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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杰 王琦 李扬 | 构建一次与二次资源双保障供给格局,筑牢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屏障

马淑杰 王琦 李扬 | 构建一次与二次资源双保障供给格局,筑牢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屏障 中咨研究
202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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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构建一次与二次资源协同供给体系,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及国际竞争优势。


构建一次与二次资源双保障供给格局,

筑牢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屏障


马淑杰 王琦 李扬

摘要:在全球资源竞争加剧与地缘政治风险叠加背景下,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和国家安全战略命脉。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产业发展关键支撑,但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资源安全保障压力持续加大,亟须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支撑产业需求。当前我国战略性金属矿产循环利用仍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存在基础数据不清、加工利用水平不高、海外资源循环通道不畅、内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突出短板。建议通过健全政策监管体系、构建全口径数据统计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动态管理体系、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优化进出口政策与海外布局、健全资源循环回收网络体系等系统性举措,加快构建一次资源与二次资源协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塑造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战略性矿产;二次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安全;城市矿产

一、国际资源竞争聚焦战略性金属矿产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东升西降”趋势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战略性矿产资源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作为支撑国防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要素,锂、镍、钴、稀土等关键矿产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是国民经济命脉所在。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全球关键矿产需求呈现指数级攀升态势。国际能源署(IEA)《2026年全球关键矿产展望》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70%以上的矿产资源需求由新能源产业拉动[1]资源供需矛盾与供应链安全风险持续加剧。



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呈现高度集中化特征。2024年全球前三大生产国市场份额较2020年提升4个百分点至86%,锂、钴、稀土等战略资源的生产和加工进一步向少数国家集中,供应链脆弱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一旦主要资源国发生政策调整、贸易限制或地缘冲突,全球重要矿产供应链将面临较大冲击[2]。


表1 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储量和产量集中度(CR3:排名前三的主体占总体的份额总和)

数据来源:引用自深企投产业研究院2024年公开资料[3]


随着战略性矿产资源战略属性的持续强化,地缘政治博弈与资源民族主义对全球矿产供应链的影响日趋明显[4]。在此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已从单纯的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产业、金融等多维度的深度博弈。2025年10月,中国商务部继限制两批稀土相关物项出口之后,进一步将稀土磁材制造、永磁电机设计及功能材料提纯等核心技术纳入出口管制清单,并对含有中国成分(0.1%以上)的境外稀土物项实施严格管控,明确禁止通过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任何形式转移。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超过1000种军事设备的关键矿产依赖于中国,美国对中国稀土存在严重的“非对称性”依赖[5]。战略性矿产资源已成为重塑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秩序的核心战略要素,其控制权争夺正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


面对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各主要经济体正加速构建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动态调整关键矿产清单强化战略储备。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关键矿产清单已由2018年的35种扩展至2026年的60种,新增铜、银、铀、硅等能源与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矿产。在资源获取层面,各主要经济体正在加快推动原生矿产资源联盟化布局[6]:2019年,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巴西、刚果(金)、阿根廷等国发起《能源资源治理倡议》,2022年,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日本等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2025年升级为涵盖欧美日澳加等国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深度推动矿产资源“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


表2 近年来各主要经济体发布的关键矿产清单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资源循环利用正成为破解供应链困局的关键路径。美国依托《国防生产法》强化稀土矿产加工和回收能力建设,构建一次资源与二次资源协同的供应体系,强化资源自主保障能力。2024年3月,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提出到2030年25%战略性关键原材料消费量来自回收利用的目标,德国《国家循环经济战略》进一步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2026年启动的“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CIRCUIT4EU”项目,通过跨国合作从电子废弃物中回收关键原材料,各主要经济体的一系列举措标志着资源循环利用正从环境治理手段升级为保障资源安全、增强产业链韧性、推动绿色转型的战略选择。


在原生矿产资源供给不确定性持续上升背景下,单纯依赖资源进口和原生矿开发已难以满足长期资源安全需求。推动废旧资源回收利用、构建稳定可靠的二次资源供给体系,正在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重要方向[7]。关键矿产循环利用的范式转变,不仅重塑着全球资源治理格局,更预示着未来国际竞争将深度嵌入资源再生体系创新与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新维度。


二、国内战略性矿产二次资源回收利用亟须加速推动


战略性矿产资源和关键材料是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国防建设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基础,其资源安全直接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全局。随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我国锂、镍、钴、稀土等战略性矿产消费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突破1600万辆,动力电池装机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形成对矿产资源的强劲需求牵引。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数据年份为2023年)

图1 我国部分战略性矿产资源应用领域情况


但总体来看,我国矿产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开采难度大,部分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匮乏且分布分散,资源安全供应面临严峻挑战。镍、钴、铬、铂族金属等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其中镍资源对外依存度达93%,钴资源超过98%,铬资源高达99%。在资源消费持续增长、资源约束趋紧以及国际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剧的多重压力下,构建以二次资源为核心的资源供给体系,已成为破解资源安全困局的战略选择。推动废旧资源循环利用、完善二次资源供给网络,不仅是缓解资源瓶颈的现实路径,更是提升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关键抓手。


数据来源:整理自深企投产业研究院2025年公开资料[8]

图2 我国部分战略性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和国际供应链风险叠加的双重压力,我国已将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创新性增设“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专章,首次将战略性矿产储备体系建设纳入法律制度框架。“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求构建覆盖风险监测、预警响应、应急保供的全链条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政策体系持续完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期间,国家多部门协同发力,先后出台了《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系统构建覆盖回收、利用、再制造等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政策体系。2021年,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废钢铁、废铜、废铝、废铅、废锌等9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4.5亿吨,2030年提升至5.1亿吨。《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实现主要资源产出率提升16%、大宗固废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突破8万亿元的三大核心指标。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轮驱动下,我国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11类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7亿吨,同比增长4.1%。其中废钢铁占比60.8%。主要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约2057万吨,同比增长7.4%,其中再生铜产量为485万吨,再生铝产量为1160万吨,再生铅产量为292万吨,再生锌产量为120万吨。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设备、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进入规模化退役期,新型战略性矿产废弃物资源量快速攀升:2025年风机设备退役金属量已达64万吨,预计2030年将达到700余万吨;全国算力中心标准机架总数超过1200万架,退役周期仅3-5年,蕴含锂、钴、镍、铜、铝、稀土等高价值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将成为未来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回收利用的核心增量。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仍处于提质增效关键阶段。2024年,我国废钢比20.9%,相比美国69.2%、欧盟59.2%、土耳其84.8%的废钢比有较大差距[9];再生铜/铝利用量分别为29%和18%,远低于美国47%/75%、欧洲55%/80%、日本45%/98%的水平。此外,我国在高端回收技术、精细化分选、高值化利用、国际资源获取以及动力电池、稀土永磁材料等新型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战略性矿产资源二次资源保障能力与国家资源安全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循环回收潜力巨大。此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相关研究,基于社会存量、产业发展、回收体系建设等因素,预测2035年战略性矿产资源回收对国内消费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铁、铝、铜等大宗金属回收利用将成为主要的资源供应来源;对于镍、铂族、铬、锌、钴、锂等高端制造关键矿产将随着工业产品的大量退役逐步释放;对于钒、钛、铼、镓等稀有稀散金属,将随着关键回收技术突破实现规模化利用。


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加速演进,我国对锂、镍、钴、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然而,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禀赋先天不足,锂、钴、镍等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叠加国际供应链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资源安全保障压力持续加剧。如何充分释放战略性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潜力,加快构建稳定可靠的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提升二次资源供给能力,已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方向[10]。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再生资源回收规模持续扩大,资源循环利用能力不断提升。但总体来看,我国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仍处于发展提升阶段,存在基础数据不清、加工利用水平不高、海外资源循环通道不畅、内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战略性矿产资源二次资源保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我国战略性矿产二次资源回收利用面临的主要短板


(一)基础情况掌握不清


一是矿产资源开发端基础数据匮乏。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基础数据统计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动态更新机制缺失,导致统计口径不统一、数据完整性不足、部门间信息壁垒突出,“家底不清”问题长期存在。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仍处于试行阶段,2017-2018年仅在7省(区)开展煤、铁、铜、金、铝土矿、稀土等9个矿种的试点工作;2023年扩大至10省(区),覆盖煤、铁、铜、钨、钼、金、萤石、石灰岩、钾盐、磷10个矿种。相较全国已查明的173种矿产资源,现有调查覆盖范围仍较有限,难以全面掌握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


二是产业台账不明。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信息统计缺乏统筹机制,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各自为政,数据口径不一致、信息失真现象普遍,难以构建可信度高的全国性产业数据库。相比之下,美国地质调查局每年发布《矿产商品摘要》,2026年版报告系统分析90余种矿产的全球供需、政策动态、生产贸易及技术发展。我国关键矿产信息统计仍存在数据分散、信息割裂等问题,难以准确支撑循环利用规划与产业政策制定[11]。


三是资源动态监测与预警能力不足。当前我国对国际上矿产资源储量变化、开发进度及供需风险缺乏统一监测体系,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及时捕捉资源流向与风险信号。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预警、风险评估与应急调控能力亟待提升,以应对地缘政治冲突、资源民族主义等外部冲击。


(二)加工利用水平不高


一是部分矿产综合利用效率低。我国矿产资源普遍呈现“贫、细、杂”特征,开发利用难度与日俱增[12]。重要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仅30%~50%,高效利用技术发展相对滞后,资源利用潜力未充分释放。同时,选矿、冶炼及加工环节损耗率较高,大量资源以尾矿、废渣及烟尘形式流失,未能有效进入循环利用体系。


二是部分矿产分离回收技术未突破。部分复杂多金属体系资源的二次选冶与深度分离技术尚未取得系统性突破,关键金属资源仍以“整体回收—低值利用”为主。我国虽在稀土生产加工领域国际领先,但日美等国正大力发展稀土分离回收技术,我国相关技术水平仍待提升,低品位复杂轻稀土、尾矿和排土场废料等“资源库”未有效利用。


三是部分再生产品高端应用能力不足。部分再生金属产品性能稳定性与一致性不足,应用领域集中于中低端市场。例如,再生钕铁硼磁体多用于扬声器等低端商用磁体,再生钨因杂质控制、粒度均匀性及耐用性不足,仍主要用于棒材、刀片等,高端应用受限。


四是加工过程高耗能、高排放问题突出。再生矿产资源加工虽具备替代原生矿、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潜力,但部分小型企业冶炼提取环节仍存在能耗较高、能源结构偏重、传统能源依赖较强等问题。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二次资源减排替代效应尚未充分释放,绿色低碳优势有待强化。


(三)海外资源循环通道不畅


一是海外一次资源进口受阻。我国锂矿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约为67%,资源自给能力严重不足[13]。受资源民族主义、地缘冲突等影响,海外资源供应安全压力加剧:美以伊冲突导致澳大利亚锂精矿对我国发运量同比下滑14.9%;2026年,非洲锂精矿供给增量从2.5万吨LCE(碳酸锂当量)下调至0.3万吨LCE,降幅达88%;2024年底莫桑比克国内动乱关闭导致邻国南非铬矿发运严重受阻;印尼镍矿出口限制、智利锂资源国家管控等政策持续收紧。在全球新能源产业竞争加剧背景下,欧美国家加快构建“关键矿产本土供应链体系”,推动资源供应链重构,使我国海外资源获取面临成本上升与渠道收缩双重压力。


二是国际加紧回收布局压缩我国海外二次资源进口空间。欧美国家推动含战略性矿产废弃产品本地化回收,新兴国家如印度(2024年再生铜、再生铝进口量全球第二、第三)、马来西亚、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积极发展二次资源集散和加工能力,挤压我海外二次资源进口空间。


三是再生原料进口标准严规模有限。我国再生原料进口政策标准相对滞后,出台不及时且标准整体偏严,可进口种类和具体产品标号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再生钢铁、再生铜及部分电池类中间品。再生钢铁、再生铜等时常出现国内外价格倒挂,抑制企业进口积极性。2025年我国再生钢铁进口27.33万吨(同比增长10.28%)[14],但较2023年53.32万吨仍大幅下降,进口资源对国内循环体系的补充作用有限,难以形成稳定规模化供给。


(四)国内资源循环体系不完善


一是非正规企业占比高,挤压合规企业运营空间。我国矿产循环利用龙头企业严重缺乏,行业集中度整体偏低。根据“企查查”平台数据,国内现存再生资源回收相关企业达103万家,其中58%的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大量未注册的个体户因不承担环保、合规成本,高价争抢低价售卖原料,导致正规回收拆解企业产能空置。以三元锂电池为例,非正规渠道报价比正规企业高出15%,2024年我国动力电池规范化回收率不足25%,大量废旧动力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


相比之下,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西姆斯金属(SIMS)、美国工商五金(CMC)、欧洲金属回收利用(EMR)等国际金属回收巨头,已构建了完善的区域性和跨国家回收和加工体系,我国企业全球布局与技术整合能力差距显著。


表3 欧美部分金属回收龙头企业基本信息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是回收网络体系不完善。作为循环利用产业原料供应的关键,“点站场”三级回收网络布局交叉严重,农村、郊区覆盖不足,原料收集困难。以废旧动力电池为例,截至2024年底,国内“白名单”企业总产能达423.3万吨/年,但实际回收量仅为65.4万吨,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不足15.5%,回收网点与退役量分布明显不匹配,亟须优化回收网点布局[15-16]。


三是回收与加工环节衔接不畅。当前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企业之间缺乏稳定协同机制,信息流、实物流衔接不畅。废钢、废有色金属等大宗再生资源回收仍以传统贸易商为主,与下游加工企业缺乏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资源供需匹配效率不高。居民端缺乏专门化、标识化交投场所,非正规回收商贩上门收购成为主要渠道。


(五)管理体系不完善


一是在回收环节监管难以覆盖。当前机动车报废回收相关规定仅要求“五大总成”,含铂族金属的三元催化器通常流入非正规渠道甚至走私日韩,个别地区缺失率达70%[17]。“小作坊式”企业成监管盲区。大量流动商贩经营活动隐蔽分散,无固定场所、无经营资质,废弃物流向不可控,易流向非法拆解作坊或走私渠道。


二是反向开票落实监管难。过去行业充斥开票平台经济,部分地区反向开票统计结果显示自然人供废占比畸高,远超行业实际用废量。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明确严禁通过税收洼地违规开票、无真实业务虚开发票,要求再生资源行业“四流一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反向开票在自然人身份核实、额度管理、票据时限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反向开票政策要求自然人出售者连续12个月累计销售额不得超过500万元,这意味着一个大型企业需管理数量庞大的自然人出售者,带来极高的合规运营成本。


三是共伴生矿开发利用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随着主矿产品位持续下降和选冶技术不断进步,低品位矿、共伴生矿正成为有价金属尤其是镓、锗、铟等稀散金属提取的重要来源,其综合回收价值日益凸显。然而,现行资源税法出于兼顾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的考虑,将共伴生矿减免税的具体决定权授权省级政府,但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认定技术规范和品位门槛标准,导致各省执行口径不一,企业在认定申报中面临证明材料要求高、跨区域标准冲突等问题,优惠政策落实存在执行层面的问题。同时,稀散金属回收工艺复杂、投资成本高,叠加税惠认定不确定性的影响,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对副产矿产综合回收的积极性。


四、有关政策建议


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中“循环经济助力降碳”工程建设,系统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矿产”加工利用能力,推动矿产资源废弃物向高值化、规范化利用转型,逐步形成一次资源与二次资源协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构建全口径数据统计机制


一是建立全产业链溯源平台。覆盖矿产进口或开采、加工运输、出口等环节,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全链条关键企业名录和产业图谱,实现数据实时更新与共享;二是推进资源产出率核算。在省级、城市、园区等层面启动矿产资源产出率初始核算,建立标准化统计体系。推动出口产品溯源信息与海关申报系统互联,提升数据透明度;三是强化地方能力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矿产资源统计监测制度,探索“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在资源追踪中的应用,提升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


(二)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一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聚焦复杂多金属矿选冶协同开发综合利用、稀贵稀散元素回收利用、再生金属保级利用、材料产品替代等共性技术,支持校企联合攻关。设立专项基金,推动关键装备国产化替代;二是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依托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等央企统筹国内外再生资源市场布局,建设战略性资源回收功能性平台,提升全产业链支撑托底能力;三是优化专业集聚模式。全面推动“城市矿产”基地提质升级,整合综合性基地与专业化基地资源,延伸二次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培育高附加值产品。


(三)优化进出口政策体系设计与海外布局


一是完善进口监管机制,扩大“先放后检”政策实施范围,简化二次资源进口审批流程。支持中资企业参与境外资源勘查开发,建立海外资源储备基地;二是完善再生金属原料标准体系和进口政策,鼓励企业布局海外回收站点和加工利用基地;三是强化出口管制与反走私。加强优势矿产资源和技术装备出口管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打击战略性矿产原料、产品及废弃物走私行为;四是提升国际治理能力。加强海外投资、国际规则突变风险评估及应对能力建设,持续加强国际矿产合作,积极推动风险管控模式从被动监测预警向主动塑造有利治理环境转型。


(四)加强回收网络体系建设


创新回收模式,推广“换新+回收”物流体系,支持耐用消费品企业建设逆向物流网络,规范报废汽车、废旧家电等高含矿产品回收渠道。强化企业协同,依托“城市矿产”基地,打造废旧金属回收与再生利用企业和用户合作的新模式,鼓励大型企业自建前端回收渠道,建立“总部+多基地”的布局。精准优化回收网络布局,对铂族、锰、铬、钨、钼、稀土等重点领域,建设区域性回收网络,覆盖开采、冶炼、消费至回收全链条。培育新兴回收业态,建设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试点,培育龙头骨干带动产业链升级。


(五)健全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


健全行业监管体系,构建网络、市场、财税、行业自律等集成型监管模式,加强“反向开票”交易监管。明确低品位、共伴生矿界定标准并鼓励开采利用。加快推进常态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建立,迅速推广试点经验。搭建关键矿产全产业链统计平台,特别是加强对消费端、回收端等数据统计薄弱环节的支持,提高矿产资源产品管理透明度和流通可追溯性。健全再生产品价格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扩大产品应用。



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与实施,我国有望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战略性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质变突破,为资源安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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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critical-minerals-outlook-2026.

[2] 杨丹辉.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J].经济纵横,2025,(3):14-30.

[3] 深企投产业研究院.我国战略性金属和关键矿产发展白皮书[R/OL].深企投官网,2024-12. 

https://www.sqtcf.cn/document-detail/did-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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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晓文.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国稀土供应链重塑[J].国际论坛,2026,28(3):3-23+155.

[6] 戴长征,毛闰铎.美日印澳四边关键矿产合作进展及其限度[J].现代国际关系,2026,(5):77-1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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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钢之家资讯部.全球2024年废钢消费量同比下降1%[R/OL].钢之家钢铁网,202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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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鞠建华,韩见,冯聪.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评估与发展路径[J].中国矿业,2024,33(6):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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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袁改革,马兴宇,王瑞洁,等.微细粒贫磁铁矿高效分选关键技术与研究进展[J].金属矿山,2026,(4):125-133.

[13] 孙焕泉,罗大清,方吉超,等.我国深部多类型矿产资源协同开采路径与方向[J].中国工程科学,2026,28(3):10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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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eigang.mysteel.com/a/26012116/33D6392A2472CC12.html.

[15] 祁晓玲.动力电池回收困局:产能都建对地方了吗?[EB/OL].中国工业新闻网,2025-12-02.

https://www.cinn.cn/qc/2025/12-02/q19pPVZk.html.

[16] 栗洋,刘妍慧.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关键矿产资源回收潜力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5,35(11):161-173.

[17] 法治长三角.【调查】报废燃油车的这个元器件神秘消失,背后是对贵金属的贪婪和重污染的担忧[EB/OL].腾讯网,2025-09-11.

https://news.qq.com/rain/a/20250911A05JTA00.


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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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杰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碳达峰碳中和协同推进中心)生态与循环经济处处长,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博士毕业,正高级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投资)。


■ 致力于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等政策研究、规划编制和评估论证。主持资源综合利用立法、国家“十五五”及“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战略性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潜力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施方案、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等政策和重大课题研究,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园区循环化改造、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等试点建设全过程管理,以及绿色低碳循环领域地方咨询项目。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30余篇,参编著作9部,荣获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中咨公司优秀成果奖30余项。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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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碳达峰碳中和协同推进中心)生态与循环经济处工程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毕业。


■ 主要从事资源循环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节能降碳等领域的政策研究、政策评估与规划咨询等工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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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碳达峰碳中和协同推进中心)生态与循环经济处高级工程师,副高级咨询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环境工程专业博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后。


■ 长期从事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管理、污染控制技术评价与研究、节能降碳等相关领域工作,目前在国内外发表期刊文章30余篇,授权专利10余项,曾获“环境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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