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大会全球塑料条约最终谈判会议(INC-5.2)结束后,European Bioplastics欧盟政策事务经理Julie Pieters接受了Packaging Insights专访。作为观察员参与谈判的Pieters指出,此次谈判结果未达预期,并就其对欧洲生物塑料行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谈判陷入僵局:关键议题共识难产
Pieters:开幕全体会议虽短暂营造了乐观氛围,各方曾达成共识认为应立即启动实质性谈判,但这种情绪迅速消退。自首次联络小组会议起,谈判便因程序争议和拖延战术陷入停滞。
高目标联盟与立场相近国家(主要是石油生产国)分歧巨大,且缺乏弥合方案。尽管外界寄望于美国和中国等国发挥桥梁作用,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目前,问题塑料产品(第3条)、供应机制(第6条)及财政团结机制(第11条)等核心议题仍远未达成共识。此外,此前在釜山已接近定稿的塑料产品设计条款(第5条)也被重新开启讨论,且充满待定内容。
尽管主席在周三提出新谈判基础,但高目标联盟无法接受。直至会议结束前24小时,谈判仍在进行,距离达成协议仍有诸多障碍需跨越。
协议前景不明:第五次会议或续开第三部分
Pieters:
Pieters强调,生物塑料是更广泛循环经济战略中的一项补充工具。在最后24小时的谈判中,财政团结机制等政治敏感议题虽有进展,但最终文本仍未获得共识。预计第五次会议将组织第三部分继续磋商,但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时间、地点及后续谈判的基础文本。
生物塑料的定位:循环经济的必要补充
支持纳入条约以实现双重目标
Pieters:欧洲生物塑料协会坚信,经认证的生物基、可生物降解及可堆肥塑料是实现减少塑料污染与气候中和两大目标不可或缺的互补工具。这些材料有助于推动循环生物经济,摆脱对化石基塑料的依赖,并在农业、餐饮包装等领域替代应用以降低碳排放。只要具备完善的认证体系和末端处理设施,生物塑料应被纳入全球条约,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性选择。
重点争取第5条区别对待
Pieters:关于塑料产品设计的第5条是最合适的切入点。生物塑料与传统塑料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生物基属性带来的低碳优势,以及可生物降解/可堆肥特性提供的更优末端处理方案。条约应对此予以区分,以便各国针对性地投资研发与市场推广。同时,我们也支持将其纳入塑料产品相关条款(原第3条),以替代高危害塑料。至于第2条中的回收定义,由于最终未明确包含有机回收,该点的实际意义已减弱。
并非减量与重复使用的替代品
Pieters:生物塑料不是废物减量、重复使用或禁令的替代品,而是循环经济战略的补充。有效的条约必须采取全生命周期视角,统筹立法、创新与基础设施。在减量或重复使用不可行的场景下,经认证的生物基及可堆肥材料能在满足严格可持续性标准的同时减少化石依赖,并可通过有机、机械或化学方式回收。
成本与基础设施:推广路径与挑战
成本趋同与针对性部署
Pieters:
Pieters表示,“有问题的”塑料产品、供应和融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生物基塑料不会也不应一夜之间取代所有化石基塑料。各国应在具有明确价值(如更低排放、更优报废处理、本地原料利用)的领域采用,并保持技术中立。随着产能扩大,成本正在趋同;若计入化石塑料的外部成本并取消低效补贴,真实价格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对于低收入国家,最现实的路径是在农业、食品接触或有机物回收系统等优先领域进行针对性部署,辅以发展融资、公共采购及性能安全标准。
优先建设有机回收基础设施
Pieters:鉴于许多国家缺乏回收设施,而有机回收基础设施的投资门槛远低于机械或先进回收,从建设有机回收设施入手是合乎逻辑的第一步,特别是考虑到生物废弃物通常占城市垃圾总量的40%至60%。实现循环经济最终需要健全的机械、化学和有机回收体系协同运作。我们倡导统一的标准认证、清晰的标识指引,以及强制单独收集生物废弃物的政策整合,同时呼吁对工业堆肥和厌氧消化设施进行定向投资激励,以确保全面规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