行后役人的胥吏化，黄宗羲曾论述道：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
考诸史实，王安石变法后多数差役改为雇役，此后虽在差、雇间反复变动，但州县役基本维持雇募制。南宋“差募之法并用”，州县役人乃至乡役中的乡书手等，都出现专业化、胥吏化特征，甚至形成役户世袭垄断的局面。此历史演变轨迹在元代公使人制度中延续，具体表现有二：一是职能专业化。公使人深度参与衙门日常运作，专业性虽不及职掌案牍的吏员，但仍需通晓公文流程与基层实务。延祐年间，元廷一度计划推行公使人轮差制，东昌等路提出异议，重要理由即公使人“身役虽微，诚为紧用”，新佥者“俱系农民，不谙刑狱”，难以胜任。二是身份固定化。公使人的专业职能属性，决定从政务高效运转考量，需保障其任职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元廷将公使人固定为一种户计，应与此密切相关。在户役制下，公使人久役不迁、世代相袭，呈现任职长期化和身份固定化特征。
郑介夫指出，相比站、匠、金、灶等重难户计，弓手、祗候、曳剌、禁子等户役“甚优闲，无费于己，又可肥家”。南宋乡户对投身公门的热衷延续至元代，大量游手好闲者甚至富户投充公使人，以致泛滥。大德二年，河南行省参政朱清指出：“游手好闲的人，于诸衙门官人每根底，投作总领、面前、祗候人。江南更多有，一个司县官，百十个人家根着的也有。”江西永丰县，祗候多达四五百人。浙江龙泉县，“皂隶不可胜数，执梃者林立于公署，承符者棋布于田间”。这些即所谓“出额冒居”者。
概言之，元代公使人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差充方式差异显著，身份呈现复杂面向。同时，无论雇募制还是户役制，公使人皆有胥吏化特征，陈高华敏锐地将其视作“专门职业”。“役”与“吏”的二重性，是公使人的重要身份特点，深刻影响其与官员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
三、公使之弊中的治理之困
公使人以无偿（或近乎无偿）的形式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元代国家得以较低成本维持基层治理的日常运作，将统治触角延伸至地方社会。同时公使人种种恶行又广受诟病，“起灭词讼，说事过钱，取受科敛，赌博钱物，不公不法，非止一端”。最突出者有两弊，一为把持，二为追摄，凸显公使人与官员以及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也反映基层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一）把持之弊：公使人与官员的冲突与共生
陆九渊曾注意到南宋之“公人世界”，宋元之际的刘埙慨叹，若陆氏亲睹当时实情，“恐又非二书足以尽其情状也！”在陆、刘所指的“公人世界”中，公使人扮演关键角色。一些新就任的官员，常被告知“厶衙祗候人厶，勤谨至甚，公私可托”，往往被对方利诱挟持，官员“稍吞钓饵”，则“权尽出于皂隶，事弗由于官长。一任之间，言出是听”，乃至“间谍官府，把持公事，以曲为直，以是为非”。公使人还常与吏人共同把持地方政务，如前引永丰县案例，祗候四五百人分隶各官，贴书一二百人分据各吏，刑狱科差悉出其手。
公使人身为役者，并无制度性权力，政治与社会地位远低于官员。益津县尹张英嗜酒而暴虐，公使人符首领等被其酒后殴打，只得逃离躲避，可见二者地位悬殊。然而尽管公使人在官方权力结构中依附于官员，其实际操控政务确有制度性成因。
首先，元代公使人专事一官，虽“未尝定其厶户永充厶官祗应”，现实中却常依附特定官员，形成私人纽带，得以分享甚至攫取部分官员权力。郑介夫指出，祗候、曳剌“分入各官门下，视同私人，任以腹心，公行关节，倚借气势，骗胁吏民”。公使人作为官员“所亲之人”影响其决策，“为人弥缝私罪，则何求不得，何请不遂”。
其次，公使人虽不谙律令案牍，却身处政务运转关键环节，既是政令最终执行者，也是信息传递中枢。官员通过公使人获得基层信息，民众也通过公使人与官府接触。此等位置使之得以垄断信息、阻隔官民，所谓“皂隶横，而上下之情隔”，从而左右官员决策。
再次，公使人与官员主客之势。元代职官实行迁转制度，且任职要回避籍贯。大德七年后，路府州县司吏也实行避籍迁转。然而公使人作为本地人，在雇役或户役制下久役不迁，甚至世代供役。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真正长期盘踞衙门的是贴书、公使人等。外来官员难察“民情之幽隐”，公使人却“谙练乎民俗之情伪，惯尝乎官长之巧拙”，无疑加剧二者的信息失衡。公使人更与吏员勾结，结纳地方豪强为党羽。由于达鲁花赤迁转不严格，任职较久，公使人往往与其结成心腹，“与新任官员中间间谍不和，凡有事务，沮坏不能得行”。
面对公使人把持政务，官员自有应对之策。如张养浩建议，牧民官应严格限制与皂隶之徒接触，风宪官则须对书吏、公使人等“设法以禁之，威武以临之”，稍违犯即施鞭朴，使其“精锐消沮，威福不张于外”。赵偕在《治县权宜》中主张官员应做到“喜闻过”、“任忠直”、“稽于众”、“用知识”，同时严格限制公使人自由出入厅堂吏房。然而，这不仅对官员个人能力要求颇高，还意味在政务运作的诸多环节都要事必躬亲，对于肩负狱讼、赋税等重任的地方官员并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把持官府”的叙事虽强调官员与公使人的对立，实则双方更多是共生关系，常勾结牟利。王恽弹劾的大兴县与大都右巡院违法休和案件，均涉及祗候人与官吏共同受贿。公使人常“轮为社头，通同庙祝”，买通官吏获得批文后大举祈赛，沿街敛掠，“直使户户出钱而后已”。官员也普遍纵容胥吏陋规。元代衙门陋规名目繁多，祗候侍立问事，有衙番钱、就唤钱、行杖钱；禁子看守监狱，则有直监钱、烧纸钱、好看钱、递饭钱。官员对此心知肚明却鲜加禁止。
更有甚者，公使人的许多恶行本身就是受官员指使。审讯时，官员常令祗候、禁子等严刑拷打，致囚犯重伤甚至死亡。运输官物时，则令祗候强征船只，致客船稀少、物价腾贵。袁州路官员甚至差祗候预追职田租，“以致所佃职田民户多有逃亡”。江东道宣慰副使李公弼受贿，反诬“我的祗候要了来”。公使人恶名昭彰，多因官员纵容或主使。
公使人把持之弊，与其长期任职直接相关。公使人“久年久役，根据实深，专事一官，胶固愈甚，害民蠹政，弊出多端”。为革除此弊，元廷曾多次调整。大德七年，在定司吏避籍迁转之制时，一并革除久占衙门的公使人，禁止其“再入公廨，随逐各官”。然此举虽裁撤冗员，却未改变“专事一官、久役不迁”的根本制度。延祐二年，针对“久占祗候之弊”，江南行台先规定廉访司公使人“季一调换”，后推广至路府州县，由首领官“每季一标拨，轮换当役”。元廷一度拟全面替换现役公使人，推行三年轮差制。但如前文所述，东昌等路很快提出异议。最终规定本次替换后，“三年役满不作过犯者，依旧存设”，轮差制遂成空文。官方虽称废止轮差是为防止“乡村细民皆为皂隶，起灭词讼，紊乱官府”，但地方官府对公使人熟谙政务的需求，亦不可忽视。类似的是，至元十三年腹里司吏实行迁调，旋因吏员案牍生疏、“不知首尾”而废止。
元代公使人的把持之弊，深刻揭示了其与官员既共生又冲突的政治生态。三年一迁的流官需要熟悉衙务、了解地方的公使人作为政令执行关键力量，形成官赖为治、役倚为权的互依关系。然而两者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常使官员被公使人操纵，导致权力实质转移，成为胥吏政治重要一环。对元代统治者来说，公使人专事一官、久役不迁蕴含着不容忽视的治理风险。但对地方官员来说，日益繁重的行政压力急需具备专业素养的辅助人员，轮差的乡户难以胜任。公使人轮差制度的制定与调整，正是国家治理风险考量与地方实际行政需求持续互动与博弈的体现。
（二）追摄之扰：公使人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
相对于流官，作为“土生之胥”的公使人与地方社会联系密切，其职责使其与地方民众互动频繁。对地方民众而言，他们眼中的官府主要就是日常接触的衙门吏役，而非坐堂理政的官员。史料显示，公使人在地方社会中的形象以负面居多。
一方面，公使人常与富民、豪霸乃至泼皮勾结，或受人请托在衙门打点关节，或共谋作奸犯科。杭州恶少、警迹人等与公吏结党不法，案发后祗候、面前人等常“受情调弄”，“嘱请脱放”。罗山一囚当受杖刑，其仇家贿赂禁子谎报其患病，趁机杀之。汴梁乐氏弟图谋兄产，逼寡嫂迁葬不成，反诬其匿尸，豪族为贱买田宅，竟伙同其弟买通狱卒杀嫂，以病死上报。更有被革除的弓手、祗候人，纠集无役军人、游民，持械以“捉逃军”、“验引”为名，拦截过往商客，强行夺骗财物。
另一方面，公使人下乡催督追摄时，常借机勒索扰民，为害甚烈。元代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总结的“十害箴”中，“泛滥追呼”与“吏辈下乡”即直指此弊。所谓“泛滥追呼”，指在词讼追证中随意拘捕牵连，借机勒索。一些案件涉案人员本不多，但因相互攀扯，常牵连数十人。官员疏于核查，任由公使人“据状悉追”。公使人“执判在手，引带恶少，吓取无已”，致使“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所谓“吏辈下乡”，指包括公使人在内的胥吏下乡扰民，主要场景是催督赋税。地方官府为完成“无问年岁丰歉，务要应期而足”的征税重任，往往派公使人等下乡催督。谢应芳曾在给奉使宣抚上书中言，时常州岁荒，官府却依然派人催税，“皂隶之徒，家至户到，呌嚣之声，鸡犬弗宁”。刘宣指出“今之为民害者，莫甚于遣人下乡”，而南方本土胥吏“凶险尤甚”，他们和弓手、寨兵、恶少相勾结，动辄锁拿乡民，“打逼钱物，乞取不满，枝蔓乡邻，往往破产”。
概言之，公使人在地方社会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地方豪霸的帮凶，二是乡里的恶差，尤以后者最为突出。公使人何以在地方社会多行不端？其自身素质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公使人身份的胥吏化，对其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影响。黄宗羲曾比较雇役制下的吏胥与差役：
盖吏胥之敢于为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乡民不敢致难；差役者，则知我之今岁致难于彼者，不能保彼之来岁不致难于我也。其二，一为官府之人，一为田野之人，既非同类，自不相顾。差役者，则侪辈尔汝，无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则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俩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长同勾当于官府，而乡民之于坊里长不以为甚害者，则差与雇之分也。
由黄宗羲所言可推知，公使人身份的胥吏化转变，使其从“田野之人”变为“官府之人”，依仗权势、疏离乡土，且熟稔衙务。职业化使其部分游离于地方社会约束之外，以衙门公人姿态行事，成为治理链条中“最黑暗、最腐败的一环”。尤其是那些超额滥设的公使人，他们“又没俸钱，又没田产，老小每穿的、吃的，都在百姓身上取有”，贪腐成为其制度性生存策略。江南地区公使人弊害尤甚，与其泛滥投充密切相关。
公使人下乡催督追摄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但对于公使人下乡后的行为，地方官府很难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基层矛盾滋生的土壤。地方官员的应对措施有二：一是对滥设以及不法公使人予以裁汰，选“良户子弟”，或令公使人户亲身当役。二是限制公使人下乡，将相关任务交由里胥和乡社完成，其实质是减少对地方社会的直接介入。然而由于轮差制无法施行，裁汰撤换只是少数官员的个人行为，里胥能否完全代替胥吏下乡也值得怀疑。抛开公使人本身的不法行为，追摄之扰其实是官府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一个侧面。
结 语
综上，元代公使人直接继承自金制，但在设置与承充等方面皆有变化，从而产生一些重要的身份特征：一是公与私的二重性。元代虽沿金制按照官府等级设置公使人，但不再给官员分配“执私家之役”的“从己人力”。公使人专事一官，又无唐律“从己”、“非从己”的限制，实际职责明显超出“从公家之事”的范畴，既履行公务职能，亦被官员私役。二是吏与役的二重性。元代公使人除中央机构及部分高层级地方官府实行雇募制，路以下机构主要由固定承役户差充，成为一种世袭户役。江南地区在实际用役中，又多实行雇募代役。在雇募与户役制下，公使人任职长期化、身份固定化，呈现胥吏化色彩。南宋乡户对投身公门的热衷依然延续，出现泛滥投充现象。
处于行政体系最边缘的公使人，在基层治理中呈现复杂面向。一方面，祗候、曳剌、禁子等公使人维持基层治理的日常运作。他们不仅随侍官长左右，还负责催督勾摄、递送文书、管理牢狱，直接面对民众处理公共事务。官府决策依赖公使人落地，民众也要通过他们才能和官府进行联系，使其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直接中介。另一方面，公使人群体又是基层治理矛盾滋生的重要来源。官员需要公使人执行政务，但易产生把持之弊。地方势力常与公使人合作牟利，下乡的公使人又与地方社会产生激烈冲突。公使人由“田野之人”转变为“官府之人”，与地方社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多有冲突。
把持之弊与追摄之扰的产生，不仅与公使人自身素质有关，更反映元代基层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官箴等文献中常提醒地方官员警惕公使人把持，然而二者实既冲突又共生。面对繁重的政务，专业化的公使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行政力量，轮差的乡户难以满足需求。国家权力通过吏役的日常实践嵌入社会，又因此引发官民之间的冲突。正式官僚体制外的公使人，是元代国家得以较低成本进行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但这些地位低微、待遇低下、前途暗淡的役人，比吏员更难以监督和约束，这并非元代独有的问题。从更深层来说，地方社会对公使人下乡的激烈反对，本身蕴含着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地方后所引发的抵触，由此，一些官员以里胥、耆老代替公使人，通过避免直接介入地方而减少矛盾。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私人雇佣的长随，则成为监督吏胥的“耳目”与“腹心”。
公使人制度是宋元明时期役制演进的缩影，内含深层历史线索。唐中期以后，色役由现役转为纳课，晚唐五代时期地方官府虽仍征派手力，但已是按资产差派、轮流性的差役，与唐前期按丁佥派的色役大不相同。宋初沿用差役法，从等第户中差充役人，熙宁中又行免役法。此后虽在差、雇间反复交替，州县役人基本是雇役。官府役人身份变化的基本趋势是身份制度消解、人身依附减轻以及徭役课税化。元代诸色户计制度的实施改变了上述趋势，构建起“全民当差服役秩序”，公使人也成为世袭户役。然而因南北方赋税制度差异，公使人户的佥充标准不一，江南地区实践中又多以公使人出钱雇人代役，进一步凸显南北方差异及制度与实践的距离。明代方志常见“祗禁户”记载，近年新发现的明代洪武初年试行黄册“带管外役人户图”中亦有“祗候”、“禁子”等户，显然是元代公使人户的延续。明代中期以后，祗候、禁子纳入均徭法编佥，并逐渐银纳化，重回中唐以后徭役课税化轨道。
（作者郑鹏，系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