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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于8月14日在新加坡经济学会SG50讲座上的演讲摘要的第一部分,原载于“联合早报”。叶琦保译。
在国际上,新加坡过去50年故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但那不是新加坡故事的核心。新加坡故事的独特性是广泛地让社会向上提升:为全体国人创造就业机会、推高所有人的收入、居者有其屋、高素质的学校、照顾所有人的公共医疗服务及大家共享的邻里与公园。
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取得成功:让人民透过教育发展潜能、透过住屋政策让每个人有公平感。如果大家各自为政,没有一起提升的共同感,我们也不可能成功。
但如果没有蓬勃的经济,就不可能大幅和广泛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对生活的满意度——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整体提高了。对中低收入国人来说,自1965年以来,实际收入增加了很多倍(原文写五到六倍,狮城频道编者认为远远超过)。经济与社会政策相辅相成,打造了新加坡故事。
在建国的首30年里,政府专注于经济求存的根本问题。重点在于创造教育和就业机会,让人们拥有自己的住屋,并强调自力更生。时任财政部长的林金山于1965年12月提出的首个预算案的主轴便是经济存亡。预算案详细分析了新加坡面对的竞争和必须接受的局限。其中只有一句话同社会津贴有关:为爱美丽山女子收容所增添40个位子,以便容纳85个人。
数十年前,很少给予贫困人士的直接帮助,社会政策涵盖的范围也有限。但因为我们的经济政策有效,一代人得以脱离贫困。我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收入增加了,房屋的价格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涨了。
进入90年代,社会政策的角色逐渐突出。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帮助低收入者,包括帮助年轻人的教育储蓄(Edusave)、帮助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者的保健基金(Medifund)及组屋公开市场的购屋津贴。
但我们是在过去10年,约从2006年开始,才做出决定性的改变,刻意进行重新平衡来确保我们的社会依然具有包容性。
我们必须缓解不平等性。我们看到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这趋势类似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历。我们要更努力确保社会流动性,协助年轻人有真正机会发挥他们的潜能,和在各领域取得成功。我们也要为年长者提供更多保障。
我们从10年前开始这一系列的转变,但经济与社会政策还是必须相辅相成。我们还是得维持经济竞争力,让收入可以增加。不过,在经济持续发展之际,我们也特别留意,不让中低收入者被抛在后头。
所有社会都希望维持收入增长,缓解不平等和确保社会的流动性。我们的表现如何?
不平等性仍然值得关注
我们成功地在整体上维持收入增长。对和我们相似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寻常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停滞不前是常态。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香港和台湾的中等收入族群在过去10年,收入几乎完全没有取得增长。
新加坡在过去10年取得相当的收入增长。这是因为个人的薪金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也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论是全职还是兼职工作。
对低收入者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低收入家庭也享有类似的37%实际收入增长。
不平等性仍然值得关注。不过,我们应该了解以往的情形,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趋势。新加坡的不平等性一直是高的——我们是个城市国家。从可以取得的最早的数据来看,新加坡的不平等性是相对高的。这在80年代稍微下降,但从90年代中开始,和几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在10年前出现的趋势一样,我们的不平等性也加剧了。
从90年代中开始的10年间,我们看到不平等性增加了。从收入(不包括税务和政府转移)来看,不平等性若以国际标准来说并不是特别高。
问题是加上税务和政府转移,不平等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有政府都会进行一些再分配,新加坡也不例外。
一些国家通过征税成功压低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北欧经济体和其他一些欧洲经济体是典型例子。但我们必须认识道,他们的人民因此面对非常沉重的税务负担。丹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49%来自税收,芬兰是44%左右。新加坡是约16%。我们从储备金取得一些投资收入,但我们的税收只是GDP的16%。
问题不单是向富人征税,这些国家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也缴交很高的消费税和所得税。丹麦一般工人的所得税是约36%,消费税是约25%。芬兰的消费税是24%左右。即使从一些享有折扣的消费税来看——芬兰食物的消费税是14%——一般工人的税务负担还是很重。
这就是取舍的问题了。新加坡的做法是整体上让税务负担维持在低水平——以国际水准来看无疑是低的。然而,我们却采取公平和累进的方式,确保税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针对性和最有效的帮助。
我们必须确保中等收入者的税务负担维持在低水平。以汽车来说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必须处理公路拥挤的问题。但中等收入家庭的整体税务负担是低的。有了2015年预算案的帮助,他们每缴交1元税务(包括所得税、消费税和其他税务),预计可获得2元的益处。这是很不错的。以英国来说,这数额是1元4角,芬兰稍低一些。这些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享有相当多的好处,但却得缴交很高的税务。
新加坡社会的流动性相当高
对所有发达国家来说,流动性目前都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相对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来自低收入家庭背景的人,在完成教育,进入职场和30岁出头的时候,有多少成功跻身收入最高的20%?如果一切条件平等,如果背景、能力和成长阶段对最终收入不具影响力,每个孩子都有20%机会成为收入最高的20%。
在美国,父母是低收入者只有7.5%成功进入收入最高20%的行列。英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在新加坡,这个百分比是14%,不但比丹麦高,也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因此,新加坡社会的流动性相当高。但我们知道,这会逐渐变得日益艰难,我们也会面对更成熟社会面对的挑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维持流动性,探讨一切方式,从孩子小时候开始,帮助那些输在起跑点的可以得到提升自己的真正机会。
很少国家能够长期维持收入增长、缓解不平等性和确保流动性。在二战后的数十年,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成功做到了全部——大多数人的收入增加了、人们觉得他们都有机会往上爬、不平等性也大大缩小了。这是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人口年轻、经济快速增长。美国也有“退伍军人权利法”,让这些人可以上大学。
不过,好景不长。问题在70年代末出现。美国人的收入最先开始停滞,社会流动性减弱,不平等性也从此日益扩大。
我说这些不是因为觉得我们天生就比这些社会优越。我们也可以遭遇同样的命运。这是我们都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应对。
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对人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上:有真正的机会发挥潜能和自我提升。我们必须尽力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输在起跑点的人。在通过再分配缓解不平等性的同时,也要致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认为我们只能追随一种模式。
我们应该持续行之有效的政策,从错误中学习,不断改进和把新加坡变得更美好。从错误中学习,不断改进和把新加坡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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