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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 中咨研究
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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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圆桌讨论之一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圆桌讨论纪实之一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秘书处


2018年11月3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二十五届(2018年)学术年会暨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议在新疆大厦隆重举办。作为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同日在新疆大厦1号楼小礼堂成功举办“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成立大会暨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研讨主题是“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路径及政策选择”。



投融资分会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的统一领导下,依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工作。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李开孟担任投融资分会理事长,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成彬和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PPP基金)投资总监范永芳担任投融资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投融资咨询处处长罗桂连担任投融资分会秘书长。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包括四位嘉宾主旨发言和三场圆桌讨论,其中三场圆桌讨论的题目分别是: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业服务于基础设施补短板的路径及政策选择。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副理事长徐成彬博士主持了第一场圆桌讨论,讨论嘉宾包括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宏能、北京清控伟仕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世坚、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执行总经理李孟渝、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程发彬、厦门天和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庆阳、浙江深度求索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中松。嘉宾围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主要讨论了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与创新方式、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存在的主要障碍与问题、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政策建议等内容。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副理事长徐成彬博士主持“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圆桌讨论)


徐成彬: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回归初心


徐成彬副理事长作为圆桌讨论的主持人,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并分析了在投融资领域的应用前景。技术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早期的定义是“技术问题的经济效果”。技术经济学可以分为传统的技术经济学和基于创新的技术经济学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经济学,主要研究项目评价、可行性研究论证等投资决策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和参数》、《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的发布,以及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执行,全国工程建设领域掀起了技术经济学习热潮。很多高校技术经济专业毕业生都是“香饽饽”,投入到工程咨询、金融投行等行业,并逐渐成为单位骨干和行业大咖。第二大类是基于创新理论的宏观技术经济学,主要关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等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熊皮特创新理论传入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得到了重视和发展,技术经济学研究逐渐转向宏观层面,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技术经济专业的专家学者热衷于该领域研究,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


徐成彬副理事长认为,新一轮PPP热潮,催生了投融资研究热,也客观上促进了技术经济学回归本源并转型升级。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我国投资项目管理领域引入核准制,对于企业投资的核准类项目,投资主管部门主要基于项目的外部性、公共利益和宏观影响进行核准,而不再批复包含项目投融资和财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鉴于项目“可批性”需要,过去一直被重视的项目建设技术经济论证日渐放松,在理论方法研究方面也相对衰落了。但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政府债务问题的突显,2014年以来PPP模式得到了大力推广应用,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技术经济分析迎来了“第二春”。因为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实施方案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技术经济论证必须科学合理地回答项目投资回报问题,这就要求项目可行性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可批,更要真正有可实施性,具有可融资性。由于基础设施首先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在经济上的显著特征是排他性、非竞争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社会资本而言,特别是民营资本,逐利是它的本质要求,也是原始动力,投资回报和投资风险是社会资本首先关心的首要问题。因此,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与社会资本的逐利性的关系。


今天盼望已久的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在大家共同支持下终于成立了。今天投融资分会组织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不局限于PPP模式,而是涉及投融资体制变革、理论方法创新和实践探索总结的广泛话题。第一场圆桌会议讨论主题是“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邀请的6位嘉宾都是行业资深的专家,希望大家紧扣主题展开讨论。


陈宏能:深化技术经济研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效率短板领域


陈宏能:围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这个题目,我想分享两个主要方面的看法。


一是社会资本要有投向。近期部分地方在部分基础设施领域的PPP实施正在关闭,比如一些政府付费项目不再纳入 PPP 的范畴,民营企业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实际上,可以借助技术经济工具,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开启一些投资空间。


具体谈一谈物有所值论证。现在的物有所值基本流于过程,形式大于实质,缺乏针对性的论证比较方案。举一个例子,对于某一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在 A 城市,由平台公司采用传统模式建设是物有所值的;而在 B 城市,则引入社会资本是物有所值的。国家101 号文提及补短板的 9 个领域,指明了投资的走向往哪儿走。个人理解这里还隐含一点,更要投向传统模式下的管理短板和效率短板领域。这就需要深化物有所值评价,实际上也是通过深化技术经济论证工作,研究扩大社会资本尤其是民企进入空间的可能性,为社会资本进入尽量创造良好条件。


希望投融资分会针对物有所值论证,组织和衔接相关方面开展实证性研究。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系统性开展物有所值实证研究的条件。一方面,入库项目逾 8000 个,在引入社会资本数量质量上、在PPP 项目方案上都有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发改和财政部门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建设模式的数据。现阶段进行实证研究很有意义。通过研究可能发现不同地区在相关基础设施方面的实际管理特点和水平,总结研究相关问题,从而理清和研究弥补相关效率短板、管理短板和能力短板的思路,也为实力社会资本进入相关地区相关基础设施领域拓展相应空间。


二是社会资本进得来、稳得住。进得来是前期论证阶段的重点,稳得住是实施阶段的重点。引入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是有相应的项目可研、成型的项目设计方案。具体引入社会资本的方案,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很多项目在与社会资本沟通、谈判时比较困难,这里有多方面原因,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政府方和咨询机构是否愿意共同努力,把一个项目的融资方案做实,做得公正、公平、全面。举个例子,除了招标竞价外,合同里约定的调价公式问题涉及政企双方敏感利益。不同调价公式带来的收益率有所区别,隐含的风险影响也不同,可能造成投资人对进入项目有所顾虑,或运营期间出现问题。如果招标文件写得清楚,将有效地降低后期的沟通成本。


这一部分内容也与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的专业定位联系得非常紧密,建议分会组织相关的研究和探讨。我抛砖引玉,谢谢大家!


程发彬:碧水源PPP实践体会与两项投融资建议


程发彬:我主要谈一个感受,两个建议。


碧水源从2009年就采取公私合营的商业模式(当时不叫PPP模式)开拓市场,推广自主创新开发具有国际领先核心竞争力的膜技术与设备,一直高速增长。


2015年生态环保领域项目,采纳PPP投资模式成为了行业主流,碧水源也获得了长足的规模化发展;但在2018年年初相关政策及融资形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PPP模式出现了大起到大落的转变,碧水源的市场开拓及项目融资建设工作也受到宏观形势的较大影响,但总体上控制风险做得不错,实现了可控的软着陆。2015年碧水源中标约200亿,2016年约320亿,2017年超过500亿,2018年截至10月底中标近300亿,项目质量比往年明显提高。项目落地率,即正式开工建设的比率达到35%至40%,项目融资到位率基本达到30%。相对其他同行,碧水源为什么做得比较好?一方面,国开行国开金融是碧水源的股东,2015增资投了大概近55亿的资本金;另一方面,碧水源本身有一定实力,公司上市募资约25亿,公司整体实力较强。在大规模做PPP之前,碧水源作为环保高科技制造的轻资产公司,在海水淡化、民用净水、市政、工业污水等领域应用的膜产品核心技术设备输送出去,从最初只做乙方到现在做甲方,也做乙方。今年整体融资形势不好,我们作为民营经济体坚持到现在,并在未来将继续推进由现在的混合所有制的民营控股公司,力争打造与央企互补合作混合所有制的升级版,力争在2019年取得突破。


说到感受,实际也是公司发展的现状感言。碧水源在2014~2015年利润是8~10亿元,市值高达800亿。2017年公司利润达到23亿,但市值目前却不足300亿。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心里落差非常大。因为公司挣钱,但不值钱。


我们做PPP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融资难。在发达地区,如深圳、上海和北京的项目,银行及金融机构很支持项目公司融资;但在欠发达地区,虽然地方政府也亟需用PPP模式推进项目落地、促进发展地方经济,就算母公司同意进行担保,融资也很困难。碧水源做的PPP项目绝大多数是以运营为主,使用者付费项目,现金流较好,但这样的项目即便资本金到位、技术也很先进,融资依旧是难题。我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和国家鼓励推进PPP发展的节奏没有能够完全匹配,这是有一点遗憾的。


今天提两点建议:


第一,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深度参与PPP项目的融资与运营全生命周期过程。对于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方式、模式、深度、灵活度等,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关于资本金穿透等问题,建议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希望未来的《PPP条例》能够反映不同方面的合理诉求。


第二,在欠发达地区,针对精准扶贫、生态环保等政府购买服务类PPP项目,能够考虑参照国家开发银行对于棚户区改造的模式给予政策性融资支持。此外,呼吁从事PPP项目咨询的公司及行业投资公司,应实事求是地分析项目可融资性、可落地性,不应过分“包装”,也不可过分“求大求全”。


蒋中松: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障碍与建议


蒋中松:我结合自己做项目的实践体会,谈一谈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采用PPP模式遇到的问题、障碍和相关的建议。


一是PPP模式推广以来存在定位动态化的问题。《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文件,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后,我们对于PPP定位的认识非常清晰,认为PPP是投融资模式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提高质量效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近一、两年,大家发现这样一个定位似乎有调整,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资本以及金融机构参与基础设施领域的稳定预期,对PPP模式的推广产生了负面影响。


经济是有周期、有波动的,每年经济的热点和难点都不一样,但对PPP模式的定位一定要有 “战略定力”。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更要坚持、坚守和坚信,才能让这个行业有长远的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文件对于PPP的定位,在稳定预期方面会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


二是,PPP模式依法合规存在区域化问题。目前PPP模式依法合规有一个较明显的问题——依法合规区域化。同样行业的项目,可能在浙江合规,在安徽不合规。同一类型的项目,同样的做法,可能在浙江可行,在陕西不可行。依法合规的不确定性、不清晰性,其区域化特征以及区域内部政策的非延续性特征等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信心,给项目落地带来较大困扰。我认为,依法合规应该是标准化的,应该是统一、规范、透明的。


三是,PPP模式的形象被污名化的问题。最近大家可能看了一些新闻,讲PPP模式拖垮了某某公司。今天参会的都是投融资专家,大家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比如:财务报表、企业现金流、企业利润等角度专业分析,不应该将企业盲目扩张和经营决策的失误变成PPP模式的缺点。有的公司打着PPP的旗帜,搞庞氏骗局,这和PPP模式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对于一个搞庞氏骗局的人,时代出现什么他利用什么,与PPP模式无关。在这些问题上,投融资分会可以发挥专业作用,从专业角度做出解释说明,有利于拨乱反正、以正视听。PPP模式健康良好的形象不能污名化。


四是,PPP项目前期存在超速化的现象。传统的投资项目可研,审批相对容易,但客观上为赶进度项目可研等前期工作的质量有待提高,例如项目规模和投资估算等。某些领域落地的PPP项目,做到一半需要调整可研和概算。此外,还可能出现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协议额度用完,需要找金融机构再重谈增加融资额度。这时社会资本很被动,增加的管理成本、财务成本、时间成本都非常大。现在为政府做PPP项目,我们建议不仅是拿到一个批文,而是对项目的规模、标准、工艺等前期成果组织充分的评审,政府方要提高前期工作质量。


五是,PPP执行茫然化。某些PPP合同签订了,项目公司组建了,董事会也有了,政府方派去的董事却不知道如何做好董事,不清楚董事会的作用。这涉及对《公司法》、PPP合同相关规定的理解,也涉及地方政府“到位不越位”的职责边界。政府需要既履职,又不能事无巨细地干涉社会资本方。再如联合体中标的社会资本,其他股东注册资本都到账了,但某个股东的注册资本迟迟不到账。这时候会发现《公司法》、《合同法》、PPP合同,都很难找到明确清晰的处置办法。即使政府和已经出资的社会资本想劝退这名股东,但由于建设期原则上不允许变更股东,他“不退有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来讲,一个投资人不履行投资责任,PPP合同和融资协议履行就大打折扣。投融资分会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上加强这方面指导,并推动研究这些热点问题。


傅庆阳:建立中国PPP知识框架体系意义重大


傅庆阳:各位好,我讨论的主题是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存在的主要障碍和问题,包括障碍体系、市场壁垒、法律政策配套不够完善,政策风险以及政府信用风险、社会资本投资经营权益难以有效保证,融资市场受到限制、以及社会资本退出渠道不畅等。今天没有足够时间全面展开这几个方面问题,主要提两个动议或倡议。


记得2015年初特许经营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李开孟主任指出,不管是PPP项目还是什么项目,首先必须要具备可行性,我们也很主张。这点在PPP模式推进初始阶段,社会上曾经出现一些不一致的声音。很多PPP项目前期策划避开可行性研究,导致近几年来形成的项目很多,但较大比例项目存在早期盲目推进问题。云贵川以及两湖等省区,我们曾经否决了不少项目。某些政府自己都觉得项目不可行,还让社会资本来参与,这本身就不对。有些地方财政财力有限,而且项目又没有直接收益,没有融资能力,即使各方面再怎么包装也是不可行的。某些旅游项目、特色小镇,甚至一些没有直接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我们曾经都予以否决了。


我今天提出两个动议。


第一,建立中国PPP知识框架体系。建议由中咨公司牵头。这个体系着力研究PPP的精髓和原理。在座的专家可能非常清楚,但是对于地市级、县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包括城投公司,对PPP能够掌握透彻的非常少。这个体系主要是服务于基层,有利于基层的实施机构、投资人等正确认识PPP。这个知识体系的建立非常重要,相当于“宪章”,属于框架性的体系。记得2007年,中咨公司着手建立了一套中国工程咨询理论方法体系,形成了中咨研究系列丛书。这套知识体系非常好,我们做前期研究的年轻人如果把这套丛书融汇贯通,工作就不会有偏差。


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指导下的中国招标投标协会,9年前也曾经建立了招标师职业资格体系。虽然现在招标师取消了,但是这个知识体系大家都称赞有嘉。我们认为,从事招标采购,无论是政府官员、监管人员,或者投标人、供应商,或者咨询机构,如果掌握了这个体系,从业一般不会有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PPP包罗万象,涉及到各行各业,内容非常宽泛,怎么可能有一个体系把我们手脚都束缚?对于在座的专家,可以在各个模块、各个领域里深挖。但这个体系是对基层服务的,这个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推广PPP,有利于固本固基。基层的相关人员理解清楚了,项目自然可以顺利推进。


在项目管理领域也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如美国项目管理学会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Guide to PMBOK),这套知识体系迄今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知识体系是指导性、框架性的,主要反映原理和精神,掌握了本质就好。


因此,建议由中咨公司组织,联合个别高校编纂主持,在座的专家可以分模块共同合作建立一个知识体系。这是我提出的动议,今天参会人员包括发改委、技术经济学会、工程咨询公司的专家,这个动议就是希望有机构或有人来担当主导。


第二,建立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关于绩效评价,目前不管什么类型的项目,哪怕最成熟的垃圾、污水行业典型的PPP项目,绩效评价几乎都不是那么“完善”,执行维护起来很不容易,总有中间地带。比如,因为政府方的原因,可能垃圾收集不完整或者不全,导致处理量不够;或者污水排污不达标,如何扣费?国内目前绩效体系比较散,前期、中期和后期分割、不完整,不成系统。尽管某些项目做得相对较好,但是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将信将疑,绩效评价没有权威性。目前有些咨询机构深入研究绩效评价体系,但不具有号召性。如果由技术经济学会,或者由中咨公司这样的机构来主导,建立一个框架性的“宪章”,联合发布框架性的指导文件,对于各个地方的实施更有指导性的意义,更具有权威性。各个地方政府、各个领域可以再深化细化。尽快研究并建立PPP项目绩效考评体系或者绩效评估体系非常重要,建议作为知识框架体系中的一个模块。


李孟渝: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应以产权政策为基础,以社会的边际成本和社会的边际效益相等为目标


李孟渝:各位同仁,我主要从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与创新方式入手,简述个人观点,以及对后期政策的浅显看法。


先说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需要注意两个层面的差异。


第一个层面,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的不同。


关于政府投资的特点。作为国民收入的第三部门,政府投资可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凯恩斯理论主张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张功能财政,目前通过财政手段保证经济稳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政府投资的特点就是投资量较大且投资速度较快,可以在某一个点爆发式集中大量的投资,并通过投资乘数在较短时期内达到稳定经济的作用。所以政府投资的特点就像大火炒菜,主要目的是通过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关于社会资本投资的特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社会资本投资的初衷和原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要求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因此社会资本投资像小火慢炖,逐步实现。现在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一些项目特别是到年底的时候,由于政府投资指标的压力,政府部门便催促社会资本方必须赶快投钱。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之间的功能混淆了。让社会资本投资承担政府投资的功能和绩效,达到快速带动经济发展目的,这是不符合理论,也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二者的目的并不一致。所以,我建议政府部门首先要真正理解在国民经济中政府和社会资本两个部门产生投资效益的不同,不能把政府的职能强加到社会投资方身上,也就是功能不能错位。


第二个层面,各类社会资本的不同。


社会资本从实体属性上表现为国有、民营以及混合所有制,这是现在普遍认可的一种划分方式,从资本属性上表现为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以及混合资本,但我个人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应不带有意识形态,只要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资本就是社会资本。由于基础设施可分为经营性、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所以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有九种组合,如国有资本可以投经营性、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但归根结底由于资本属性的不同决定了各类社会资本投资类别的不同。国有资本只要在国资委规定的投资范围内,可以投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项目,有运营能力的国有企业也可以投资经营性项目;民营资本则更注重投资于经营性项目,同时适度参与准经营性的项目。由于资本属性不同,项目投资特征也有所区别,不同社会资本根据自身资本属性决定投资的范围和底线,如,国务院国资委规定了央企投资底线;民营企业从市场角度分析项目收益目标。这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特点,但也反映出没有充分调动所有社会资本的参与度。


关于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创新方式,也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评价体系创新。


基础设施的本质是具有生产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而具有正向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一般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达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从而无法满足社会所需要的数量和水平。古典经济学说得很清楚,解决外部性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使社会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边际收益。


所以,我们的经济评价体系是否应该有一些创新?物有所值是从国外引入的,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感觉它在技术层面相对狭隘,只是比较了“1”和“2”的问题,比较了政府投资和PPP投资模式之间的个体经济性差异,但并没有去比较“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别,从而在定价上缺乏激励,如果我们做不到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便没有人真正愿意投资基础设施这种公共物品。


如果能够把工程经济与宏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结合起来,独创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覆盖现行的物有所值评价体系,突破社会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成本的分析方法,包括社会资本收益、绩效考核水平等,我觉得可能将更适合我们国情。但是,这个评价体系肯定相对复杂,因为物有所值评价体系是比较微观的,而采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分析方法相对宏观,必须找到恰当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做好。我觉得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咨公司的带领下,能够去思考这样一种创新的评价体系。


第二个层面,制度创新。


我们需要了解国内、国外在项目执行环境上的根本区别,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事物的成长环境。PPP引入国内需要考虑执行环境的差异,简单的说就有几处关键不同点,一是土地所有权,国外大多数国家的土地是私有制,而国内土地是公有制;二是财政、税收体系不同。由于制度体系不同,纯粹的概念引入实际不好操作。基础设施投资最关键的问题是产权问题,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科斯定律提到的。如果不明确产权,公共设施难以做好,提供的效率也一定不高。因此建议在未来的PPP立法或PPP条例制定过程中,重点关注政策层面的产权清晰,否则社会效率难以提升。


最后总结一句话:一切微观上的创新必须以产权政策为基础,以社会的边际成本和社会的边际效益相等为目标,才能创新政府补贴的方式,创新绩效考核的方法,创新金融支持体系。


刘世坚: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逻辑与核心问题


刘世坚:近几年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及咨询机构等对PPP领域的概念和逻辑理解有所进步,但仍有较大偏差。我想强调一个概念,基础设施投融资应该有多种模式。近几年把过多的注意力和压力放在PPP上,是PPP遭受较大挫折的原因之一。今天,我讲三点问题。


一是要认清基础设施的基本逻辑。西方很重视逻辑问题,顺着逻辑去思考,做事才会顺。


第一层逻辑,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或准公益性,因此需要政府兜底或社会兜底,而不是靠基础设施自身去赚钱、可行性付费。如果偏离这个逻辑,一味强调可行性付费,强调收益覆盖成本、赚取利润,那就不是基础设施项目。


第二层逻辑,所有成功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定有强大的外部效应。如果项目失败了,则没有外部效应或可能产生负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决定了其回收机制不是仅靠市场赚取利润,而是依靠溢价回收机制,也就是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个内部化不仅取决于坐地铁买票的乘客、买水的消费者,而是要扩大使用者的识别和变现范围。所有受到外部效应辐射的人群和机构、实体都应该是使用者,都应该付费。这个机制需要通过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机制建立。


第三层逻辑,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为了获得真正的股权融资,需要边界清晰地让渡一部分权利和义务。只有实现有条件、有限制、有期限的权利和义务的完全让渡或不完全让渡,才能够获得股权的融资。让渡边界必须清晰,不能是表面的让渡,也不能在让渡几年后破坏原有的合同约定,否则获得的股权融资也一定是不稳定的。


第四层逻辑,很多基础设施项目有一定商业性,或可通过捆绑其他资源(如土地资源等)被赋予一定商业性,从而获取银行或其他方面的债权融资。


我原来做律师,与投资人、咨询机构交流较多,与基层同志交流较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基层官员、基层投资人对于这些概念和逻辑的理解是混乱的,没有形成共识。建议一定要梳理清楚上述四个逻辑。


二是提炼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核心问题。识别、提炼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核心问题,是首先搞清楚我们投资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要采取什么模式。在想清楚解决什么问题前,谈模式都是空谈。我认为核心问题不是因为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或者保GDP,所以要去推PPP项目,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基础设施项目的核心问题是解决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以及特别关键的落脚点——如何收回投资。否则,这是一个无底洞,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承受基础设施投融资停滞带来的后果。


三是围绕基本逻辑制定政策。不论中央还是地方政策都要围绕这个逻辑以及核心问题去制定。中央要不要立法?怎么立法?什么时候立法?主要取决于大环境,看看上述逻辑顺不顺,取得的共识多不多。原来我特别推崇PPP立法,现在我的观念有一点转变,我觉得当前立法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国投融资等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摆动幅度不能很大,否则会使大家很惶惑。地方政策也不可因项目而异,需要根据中央顶层设计做好地方制度建设,以保持地方政策的延续性。此外,地方政府应持续做好政府官员能力建设,这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


为了探索能力建设、溢价回收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我们目前正在对TOD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XOD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溢价回收机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研究,但是这项研究很难。物有所值、实施方案比较微观,不是技术经济学会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建议学会把真正的发力点作用在解决核心问题上,也建议各位PPP的参与者、同仁们共同努力研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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