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文化保护系列笔谈之生态旅游篇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文献词频共现特征分析及发展思路建议
张同升 孙艳芝 何紫云
摘要: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词频共现分析,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概况、内涵要义、重点方向、活动类型等予以梳理和总结评价。结果显示:(1)国外研究聚焦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或自然保护区(Nature Reserve)的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强调基于自然的旅游和环境价值,重视旅游者的行为态度,始终关注社区参与的方式和贡献,是一种小众的、高端的、自然体验式旅游,研究方法较为丰富。(2)国内研究虽然普遍认同生态旅游理念,但是概念边界在不断拓展,实践项目内容泛化,很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活动,更像是在生态环境优良地区开展的大众旅游。(3)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发展策略等宏观层面研究较多,针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详细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解说教育、社区参与方式与效果、生态产品设计及推广等实操方面的研究较少。建议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宜坚守生态旅游内涵属性、加强自然保护地空间用途管制和全过程协同管理、强化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及其对应用实践的有效支撑。
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居民就业的重要引擎。考虑到近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巨大冲击,此处仍采用2019年数据予以说明。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453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63万亿元。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31%[1]。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可满足人民群众对高标准生态产品的休闲需求,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2019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约18亿人次[2],其中,3594处森林公园接待游客10.19亿人次,森林公园旅游收入1005.45亿元[3];899处国家湿地公园接待游客量达3.85亿人次[4],219处国家地质公园游客接待量超过5亿人次[5]。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首要功能是依法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旅游在促进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和威胁干扰:“人满为患”的超容量游客接待,过度商业度假接待,大量旅游快速路、索道、缆车、电梯等环境影响重大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工程项目建设[6]。有鉴于此,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7]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发办〔2019〕42号)中,均没有强调自然保护地的旅游发展,而是特意以“游憩”替代“旅游”、以“访客”替代“游客”,但也提出“在保护的前提下,在自然保护地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8]。
国家顶层权威文件中提出自然保护地可以开展生态旅游。何为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与常规旅游有何区别?目前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中开展的旅游活动、设施建设、业态运营等,是不是“生态旅游”?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亟需解答和引导。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首先,基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Web of Science 文献数据库,以“ecotourism”和“ecological tourism”为主题词检索, 选择发表日期在1970−2020年间、相关度较高的500 篇文献为数据源,分析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的热点区域、内涵要义及演变。其次,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设定检索主题词“生态旅游”和“自然保护地”,文献检索日期从1993年到2020年12月30日。剔除新闻报道、资讯动态及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得到有效文献964 篇,以此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热点。最后,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设定检索主题词为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冰川公园、草原公园、沙漠公园、草原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并包含“生态旅游”的中文核心、CSSCI或CSCD期刊论文,检索日期截至2021年1月30日,同时剔除综述性介绍、评价等相关性较低的研究文献,遴选出涉及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的设计、规划、方案等案例类文献150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以此建立基础数据库,提取案例地品牌管理类型、生态系统类型、旅游活动项目等关键条目,并进行频次统计及共现网络分析,研究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项目类型。
(二)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Vosviewer知识图谱可视化工具,对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共现聚类,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频次越高。其次,采用Gephi网络数据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生态旅游项目案例研究的产品类型进行共现分析;采用软件自带的Force Atlas模型进行可视化布局,节点大小代表词条在文献库中出现的频次,线段粗细代表词条在同一文献中出现的频次。
三、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国内外研究特点
(一)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特征
为比较国内外对生态旅游内涵认知和研究重点的差异性,对1980-2020年近40年国际生态旅游研究文献进行词频共现分析(频次4次以上),可视化的结果显示(图1、图2):
(1)研究对象聚焦国家公园。20世纪80/90年代的文献,以涉及类别覆盖较多的自然保护地为主,近十年来更集中于国家公园研究。国别区域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和伯利兹,转向中国、尼泊尔、泰国、柬埔寨、哥斯达黎加、加纳、澳大利亚等。

图1 国际生态旅游研究热点国别区域分布
(2)研究方法和手段更为丰富。前期研究主要采用SWOT方法,近20年来,综合框架法(framework)、指标评价法(indicators/evaluation)、GIS、AHP、特尔菲法、排序定位法(Q methodology)、支付意愿法等自然资源保护管理成效评价和空间表达方法的应用较广。
(3)研究主线紧扣自然生态。20世纪80/90年代对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conservation)、观鸟、观鲸、大猩猩、鲸鲨、帝王蝴蝶、熊猫等野生动物(wildlife)[9-14]、生物多样性[15]、生态系统服务[16]的研究较多。2000年前后,相对聚焦于自然旅游(nature tourism)、原真性(authenticity)。近年来,特别强调基于自然的旅游(nature-based tourism)和环境价值[17]。
(4)重视旅游者的行为和态度[18-19]。旅游者的意图(intention)、旅游者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环境感知、行为和态度、游憩活动对地方发展的影响等,一直是重点。
(5)自始至终高度关注生态旅游社区参与对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20-24]。从前期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贫困、生计(livelihoods),到近十年涉及到应用操作和实施效果的具体事项,如考虑到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地方归属感(place attachment),从管理(management)细化到治理(governance),基于国家公园保护发展中的具体问题(issues)、实施规划(Planning)、赋权(empowerment)等。

图2 国际生态旅游研究热点变化
(二)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特征
对1993年至今中国近30年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文献进行词频共现分析(频次4次以上),可视化的结果显示(图3、图4):
(1)研究时间段高度集中在2012-2017年。中国生态旅游方面的研究论文众多,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研究出现在1993-2020年,4次以上词频共现分析后,则主要集中在2012-2017年,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试点期和变革期。

图3 国内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论文数量变化
(2)研究对象主要侧重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对美国黄石、云南省、普达措、野象谷、秦岭、张家界等区域的关注较多。

图4 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关键词热点变化
(3)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概念边界在中国拓展,实践旅游项目内容泛化。自1983年首次提出“生态旅游”概念至今,不管是偏重严格自然保护人士,还是注重旅游发展的行业部门,“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保护自然”等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国家旅游局、环保部专门组织创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编制《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湿地公园、沙漠公园、水利风景区等规划为生态旅游的主要载体和旅游目的地。对比国内外的关注重点,不同的管理部门、投资和研究人员对其概念内涵的理解和实际操作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中国首个生态旅游示范区深圳东部华侨城,欧洲小镇、人工瀑布、空中缆车、度假酒店、主题演出,项目众多,旅游火爆,不可否认是旅游景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典范,但这一类型的“生态旅游”,与国际上普遍推广的基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对小众高端、不受或少受人为干扰、强调自然教育、本地社区普遍受益等生态旅游“范式”迥然不同。
(4)综述性文献偏多。国内外经验借鉴、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发展策略等宏观和对策建议的研究较多,针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详细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解说教育、社区参与方式与效果、生态产品设计及推广等实操方面见解深刻、成效突出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的项目导向
生态旅游理念最终都要通过活动开展和项目落地贯彻体现,活动类型和项目建设的实施模式决定着自然保护地开展的“旅游”的本质属性。
(一)案例地区域分布基本特征
基于文献研究,遴选出国内150个自然保护地案例地,建立生态旅游活动项目基础数据库。案例地主要分布在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广东省自然保护地数量、研究频次最多,四川、云南、福建、甘肃其次;研究热点区域包括杭州西湖、西溪湿地、鄱阳湖、盐城、五台山、太白山、牛背梁、王朗、九寨沟、唐家河、井冈山、鼎湖山、神农架、洞庭湖、三江源、长白山、苍山洱海、猫儿山、阴那山、戴云山等保护地(图5)。

图5 案例地空间分布及研究频次核密度分布
(二)案例地生态旅游开发利用方向
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开发利用研究最多的,是保护要求最严格的自然保护区,150个案例地中有73处是自然保护区,占48.7%;其次是森林公园(26处,占17.3%)和湿地公园(21处,占14%)。相应地,案例地涉及12种生态系统或保护对象,森林、湿地、野生动物类研究量最多,其次为地质、河流、草原(图6)。关注点大多基于自身的自然生态资源谋划旅游产品开发利用策略,如自然保护区基于对大熊猫、黑叶猴、丹顶鹤、黑鹳等珍稀野生动物保护观赏,基于地质遗迹、冰川遗迹、火山地貌、湖泊湿地等景观资源利用。总体来看,这类研究契合保护发展的现实需求,但多数局限于开发理念、SWOT策略分析、规划设想,缺乏对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系统理解,对生态旅游的活动内容、产品设计、设施配套、经营模式、社区参与等实操层面的实践,缺乏有深度的创新利用和多元共赢的成功探索(图7)。

图6 案例地生态系统及保护对象类型词频网络共现结果

图7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三)案例地生态旅游活动项目类型
前述可知,开展生态旅游开发利用研究最多的还是自然保护区,图词频共现显示的生态旅游活动类型及数量最突出的,也是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尽管《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第二十八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2019年中办、国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发办〔2019〕42号)要求“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原则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但鉴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存在大量的村镇居民、基本农田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自然保护地没有整合优化完成、核心保护区内居民没有实施搬迁之前,必然会存在一定规模的生产活动和旅游活动。核心区的活动,主要以科学研究、科普科教、动植物观赏、徒步探险、博物园等为主,以及结合核心区农林和文化资源相关的梯田观光、农耕体验、名人故居、宗教研习、采风创作、摄影写生等,总体而言,与核心区严格保护的要求相对契合、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更多的活动,在实验区大量开展,基于森林、湿地、地质、草原、沙漠、冰川等自然生态资源,活动类型涵盖旅游业界常讲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如夏冬令营、峡谷漂流、农林采摘、休闲度假、康体疗养、体育赛事、养生保健、节日庆典、餐饮住宿,等等(图8),严格意义上讲,多数活动并不是真正的生态旅游活动类型。

图8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项目关键词共现网络
五、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建议
(一)坚守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内涵属性
“生态旅游”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已被国内外社会各界普遍接受,既为自然保护业界所推崇,也是旅游行业的热门词汇。对比国外与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认知,国外生态旅游更强调“基于自然”的旅游,强化在对野生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保护和演变规律基础上的自然体检和自然教育,强调旅游者的环境感知和突出地方居民福祉的“负责任”旅游,是一种“小众”旅游和高端旅游。国内的研究和推广,更像是在生态环境优良地区开展的“大众”旅游,或仅注意环评约束下旅游设施建设的“环境影响”。基于文献统计视角的研究显示,我国自然保护地策划的生态旅游活动项目,与其他旅游景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并无太多差异,重“旅游”轻“生态”,更多的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基于生态系统和栖息地保护要求下以生态认知、生态保护、生态体验、文化传承、审美启智、科学研究、生态教育为导向的游憩类型;更多的注重短、平、快的“门票经济”和“消费经济”发展导向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建设,不是基于资源承载和环境影响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和品牌保值增值。
从中国近30年生态旅游发展历程看,位于需求侧的旅游部门的推广宣传最积极、组织活动最频繁、行业发展最快速。旅游发展在理念原则上也都在讲保护优先,但实践过程中乱用滥用错用现象严重,稍微好一点的做法,对游客行为采取约束规范宣传,对旅游设施采取一些生态化的处理措施;较差的做法,是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大搞开发利用。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不是纯粹市场为主的旅游经营行为,应首先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应加强林草、环保和旅游部门间和行业间的沟通交流,在深刻理解和科学掌握自然生态系统规律基础上,在符合批复总体规划允许的空间区域内开展。自然保护地可允许开展的生态旅游项目,应是高门槛的,真正体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真正涵盖国民自然教育,惠益当地社区发展。
(二)加强自然保护地空间用途管制和全过程协同管理
长期以来,自然保护地主管部门注重编制保护规划和监管监测,环保部门注重对规划和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注重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环保督查,旅游部门注重市场开发推广,各自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存在较大差异,生态旅游作为各部门交叉管理的共性领域,工作开展过程中缺乏沟通衔接和共商机制。目前多数自然保护地是属地管理,地方发展的绩效考核压力往往导致实际工作中重旅游开发轻自然保护,甚至为发展旅游经济,某些严重依赖旅游贡献地方财政的景区,在项目用地、规划编制、环评审查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依法依规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是基础和根本,新时代实施“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自然保护地实施特殊保护制度,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中的重要篇章或子项,受总体规划的指导约束。通过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实施生态分区管治、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管制、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将各部门的保护-环评-利用-监测-修复等生态旅游相关工作协同起来。加快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法规标准建设,规范生态旅游活动,推广生态旅游认证,将工作重点由事后督查督办、惩罚整治为主转为事前审查评估、过程监测反馈、运营监督纠偏全过程协同引导。
(三)强化应用型科研的有效支撑
生态旅游看似是一个通俗易懂又在普及应用的概念,但在真正的实践中,又往往搞不清楚哪些项目、哪些活动属于真正的生态旅游范畴。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需要坚实的科学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论证。未来可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理论内涵研究。目前来看,国外与国内、自然保护部门与旅游发展部门,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实践理解和落地操作偏差较大,而对生态旅游本质内涵理解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旅游活动项目的设置、旅游设施的选址和规模配置、本地社区居民的参与方式、程度和效果。宜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本质特征、活动构成、产品类型、设施配套、标准规范和认证体系的理论研究,清晰界定其概念内涵,形成行业共识。
2.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规划研究。不仅仅限于宏观层面全国生态旅游的规划,更为关键的是,对于单个的、具体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不同生态旅游活动/项目对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廊道和栖息地主要保护对象的影响,生态旅游的合理容量、分区管控、路线设计、项目布局、设施建设规划,生态旅游与生态体验、自然教育的研学课程、营地体系、解说系统规划,原住居民的参与生态旅游的活动内容、方式形式和适宜参与规模,等等。
3.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技术方法研究。包括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大数据建设、虚拟仿真与物联解说系统、空间智能巡护、旅游容量预警技术,旅游者行为对自然保护地的影响评价,社区深度有效参与的效果评估方法等。
4.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治理研究。理清自然保护地主管部门与旅游部门间的政策差异,研究自然保护地空间多元价值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周期管理与协同监督机制。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旅游环境成本和生态补偿研究。深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生态旅游产品认证标准研究。研究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资源管理、教育培训、特许经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利益共享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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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主要观点发表于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原文标题《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本文在原文基础上对标题、内容和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
作者简介
张同升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区域发展与规划业务部研究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名胜/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林学会国家公园分会委员、重庆市委组织部“中博重庆智库”高级研究员、重庆奉节县“夔智库”专家委员。
■ 长期从事风景园林、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主持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前期研究、宁夏西夏王陵、重庆天坑地缝、山西恒山、北京上方山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课题研究和规划项目数十项。在《城市规划》《中国园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出版专著2部、编著8部,获得软件著作登记权2项。获得华夏建设科技进步奖、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奖等奖项十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