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业服务于基础设施补短板的路径及政策选择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圆桌讨论纪实之三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秘书处
2018年11月3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二十五届(2018年)学术年会暨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议在新疆大厦隆重举办。作为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于2018年11月3日在新疆大厦1号楼小礼堂成功举办“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成立大会暨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研讨主题是“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路径及政策选择”。
投融资分会是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的统一领导下,依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工作。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李开孟担任投融资分会理事长,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成彬和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PPP基金)投资总监范永芳担任投融资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投融资咨询处处长罗桂连担任投融资分会秘书长。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成立大会暨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全体合影)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包括四位嘉宾主旨发言和三场圆桌讨论,其中三场圆桌讨论的题目分别是: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实现路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业服务于基础设施补短板的路径及政策选择。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投融资咨询处处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秘书长罗桂连主持了第三场圆桌讨论,讨论主题是“金融业服务于基础设施补短板的路径及政策选择”,讨论嘉宾包括:海通并购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杜锦根,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方事业部董事总经理罗鸣,中建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浩,通号嘉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峰,浙大网新建设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许敏慧、建银工程咨询公司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尹昱。各位嘉宾主要讨论了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项目补短板的创新方式及实现路径、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补短板存在的主要障碍与问题、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补短板的政策选择等话题。
(“金融业服务于基础设施补短板的路径及政策选择”圆桌讨论)
罗桂连: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补短板,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基础设施项目与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与产业项目存在实质性区别,要求金融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性金融服务。本场圆桌讨论,我们邀请6位在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一起来讨论这方面的话题。首先,请来自海通证券的杜锦根博士发言,我2004年就和杜博士合作,作为西宁市政府的顾问,实施了包括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在内的三个重大项目的BOT咨询工作。
杜锦根: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创新方式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比较单一,资金来源不足,成为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服务的主要短板。总体上,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资金巨大,银行贷款是主要资金来源。但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慢且水平低,使得市场化的资本追逐的热度有限。随着特许经营期限的到期、节假日不收费制度的实施,资本对基础设施的热度,受热点领域产业投资的冲击,显得后继乏力。一方面有政府投入受财力限制的因素,另一方面有金融服务创新不足的因素。近年,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比较活跃,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的创新尤显不足。除商业银行外,各类投资基金对PPP项目的关注度不够。在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补短板方面,我觉得需要多管齐下,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吸引长线资金。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基金作为载体,引导其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二是盘活有收费的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发行不同期限的ABS产品,满足不同投资期限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需求。
三是发行长期债券。多发行中长期票据,企业债券应当滚动发行。
四是发展投资基金。鼓励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产业资本联合设立十至二十年期的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吸引民营资本参与投资。
五是拓展资金来源。建议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在降准时,允许一部分头寸用于商行开发贷的周转,或注入投资基金。
六是提高项目综合收益。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辅助设施,如冲电桩、商业配套、绿化、广告等收益性项目,作为投资收益补偿注入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提高其投资收益。
目前各地政府在推出纾困基金,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探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证券公司在与政府合作方面,有积极性,特别是,证券公司联合地方政府,响应中国证监会要求,设立开发、并购、产业整合基金,作为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一方面扩大了证券公司管理资金规模,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财政支出不足、对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投入资金欠缺的难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的设立,创造了联系会员与地方政府的新的沟通渠道。我们可以在中咨公司和分会的牵线搭桥中,为中国基础设施补短板的投融资方面,搭建一个规模在百亿甚至千亿的文化科创与城市发展的基金,为投融资分会在城镇化投融资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罗桂连:感谢杜博士的全面精彩的发言!第二位发言嘉宾是来自央企保险机构太平资产的罗鸣总,罗总长期在原保监会机关工作,最近几年已经推动保险资金投资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罗鸣: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挑战和建议
罗鸣:保险资金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其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好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保险机构非常希望加大配置的目标资产。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各种监管政策层层加码,险资另类投资产品设立比较困难,下半年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松绑,市场又恢复了一些活力,保险资金也加快了项目投放。
在险资对接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囿于保险资管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监管制约因素较多等,在项目推进中切实感受到行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和问题,我们也亟需“补短板”。
一是合作伙伴高度集中。准入门槛较高,主要合作伙伴还是一些大型的央企、省属国企,或者是地方的城投平台,与民企直接合作很少。近期,公司也积极响应中央有关精神,设立专项资管产品,以股或债的方式向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有优势但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二是风控手段还不健全。主要依靠强主体的担保增信,具体投资项目倒放在次要的位置。但在目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优质主体是不愿意出来担保的,因为其本身就面临着降负债的硬性考核要求。
三是交易结构缺少创新。从保险资管业协会注册的项目来看,交易结构基本上千篇一律,这是监管要求,同时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对于具体行业的运营管理,缺乏判断能力和实操经验,很少参与所投资项目的实际管理决策。
四是靠低水平的价格竞争抢项目。保险资金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面对优质的融资主体,要直接与银行、信托等投资机构激烈竞争。有时不得不牺牲一些收益,降低风控标准去抢项目。
五是对融资主体限制较多。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融资主体在监管上有着明确的要求,必须是直接项目方,或者是项目公司的控股股东。但实际情况中,很多是建筑施工方采取BT的模式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交易对手的限制使得施工方作为融资主体在合规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
六是增信措施过于严格。目前债权计划主要有三类增信方式,A类增信是银行出保函,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前两年还有。B类增信是由一些优质主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目前央企、国企也不太愿意担保。C类抵质押增信也面临一定的困难,保险资管公司不是由原银监会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机构,在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时还存在实际困难。免增信的标准很高,比如净资产要达到300亿,营收要500亿,一般央企也都很难达到。原保监会2017年也出台了一些文件积极支持险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关于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重大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就进一步放宽了免增信的条件门槛,但要求必须是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项目。但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很多项目的审批权限已经下放到地方发改委了,国家发改委直接批复的项目非常少。
针对上述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面临的难点,我们自身要强练内功、不断提升投资能力,也需要监管部门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及时调整、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予以支持,这里也提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融资工具和方式的创新。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产,一些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能够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符合资产证券化要求,通过资产证券化拓展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此外,建筑施工方普遍资产负债率较高,偿债压力较大,需要在负债端优化企业杠杆率,明股实债的方式已不适用,可尝试优先股或可续期债权计划等创新方式。
二是尽快建立项目资产的“非标转标”渠道。加快出台非标准化资产标准化的相关配套制度,目前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已实现在上海保交所中保登公司的登记发行,基本满足资管新规下对标准化产品的相关要求,下一步要着手提升产品流动性,增加对各类机构资金的吸引力。
三是分类施策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对于保险资金投资国家战略性工程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在投资比例、风险因子、偿付能力以及注册审批流程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赋予保险机构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罗桂连:感谢罗鸣总来自保险资金投资实践的全面思考,对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提出了很好的诊断和建议,引起我这位原监管干部的深刻反思,应当给专业管理机构更大的自主投资空间,监管机构不宜操心太多太细。下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建行的尹昱总,尹总长期在建设银行从事项目融资工作,20多年前就参与了国际上有名的山东日照BOT电厂的项目融资工作。
尹昱: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看待基础设施投融资问题
从宏观层面上看,不能静态地看目前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的收益。有家地方银行过去十年做的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最终没有一笔产生实质性损失。我们有时行驶在自己做贷款项目评估的高速公路上,都说当年测算的较高的车流量,当初自己都不相信。现在通车还没多少年,车流量就超过了当时的预期,这说明我们要动态的看待目前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项目,金融业要抓住基础设施补短板信贷投放的机遇,当然也要避免十年前那一轮一拥而上所带来的负面问题。
在微观层面上看,要具体看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项目,分类实施。某家银行在前几年做了几十条国高网高速公路,只有20%的项目现金流能打平。所以要非常审慎地评估每一个项目,要分类实施。
那些已经超过了适度超前建设的大型项目,项目本身盈利性不足,它的外部效益暂时只是稳投资。这一类需要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来解决,或者由人民银行再给几家政策性银行做PSL(抵押补充贷款),由政策性银行贷款支持。
商业银行则应当寻找那些长远来看能够覆盖本息的项目。对于这类项目,商业性银行要有创新的思维,第一不能像过去给融资平台贷款那样依靠政府信用,第二最好不要像给工业企业贷款那样要求担保抵押。
比起工业企业,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存在抵押难和担保难。工业企业在出让用地上盖了厂房、买了设备,这三样都可以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但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形成的是公共资产,不能用于抵押,并且项目用地往往是划拨用地,投资形成的建筑物和资产是地上附着物,也不能单独抵押。工业企业在当地常年有互保单位,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难以找到足额、有效的担保单位,存在担保难。但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其收费权。工业企业上海通用汽车工业公司年产几十万辆别克,没有一个机构把它包销了。可基础设施项目一般有包销商(Offtaker)。自来水厂生产的自来水,政府全买了且政府给你定价,所以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合同签好了,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只是这种收费权是有瑕疵的,它有赖于投资人和政府的双重履约。
所以融资创新的方向应根据项目本身的现金流,要做有限追索的项目融资。20多年前国内有的银行和国外银行合作,已经落地了一些电厂、自来水厂和热电厂项目,以及汽车、石化等工业项目,有了成熟的经验。今天,金融业支持在基础设施补短板中,应当发挥项目融资的作用。
罗桂连:感谢尹昱总对项目融资的专业介绍!下面请金浩总发言,金浩总长期在总部在上海的中建八局工作,在BT、特许经营、PPP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成功项目实操经验,现在中建股份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投融资工作。
金浩: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念、资产和措施
金浩:我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分享:一是理念,二是资产,三是措施。
理念方面,PPP各参与方,政府方、社会资本、金融方,包括咨询机构,需要建立“出表融资是PPP模式可持续发展重要条件”的理念。现在PPP项目落地比较慢,即便已经开工,很多项目资金也没有落实。资金没有落实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说没有资本金,也并不是说没有贷款额度。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基本都在做并表式的融资模式,即便是项目融资也因股东控股(控制权)而并表,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能解决问题的是要做非并表的融资模式,如果我们都做并表,显然社会资本最终的合并报表,负债率、带息负债额等都是撑不住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在明确中标社会资本向政府方承担最终责任的前提下,应该给予中标社会资本更多的项目公司层面筹资安排的自由度,包括股权比例的安排、借款方式等,通过市场的智慧来做成PPP项目的“非并表融资”。
资产方面,项目要融资,必须要建立在资产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PPP项目回报机制上形成的资产,分为无形资产或金融资产。除了具体商务条件,比如相应的收益率水平等,从资产角度看,目前还有一些需要引起重视和改进的因素会影响项目融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已经入财政部库的项目不稳定会引发整个项目资产回收的不确定性。如果面对的是一个资产回收不确定的项目,怎么去融资?2017年的92号文列了8种原因,我们难道就不能把这8种原因分类处理吗?非得等到入库以后再出来吗?应该严把入库关,除了可能在项目实施期间发生的应该清库的原因以外,其他既然入了库,已经中了标,就不应该再去回过头看,看这个项目前面的手续是否齐备,是否涉嫌政府的违规举债等。我们能够在入库以前认定的技术、专业问题,不应该再放到中了标以后的项目实施期再重新去判断,然后把项目清理出来,而引发清库后的一系列问题。
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用于统筹支付的问题。现在随着10%的额度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项目占用政府性基金预算作为财评额度。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比较含糊,如果用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未来政府的补贴(付费)是否一定要一一对应政府性基金预算?如果是的话,毫无疑问,这个项目未来的补贴来源不确定。面对这种不确定的资产怎么融资?建议后续可明确政府性基金预算未来只是作为来源之一,最终仍然是统筹用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来安排。否则的话,谁也不敢干这种项目。
措施方面,现在融资落地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担心政府未来履约有问题。从过去BT模式到现在PPP为主,本人在这个领域14-15年,从我做过的项目来说,政府基本还是诚信履约的。但目前大规模推进PPP项目过程中,对政府履约的担忧还是普遍存在,基于这种情况,建议可以探索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一个从地方政府层面,甚至是国家层面从上到下的政府履约保障基金。这个基金由地方财政和若干银行类金融机构做一个认缴的承诺,比如某地设立一百亿的规模。在整个PPP的运行期间,地方政府觉得今年可能要支付的社会资本补贴有压力了,会出现缺口。这个时候就发指令给基金,由基金把当期的社会资本收益权先受让过去。基金跟政府之间仍然要约定还款安排,比如说再约定两到三年。这样,地方财政就可以得到缓冲。另外,资管新规之后,大部分金融机构很难做长期的非标产品。如果做这种分阶段实际出资的基金,虽然承诺的是20年、30年,但是每一期所实施的产品期限很短,可以约定两年,也可以约定一年,这样的话,也能在当前的“资管新规”等政策环境下较为容易的实现向“合格投资者”的募资。
通过这个保障基金的安排,相比较预计波动的财政收入,该直观的保障基金可以大大提升底层资产的质量,提高PPP项目的可融资性。
罗桂连:感谢金浩总!刚才尹总和金总都提到了一个观点,从多年经验来看,政府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出路,不会主动违约。在目前困难的情况下,国内各类融资主体均出现了不少违约案例,最终看来信用最靠谱的还是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对于政府信用和基础设施项目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请张继峰总发言,他长期在金融机构工作,前年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PPP项目融金术:融资结构、模式与工具》。张总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管理公司,他在PPP最疯狂的时候写书,在最艰难的时候出来创业,他应该是看到了新的机会。
张继峰: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三个理念层次的问题
目前基础设施投融资面临一些困难,我个人认为,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更多的是理念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思考三个理念问题:
第一,基础设施的终极责任方是谁?
这个责任政府责无旁贷,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里面的终极责任方。如果认识不到的话,可能所有我们的投资、融资、政策走向,都会存在根本的偏差。的确,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长期合作,社会资本投资为主,但无论社会资本投多大金额多大比例,无论合作期限多长,最终的终极责任主体都是政府。如果认为社会资本是终极责任方,所有的责任、义务、风险都由社会资本来承担,政府想一撇干净,肯定是无法落地或即使能够落地也是不长久的。PPP只是基础设施的一种模式,还有很多其他种模式,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模式,最终的责任方应该是政府。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政策、一些项目、一些操作才能更加合理,更加接地气,才能真正落地和融资。
第二,基础设施投融资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基础设施投融资我认为应该遵循投融资的本质。从金融角度来看,投融资就是风险与收益的匹配。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是现在很多项目无法落地的根本原因。PPP项目里面,资金投不了真股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不到位:收益率偏低,资金无法做真股权。在金融市场里,资金像水一样流动,最终会流到金融市场的洼地,这个洼地就是全市场来看,收益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低。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按市场规律去走。PPP项目中,英国很多项目的回报率达到10%-20%,国内的项目4%-6%,回报率低于银行理财产品或信托,本身就已经背离了投融资的本质。
第三,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实际上跟政府债务是很深的关系,而政府债务现在来看,一个根源是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投资冲动及政府上项目的规划问题。地方政府一把手对于一个项目具有绝对的掌控权,很多地方政府好大喜功,上了很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奢侈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国内至少有30%的项目是无效投资,如果能把这些浪费的投资省下来,一方面可以节约很大的政府财力;另一方面,把省出来的钱的一部分(例如10%),用以提高项目的回报率,提高到资金市场能够接受的水平,很多项目就可以融资了。
罗桂连:前面很多专家都提到了理念的问题。思考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政府承担组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政治责任。因为政府承担政治责任,则无法与政府信用脱钩,没有地方政府的信用支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会更加困难,造成融资成本更高,最终还是增加政府债务和城市居民的付费压力。从目前来看,现在很多政策确实违背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希望大家多呼吁尽快纠偏。最后请许敏慧总发言,许总在浙大网新公司,在市场化最成熟的浙江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浙江的地方政府、专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于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作都非常熟悉,成就了国内数量最多的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项目。浙大网新在浙江做了很多成熟的项目,许总的公司完成了国家发改委第一批4个PPP资产证券化落地项目中的一单,许总今年还全程参加了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委托中咨公司组织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课题。
许敏慧: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到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前期很多企业因为资本金的筹措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其核心焦点在于金融业支持基础设施出现严重的资源性枯竭和流动性枯竭。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谈谈三点体会和想法。
一是基础设施投融资想要“活起来”,存量资产就需要“动起来”。这就需要盘活或尽早的释放原有的资本金,让资金尽可能的流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民营企业,本身自有资金的数量非常有限,央企体量非常庞大,自有资金也很多,但是它承担的任务也很多,所以它也更需要盘活存量资金。从2016年的年底,我记得非常清楚,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的2698号文件,可谓是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元年,但是总体上还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局面,2017年年初大家都积极性很高,委里面也推出了相应的示范项目,最终先后有几单产品已经落地了。在这个落地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今年,很多产品想发而发不出去。在产品发行的前期阶段,特别是资产证券化的产品,整体的利率水平比我们基础设施传统领域,特别是这些政策性银行及国有银行给到的资金成本,产生了明显的成本倒挂的现象。这是因为资产证券化本身就是金融业服务于基础设施的创新工作,因为是创新,所以就会在稳定性和成熟性上不如传统产品,相对来说,获得的资金收益或成本就会高于传统的金融工具,这就导致了在创新的工作当中会出现经济学当中的悖论,越创新成本越高,抑制了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品创新。
二是金融业服务基础设施要“长起来”。现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通常期限可能只有3到7年,但是在基础设施项目都是中长期项目。放眼基础设施综合的服务能力或平衡能力,应该放眼于至少30年的长周期来看它的综合经济效益,这样短周期的产品怎么样服务于长周期项目?更应该从保险资金支持这些长周期的产品当中,再做一些其他的金融创新,或者说金融上的补短板,这方面无论是对于央企还是民企,还是其他想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基础设施“募、投、管、退”这四个阶段要“统起来”。从开始到结束周期非常长,就需要社会资本方、投资人、中介机构都有一个长效的、综合的管理服务能力,特别是全面的投资风险管理能力。从募资阶段到投资阶段,到中间的投后管理阶段,到后期的退出阶段,因为长周期下来,仅仅从项目资料的搜集或者管理,包括整个项目的合规性判断来看,都要经历非常长的周期,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全流程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很多我们第一轮的示范项目当中,很多项目就因为在长时间的人事变化、办公地点变化、项目边界条件等变化当中,很多项目最终实现不了在资本市场上市的合规性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应该引入第三方管理机构,或者我们说的国外基础设施金融业监理工程师的角色,来服务于基础设施的长效管理。
罗桂连:感谢本轮圆桌的几位专家高水平的专业分享!已经晚上19:00了,今天的圆桌讨论到此结束!
最后请李开孟理事长对今天下午的会议做总结。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
李开孟理事长的总结发言
(李开孟理事长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成立大会暨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做总结)
今天我们整整用了五个小时的时间讨论基础设施投融资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仍然意犹未尽,台上近30位专家各抒己见,台下150多位同行认真听,认真记,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涉及到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得基础设施投融资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难题,解决起来要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复杂。我们成立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网络平台,来组织会员专家进行相互交流,促进互利合作。另外,我们也希望通过专家之间的交流与讨论,形成一些政策建议。
今年以来,由于PPP模式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投入了很大精力进行研究,委托中咨公司成立课题组,开展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制度设计的研究,中咨公司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到上海、浙江、江西、河南、湖北、贵州、新疆等中东西不同地区进行了广泛调研,现在正在形成研究报告。将来成果出来以后,我们也希望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为我国未来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还涉及到项目规划及决策审批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非常同意刚才专家们的观点,公共基础设施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就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参与主体,但是最终的责任,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如何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这里面有一些内在逻辑需要理顺,包括如何理解项目把关和简政放权等问题。比如,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中央政府不再审批了,把这些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省、市、县、乡级政府,一个县的投资主管部门能够决定上百亿的项目,这种放权到底行不行?如何完善项目审批制度,包括审批流程的优化、承诺制的改革等,是我们承担国家发改委委托研究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还有,为了确保决策科学化,必须合理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目前我们也在协助国家发改委研究制定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的起草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对于未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在这些方面,都迫切希望将来能够和各位专家进行交流。
今天,投融资分会已经正式成立,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组织和平台。中咨公司作为一家中央企业,我们一直在讲,央企要服务国家战略,履行央企使命,我们组织开展类似研讨,一直是中咨公司领导非常鼓励的,研究中心要发挥好这样角色。今天是一个开端,以后我们要加强合作。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专家简介
罗桂连,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投融资咨询处处长,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秘书长,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定向邀请专家,清华PPP研究中心特聘高级专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2000年以来一直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含PPP)领域从事实务、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主译《基础设施投资指南:投资策略、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与PPP》、《REITs分析与投资指南》等,还参加《PPP:从理论到实践》、《中国REITs操作手册》、《PPP与资产证券化》多部专业著作的编译。
杜锦根,管理学博士,现为海通并购基金的首席风险官,长期从事金融教学 和投资银行、并购投融资工作;1992年和1998年全日制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产业经济系,获得法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文凭。曾担任宝钢集团、上海汽车集团、淮南矿业集团以及西宁市、黄山市、宝鸡市和延安市政府等单位顾问工作。曾任央行下属上海金融高专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任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合作实施了西宁市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重大基础设施BOT项目咨询融资工作。牵头完成了上汽通用五菱重大汽车项目的策划工作。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理事。
罗鸣,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全国金融系统青联委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理事,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债权投资计划注册专家。曾先后在中国保监会、中国太平保险集团香港总部、太平资产管理公司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保险资金另类投资业务,包括基础设施(不动产)债权计划、股权投资计划、以及资产支持计划等项目投资,通过保险资金投资服务保险主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尹昱,现任建银工程咨询公司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财政部、国家发改委PPP双库专家。1995年与国外银行一起参与国内第一个中央部委直接参与的BOT项目-山东日照电厂的有限追索项目融资,完整地经历了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全程参与的山东中华电力项目融资项目1998年获得《欧洲货币》“年度最佳电力项目融资安排”、《项目融资》“年度最佳融资安排”。曾应邀在《欧洲货币》项目融资专题研讨会上做嘉宾演讲,译有《项目融资:自学手册》。
金浩,现任中建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家发展改革委PPP专家库专家,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理事,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专家讲师、厦门大学等PPP模式培训班讲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高级经济师,曾任职中建八局投资发展公司,从2004年至今从事建筑领域投资实务与研究,其主导参与的已建成及在施项目投资额累计超过1500亿元。2015年在《中国经济导报》发表了《政府主导PPP基金:定位为保障性基金对社会资本吸引力更大》文章。
张继峰,在读法学博士生,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金融专家,财政部PPP专家库财务(金融)专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专家,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理事,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家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专注于PPP投融资、地方政府融资、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拥有十余年金融、法律从业经验和高级管理经验,具备基金、证券、期货等从业资格,先后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四川省分行,先后担任建行某支行行长、某基金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通号嘉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PPP项目融金术:融资结构、模式与工具》一书。
许敏慧,现任浙大网新建投集团董事总经理,浙江省金融研究院PPP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投融资分会理事;民革浙江省委专委会委员、杭州市经济专委会委员;经济学硕士、工程管理学士。入选浙江省财政厅、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荣获优秀民革党员、政府优秀工作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先后供职于政府开发区规划建设部门、特大型央企、杭州G20峰会PPP项目公司担任主要领导岗位,全过程参与完成全国首批PPP资产证券化(庆春路过江隧道)的申报、发行,杭州G20一类应急项目(采用PPP模式)等一批重特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