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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系列观察之四】应妥善处理我国PPP制度设计存在的十大失误

【PPP系列观察之四】应妥善处理我国PPP制度设计存在的十大失误 中咨研究
20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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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章源自:开孟观察



文章源自:开孟观察



      我国2014年以来掀起大规模推广应用PPP模式的高潮,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争相发布大量PPP政策文件。由于PPP模式本身起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时,大量学习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在其借鉴吸收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大部分文件能够做到对国外应用PPP模式的经验和问题进行恰当的理解,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新应用。同时,我们发现,部分重要文件的制定缺乏基本的专业知识支撑,热衷于盲目引进新的术语和概念,但对其实质内涵不能进行恰当理解,或不能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对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造成重大危害。通过对中央政府层面相关重要文件的梳理,我们认为,通过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文件所推动的我国PPP制度体系设计,存在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01    

用“政府采购”统领全部PPP制度体系的构建

     

     我国从2014年开始掀起大规模推广应用PPP模式的热潮。吹响这场运动的冲锋号便是《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这个文件的政策导向对后来三年来我国PPP模式的发展方向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该文件开宗明义,强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这就给中国PPP的政策设计定了基调,即必须强化财政的主体责任,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确定项目操作流程,明确政府财政支付义务。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接下来出台的一系列政府文件,大都是按照76文明确的指导原则在操作层面的具体落实。《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112号)进一步明确,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等规定,采取竞争性采购方式,引入信誉好、有实力的运营商参与示范项目建设和运营”,即强调政府财政资金采购的主体责任。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财金〔2014〕113号)则明确,PPP项目应履行项目识别、准备、采购、执行、移交等操作流程,再次强调要按照政府财政资金采购公共服务的总体要求,规范中国特色的PPP项目操作流程。


     政府采购类PPP模式,在英国称为PFI,在法国称为CP。英国由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资建设领域的私有化程度很高,使得特许经营类PPP模式很少使用,绝大部分PPP项目都是PFI项目,因此英国习惯上将PPP和PFI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即英国所讲的PPP,就是指政府采购PFI模式,强调政府财政资金的支付责任,项目应纳入政府采购的操作流程进行规范化管理。


     我国在发起本轮推广应用PPP模式的运动中,将所有类型的PPP项目都视为政府采购类PPP项目,对PPP模式的另一种形态,即特许经营类PPP模式进行污名化宣传,希望用“政府采购”统领全部PPP制度体系的构建,其理论根源是片面性地学习借鉴英国PFI的相关经验。


     英国是采用政府付费型(政府采购型)PPP模式(即PFI模式)最充分的国家。但据英国基础设施局(IUK)提供的数据,PFI占英国整体公共部门投资的比例也仅有11%。即便是PFI,也仅是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众多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


     我国将所有类型PPP项目全部纳入政府采购的范畴,希望建立基于“政府采购”框架的PPP制度体系,强调财政的主体地位,不仅会造成概念混乱,而且将会使得政府的财政支付不堪重负。在实际应用中,不仅强调PPP模式本质上是政府采购,甚至进一步推定,具有政府采购性质的服务外包、委托运营、管理合同等模式,都视为PPP模式的具体应用方式。但是,这些服务外包等政府采购行为与BOT、DBFOT等项目运作模式存在很大差异。


     将所有类型的PPP项目均视为政府采购类PPP,均强调PPP“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并在各种制度文件中,都强调要从政府采购的角度出台各种规范性文件,包括都需要进行基于政府采购成本比较的PSC物有所值评价,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混乱,不利于PPP模式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客观上讲,政府采购类PPP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这种判断是客观准确的,但不能认为所有类型的PPP项目的实质都是政府购买服务。在2017年出台的《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号),则对PPP模式的政府购买服务属性进行了彻底否定,这种做法同样对我国事实上存在的多种类型并行存在的PPP模式健康发展造成伤害。


     87号文强调“严禁将铁路、公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以及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打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要求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为建设工程变相举债,不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不得以任何方式虚构或超越权限签订应付(收)账款合同帮助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融资”。这些规定事实上否定了76号文提出的“PPP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规定,但并没有明确前述文件已被废止。先后出台的相互矛盾的相关文件仍然同时在起作用,就会造成实务操作层面的困惑。



    02    

将PPP引导到社会投资人争夺各种具体业务


     引入PPP模式的核心述求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项原则在我国政府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均得到认可和强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线进行政策设计。我国PPP政策设计的一项重要主线,就是将PPP作为争夺各种具体业务的工具,引导有关各方采用各种手段拼抢PPP项目所带来的各种业务盛宴。


     《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对PPP进行了如下定义:PPP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这种对PPP概念的理解,政策导向非常明确,即通过PPP模式选择社会资本方的目的,是让其“承担PPP的相关具体工作”,如施工、设计等业务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由社会资本方负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即仍然强调采用PPP模式的目的是由社会资本方负责PPP项目的各种具体工作。


     在PPP项目的具体操作层面,这将引导到有关各方拼命地争夺各种PPP项目的相关业务,而不是比拼如何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比如,对于施工企业而言,其专长可能就仅是做好工程建设。但是施工企业为了获得施工任务,首先要成为专业的社会资本投资商,才有资格承接PPP项目的具体施工任务,并赚取施工利润。对于设计、运营、维护等工作也是如此。


     在这种政策引导下,PPP项目的对外招标,必然会要求社会资本方必须具备设计、施工、运营等具体能力。这种政策导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世界各国非常罕见。PPP模式成功运用的核心,是组建一个高质量的SPV。政府部门不是要选择具有承担各种具体业务的资格和能力的社会投资人,而是要选择一个高质量的SPV,确保社会投资人组建的SPC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SPV可以由社会资本方自己担任,或由社会资本方设立的项目公司担任,或社会资本方与政府部门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担任,也可以不是法人机构,而是一种合同安排,如合伙机构及信托合同的安排等。


      政府的任务是确保组建高质量的SPV,政府仅关注SPV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SPV或自身具有设计,建设,运营的能力,或者具有整合专业资源的能力,由其自主选择施工单位等,并对其选择承担后果。PPP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应由PPP项目的SPV负责,要明确责任主体,强调责权利关系清晰。SPV应具备整合各种优势资源,优化项目周期全过程资源配置的能力,体现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等特征。


      从法律逻辑关系上看,“社会资本方”充其量是PPP项目公司的一个股东。即便是PPP项目公司是一个全能公司,设计、建设、运营等具体业务无所不能,但开展这种业务的责任主体仍然是项目公司,而不是项目公司的股东-社会资本方。由于过度强调让社会资本方承担具体业务,使得通过SPV(特殊目的载体)整合各种专业资源,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等PPP模式的核心特征难以得到体现。


      PPP模式在本质上要求SPV要具体专业资源的整合能力,由SPV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负责,政府对SPV的组建方案的选择负责,但不应该过多插手SPV在项目层面的具体操作行为。政府部门应摆脱“业主” 心态,将相应职责转交给SPV,发挥PPP的机制重建及治理创新功能。


      我国的PPP政策文件由于对PPP的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按照这种错误的定义所出台的各种政策文件必然会受到错误政策导向的影响。必然,施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投资的目的,不是要组建高质量的SPV公司以便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甚至不是通过PPP项目的投资来获得合理回报,而是为了承揽具体的施工任务。这种政策导向必将从源头上对我国引入PPP模式产生严重误导。



    03    

将PPP作为躲避招标承揽具体业务的工具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将PPP的政策导向锁定为争夺各种PPP具体业务,这种政策诉求的真正实现,仍然受到其他部门相关政策文件的制约,其中最为突出的制约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各种限制。因此,有关部门必须通过部门规章等政策路径的设计,躲避招投标的相关规定制约。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2014〕215号),不仅再次强调了PPP的实质是政府采购,而且进一步规定“PPP项目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采购等”等五种具体方式。在PPP项目采购可以采用的五种方式中,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采购的竞争程度很低,成为绕开竞争性招标的突破口。


     《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进一步明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开展采购,再次强调PPP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这样,就可以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竞争程度较低,容易进行内部操作的采购方式,选择确定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


      根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PPP的理解,“选择社会资本方”的目的,是由社会资本方承担PPP的具体业务。但社会资本方承担具体业务是否需要再次招标,成为具体落实这项政策诉求所关注的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2011年国务院令 第613号  )第九条第(三)项规定,已经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的,可以不进行招标。这种合并招标的行为,简称“两标并一标”。


     但是,这种“两标并一标”的规定,仅适用于“特许经营项目”。我国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客观上是否定“特许经营”类PPP项目的存在的。由于有关部门反复强调PPP的本质是政府购买服务(87号文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彻底否定,2017年才出台),对于政府采购类PPP项目是否适用“招标投标法”对特许经营类PPP项目“两标并一标”的规定,同样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文)规定,“对于涉及工程建设、设备采购或服务外包的PPP项目,已经依据政府采购法选定社会资本合作方的,合作方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方可以不再进行招标”。这样,一方面强调PPP项目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同时在“两标并一标”的问题上可以认可采用“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参与PPP项目投资的社会资本方主要是施工企业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参与PPP项目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PPP项目的施工任务,或者是获得财务投资收益,主要关注如何拿到施工任务或融资服务任务。按照上述政策导向,PPP成为特定目标利益集团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获得PPP项目社会资本投资人的身份,并进而获得PPP项目的相关业务的执行权,躲避正常公开招标的一种手段,PPP在事实上成为承揽任务、分享盛宴的一种工具。上述相关文件的陆续发布,在实施层面打通了各种环节,使得对我国采用PPP模式的错误导向的具体实施扫清了各种政策障碍。



    04    

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和全面实施PPP模式 


     在本轮推广应用PPP模式的过程中,在政策体系的设计层面出现了对PPP模式盲目崇拜的现象。《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文)提出要探索开展两个“强制”PPP试点。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各地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在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


     《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的通知》(财建[2017]455号),则进一步要求对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以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全面实施PPP模式,中国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当属唯一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先例。


      基础设施项目运作可以采用多种模式,但PPP仅是众多方式之一。通过PPP模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发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自的优势,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对于公共部门自身能够高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或者通过完全市场化方式能够解决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领域,没有必要采取PPP模式。


      建设项目采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诉求不同。为满足社会资本的回报要求,当地政府必须进行让利,必须满足通过所引入的社会资本的各种诉求。社会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就是当地政府运作拟建项目所付出的代价。PPP项目的融资成本要高于当地的财政资金融资成本,也高于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平台公司的贷款融资成本。PPP项目融资成本较高,代价较大。PPP追求全寿命周期成本效率最优,且有其他诉求。从国外情况看,2011年英国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中PPP投资占比为15%,2015年为11%。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等欧洲国家在3%-5%,奥地利、匈牙利、瑞典、瑞士等国甚至为零。


      2014年欧洲仅有13个国家使用过PPP模式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领域的建设,所有的这些国家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共82宗,累计总融资规模为187亿欧元,且主要是交通项目。我国从乡级政府到中央政府,拟开展PPP模式的项目竟高达数千甚至上万项,是典型的中国特色PPP大跃进。


      认为只要实行市场化改革,只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领域的投资建设,必然要采用PPP模式,这种认知显然不符合PPP模式的真实内涵。借PPP之名进行新一轮变相操作,大量采用PPP模式必将进一步加剧地方债务压力,损害当地可持续发展,助长投机心理,并带来严重危害。


      PPP项目操作复杂,参与主体众多,对参与各方提出的要求很高,这种特点决定了PPP不应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项目运作模式。有效推行PPP模式,政府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及条件,合理界定PPP模式的使用范围,不应以政府的行政权力强制或全面实施PPP模式,或者推行超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PPP创新融资模式,盲目扩大PPP模式的应用范围,从而给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



    05    

强调地方政府与其所属平台公司

可以采用PPP模式进行合作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规定,要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号)第二条规定,本指南所称社会资本是指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境内外企业法人,但不包括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这些规定明确了地方政府所属平台公司不得以PPP的名义与当地政府合作,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2号)则规定,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根据国办发〔2015〕42号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和其所属平台公司以PPP的名义进行合作,使得国发〔2014〕43号文所提出的剥离平台公司融资功能的改革规定形同虚设,并与财金〔2014〕113号的规定相矛盾,使得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各种限制性规定均在PPP名义的灵活操作下得以彻底突破。


      我国的PPP不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主要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合作。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资建设领域,规模较大且技术复杂的项目当前主要由我国各级各类国有企业来承担。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人才队伍也主要集中于各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PPP应用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非国有类型各类企业作为PPP模式社会资本投资主体的比例应逐步上升,从而使得我国的PPP逐步接近于国际上所普遍理解的公私合作模式的内涵。但这种转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是,PPP模式的本质属性要求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双方地位独立,构建相互制衡、责任明晰、信息透明、监督有效的伙伴关系。PPP模式中的社会资本投资主体,一定要具有独立性,一定能够和当地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和博弈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担社会资本投资主体的企业,不应是当地政府的下属机构,也不是当地政府能够控制的事业单位、平台公司及其他附属机构,一定是能够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一种社会力量,以体现其打破垄断推动改革的功能。与政府合作的社会资本,必须是与当地政府不存在资本、股权、人事、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控制关系,必须是独立于当地政府的一种社会力量,这是遵循PPP理念不能放弃的一个底线。



    06    

鼓励财政资金以社会资本的名义参与PPP运作


      国发〔2014〕43号文发布后,各级政府开始设立各种名目繁多的投资基金,这些基金以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参与当地PPP项目的运作,客观上提升了当地政府推动实施的PPP项目的可融资性。这类由当地政府主导的各类基金,在PPP项目运作中的性质如何定位,即是代表政府方,还是代表社会资本方,对中国PPP的性质定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2号)规定,中央财政出资引导设立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以提高PPP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说,政府出资设立的PPP基金,所代表的不是政府方,而是社会资本方。在中央层面对这类基金性质的定位,对地方各级政府发起成立的各类基金的性质定位具有示范和指标性引导作用。


      中央财政设立PPP专项投资基金参与PPP项目运作,有国际经验可寻,如英国的政府PPP基金,用于PPP项目投资,从而催生出英国的PFI升级版,即PF2的产生。财政资金出资设立的PPP基金,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视为社会资本方(私营资本方),其目的一定是代表社会公众,维护公共利益,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如果作为社会资本(私营资本)参与PPP项目,必然面临公共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矛盾纠纷及厉害权衡问题。

我国各级政府主导设立的PPP融资支持基金,一方面由政府财政出资,当然要代表政府方的利益,主要体现为享受政府方赋予的各种特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自然就要代表社会资本方的利益,实际上代表的是基金管理机构的集团利益。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框架下,同时代表双方,如何进行合作,面临很大的考验。


      在实际操作层面,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基金运营集团既不代表政府方,也不代表社会资本方,其追求的仅是基金管理机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使用纳税人的资金为其自身谋取利益,本质上是损害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利用政府背景的实力,必然对其他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损害社会资本方的利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灵活利用其双重身份,要求固定回报,实施明股实债及地方政府财政保障兜底回报等操作。


      国办发〔2015〕42号文对PPP融资支持基金性质的定位,由于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使得这类基金很难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并对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产生危害。这种类型的PPP模式操作所鼓励的公-公合作,即政府与自己合作,利用基金的双重身份滥用财政资金,必然导致追求基金管理机构的自身利益,损害的却是公共利益。 



    07    

以可用性付费的名义变相实施加长版BT模式


     本轮大规模推广应用PPP模式的运动式浪潮中,引入了一些新概念,如“可用性付费”,引用者在没有真正理解其概念的确切内涵及其应用的具体环境条件的情况下,将其应用到我国的PPP制度体系之中。翻译成中文后,再按照中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各取所需的演绎性解读,成为各利益相关集团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抓手,损害了PPP模式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BT原本属于国际通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组织实施模式,但由于我国的特殊体制环境导致滥用,后因其不符合PPP的长期合作理念,在PPP大跃进时代被冷落。《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财金[2015]57号)规定,对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的项目,通过保底承诺、回购安排等方式进行变相融资的项目,财政部将不予受理。实际上出现了对BT项目的封杀。


      但客观上,对于需要财政资金履行支付义务且无运营或弱运营的公共项目,BT模式是一种有效的项目组织实施模式。为了迎合有关部门的政策要求,在PPP项目的实际操作层面,人们被迫打造出大量的BTO项目,但其本质是加长版的BT项目,其运营“O”仅仅属于点缀,和传统的BT项目运作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号)规定,政府付费主要依据设施可用性、产品和服务使用量和质量等要素,采取可用性付费(Availability Payment)、使用量付费(Usage Payment)和绩效付费(Performance Payment)方式。


      事实上,可用性付费所体现的就应该是绩效付费。可用性所体现的应该是项目运行绩效的可实现性。我国在实际操作层面,则将PPP项目的可用性付费与运营绩效脱钩,本质上是以“可用性付费”的名义对PPP项目的工程建设成本进行提前回收,从而设计成拉长版的BT模式。将可用性理解为工程建设是否完工,在付费机制上就会形成鼓励浪费的局面,即无论项目建设用掉多少投资,都要由政府财政资金买单,从而倒逼政府财政资金对工程建设投资及其回报进行兜底,而且还是对固定回报进行兜底。


      对可用性付费的本来含义应该进行这样理解:一方面,这种付费方式仅适用于政府采购类PPP项目中,不适用于特许经营类PPP项目;另一方面,对于PFI模式下的基于绩效的可用性付费,是根据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付费,从而引导追求项目周期全过程的各种要素优化配置,要求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追求PPP项目运营绩效指标的实现,而不是引导到由政府财政资金对施工利润进行兜底和买单。 



    08    

以可行性补贴的名义导致财政资金大量无节制投入 


      “可行性缺口补助”是近几年推广应用PPP模式引入的又一个新概念。我国过去20多年实施的特许经营PPP模式,没有采用这个概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号)规定,PPP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和政府付费等三种回报机制。根据政策文件的有关规定,可行性缺口补助是指使用者付费不足以满足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成本回收和合理回报,而由政府以财政补贴、股本投入、优惠贷款和其他优惠政策的形式,给予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的经济补助。


      可行性缺口补助被认为是引进的国际通行的VGF(Viability Gap Funding)概念。从英文含义看,Viability的意思是“生存能力”,而不是“可行性”(Feasibility),Funding的意思是“融资”,而不是补助(Subsidy),VGF直译的意思应该是“生存性缺口融资”,而不是可行性缺口补助(Feasibility Gap Subsidy)。


      将VGF理解成中文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在我国已经形成严重误导,导致大量财政资金无节制地补贴到各类不具有可行性的PPP项目中。生存性缺口融资(VGF)的导向是市场化运作,即尽可能不投入或少投入财政资金,即便是需要政府支持,也主要是优惠政策支持,以便PPP项目具有市场生存能力,鼓励建立基于市场化的回报机制。 


     我国强调所有类型PPP项目的本质都是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就意味着财政资金兜底。将VGF理解为可行性缺口补助,就是强调所有类型的PPP项目都需要财政资金兜底,按照一定的收益率反算为了保证社会资本投资能够得到合理回报,政府财政资金需要补贴的金额,本质上是以政府采购类PPP项目的思路来理解本来应该建立基于市场化回报机制的PPP项目。


     由于有可行性缺口补助垫底,由财政资金保障项目财务可行性,使得原本不可行的项目,在采用PPP模式之后都变得可行,政府未来若干年必须付出巨大的财政补贴代价。对于需要VGF的项目,本来不应该是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兜底进行理解,而是强调要增强项目市场生存能力,SPV要承担市场需求和经营风险,要将PPP项目推向市场,而不是在政策导向方面引导到依靠财政资金进行补助。


      可行性缺口补助,是中国PPP专家对特许经营类PPP项目的错误理解,政府有关部门由于抵制特许经营类PPP项目,将所有类型的PPP项目都理解为政府采购类PPP项目,从而导致对国际引入概念的错误解读被采纳,本质上是自己造出的一个新概念,和可用性付费一样,目的都是尽可能多地诱导财政资金投入,而且每个项目都还能通过“可批性”的两评论证,即所谓的“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从而使得财政资金的滥用有了专业技术层面的背书和支持。



    09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制度难以规避财政支出风险


     PPP项目的实施将使地方政府产生各种支付责任,因此涉及到财务可承担性论证(FAA)的问题。规避财政支付风险,是世界各国推动PPP模式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通过政府部门建立PPP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评估制度,通过审查单个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的方式来防控财政支付风险,我国是绝无仅有的国家。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要求“通过论证”的项目才可以采用PPP模式,并在编制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时,将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纳入预算统筹安排。《指引》要求针对具体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工作,并要求每年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这种论证及红线控制方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控制住未来财政支出风险。


     PPP项目财政支出占总预算的比例指标,仅具有统计意义,国外不将其作为对具体项目是否应该采用PPP模式进行控制的指标。如果将PPP支出比例作为评价财政支付风险的控制性指标,在实际计算中,采用的是财政支出数额,在一些落后地区财政支出与实际收入存在很大差别,难以反映真实的财政收入状况及支付能力;针对单个项目进行论证,与整体规划割裂,难以反映战略统筹的作用;在计算口径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处理,尤其是对基金预算的不同理解,导致指标计算缺乏约束力;指标的计算是分析未来情况,数据指标的预测有很大的灵活性,导致计算结果难以体现客观科学。


     规模PPP项目的财务支付风险,主要是政府部门要树立真正的公共理财意识,加强政府公共投资的战略规划及投资计划管理。通过建立政府部门中长期预算体系及动态调控机制,采取具体措施切实防控未来财政支付风险。 



    10    

部门分工混乱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体系


     我国引入特许经营BOT模式已达20多年,无论是原国家计委推广应用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模式,还是原建设部推动实施市政建设特许经营模式,都没有出现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等问题。2014年我国发起新一轮PPP热潮,强调PPP的本质是政府购买服务,应纳入政府采购的框架体系,强调财政部门是PPP项目的唯一牵头协调管理部门,引发财政、发改等部门的相互协调出现问题。国务院2016年7月7日常务会议决定分别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分别牵头负责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PPP项目,但部门分工协调问题并没有解决。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切实做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1744号)提出,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能源、交通、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市政等七个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文)则提出,财政部门应牵头负责能源、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15个公共服务领域的PPP项目,完全覆盖国家发展改革委划定的7个传统基础设施领域。 


     作为此项改革的两大主导部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PPP项目实施的目标导向、操作理念、适用法律、运作流程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财政部门认为PPP属于政府采购行为,其应适用政府采购法,国家发展改革委PPP项目除政府采购类之外,还应包括特许经营类,应适用于招投标流程。


     各部委间政策协调不够,没有充分形成改革合力,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政府在PPP项目具体执行上的混乱。地方政府推动PPP项目的牵头部门也不明确,有的地方由财政部门牵头,有的由发改部门牵头,有的则由两者联合牵头。由于协调不够,财政与发改系统各自建立PPP项目库,有的地方,如福建、山东、湖北、青海更是各自建立省市县三级项目库。重复建库,既浪费行政资源,又增加PPP项目的识别成本和管理难度。


     国务院2016年7月7日常务会议确定的部门分工,最终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使得九龙治水之困愈发明显,政出多门的问题没能解决,部委之间相互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及社会资本投资方在实际操作层面无所适从,使得通过引入PPP模式推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诉求没能得到体现。


     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发展改革部门还是财政部门,都应该负责全部领域的PPP项目,具体分工应按照各自职能予以确定。国家发展改革部门作为国家投资主管部门,应负责全部基础设施领域PPP投资政策制定、规划协调、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项目稽查等工作;财政部门作为国家财政主管部门,对于所有类型的PPP项目,只要涉及到财政资金的支付,均应从财政资金管理的角度做好监管工作。各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我国PPP事业健康发展。



     综上,我国PPP制度设计造成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无知者无畏”,缺乏对专业知识的敬畏及应有尊重所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权力部门行使权力过于任性,缺乏追责及处罚机制所造成的。同时,也不排除个别专家或咨询机构发挥“专业托”的诱导作用,追求局部商业利益所造成的。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领域,政府部门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各种政策文件往往对基层相关部门能够产生很大的约束力。目标导向出现错误的政府文件,必将误导PPP项目的具体实施活动。应本着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对已经出台的各种政策文件及时进行清理,尽可能地规避不合适宜的政策文件对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可能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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