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城市更新的几点认识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社会事业业务部
于强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2025年的67.9%。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的城市工作总体要求。通过回顾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产业动力、人口动力和空间动力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梳理城市更新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对新时期推动城市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是人口由农业向非农转移,并形成集聚的过程。它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非农化,一个是集中化。按照这个逻辑梳理我国城镇化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城镇化是建国以后,特别是“一五”时期重工业打下基础,形成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产业推动形成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人口政策总体上是控制型的,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尚未得到释放。第二波城镇化是在传统产业动力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人口制度开始松动,带来了另外一个动力:就是人口转移。到20世纪90年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再到2001年进入WTO,打开了规模庞大的国际市场。当时,产业大爆发,“中国造、世界买”,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特别是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速释放人口流动性,大量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在产业动力和人口动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空间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特别是轨道交通的发展和小汽车的普及,加上商业化土地开发,这几股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产业动力、人口动力和空间动力三股力量汇集到一起推动了第三波城镇化。第四波城镇化迎来的是城市更新时代,是向内求发展、寻找内生动力的时代。
注:蓝色线表示历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橘色线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速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下同)。
图1 我国经历的三波城镇化
这里对城镇化的三个动力做一个简要分析。第一动力是产业动力。图2展示了产业动力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城镇化率大概在2020年左右开始比较明显地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二产和三产的增速也是同样持续下降。从增长率来看,有两个高峰阶段:第一个高峰阶段是“一五”时期,主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的制度效应;第二个高峰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二三产的增长趋势基本是类似的,在1995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从2000年开始,二产、三产增长率都在快速下降,到当前阶段大概有两三年时间,PPI指数持续走低,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产能过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工业增长率持续加快发展,近些年工业增长率掉下去了,产业第一动力在衰减。
注:蓝色线表示历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橘色线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速度,黄色线和灰色线分别表示二产和三产的增加值增速。
图2 我国城镇化中的产业动力
再分析人口动力。从图3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曲线在1985年前后有一个拐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率开始下降,在此之后十五年,大概在2000年前后进入劳动力收缩又一个平台期。大概在199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就降到2以下,实际上维持人口规模稳定大概在2.1左右水平,这就意味着按照现在的人口导向,要维持总规模,人口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应该调整。我国从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目前来看,政策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预计2030年左右我国人口保持基本稳定,之后十年会有一个快速下降期。也就是说,人口动力在最近一段时间也要进入衰减期。
注:蓝色线表示历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橘色线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速度,黄色线表示劳动力增长率。
图3 我国城镇化中的人口动力
最后,简要分析一下空间动力。重点考察新增建成区面积和轨道交通新增里程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城镇化增长速度在2020年前后开始下降。与这个走势相当,2000年以后,轨道交通建设开始突飞猛进,到2020年受国家调控影响,它的增速放缓,甚至出现掉头向下的势头。新增建成区面积在2015年达到峰值,这一拐点源自两项叠加的政策,一个是调控城市新增用地的政策,二是“房住不炒”的政策。这两项政策实施以后,城市建成区扩张开始减速,城镇化的空间动力极大消退。自此,我国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一个不能再回头的城市更新时代,一个向内寻找动力发展的时代。很多城市都有千百年的历史,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城市更新时代,的确也是一场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注:橘色线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速度,黄色线表示新增建成区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里),灰色线表示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单位为公里)。
图4 我国城镇化中的空间动力
城市更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国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个世纪的城镇化道路,在这样一个时间压缩式和空间膨胀式的发展节奏下,在历史累积和系统叠加下,形成了一系列城市更新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
职住分离问题。我国早期工业化形成很多以工厂型和资源型为代表的生产型城市。早期的“一五”计划阶段,城市规划是以生产为中心的,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过土地城镇化和“土地财政”兴起的商业化时代,很多工厂外迁,加上开发区、产业园区多建在城市边缘,功能比较单一,导致外迁工业区成为“作业孤岛”,白天人口密集,夜间空置率高,造成令人无奈的“钟摆式通勤”。
公共空间问题。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单位体制形成了明显的空间切割,加上土地大片商业化开发的影响,导致城市中公共服务、体育锻炼、文化消费等空间供给严重不足。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曾提出经营文化的理念,要打造面向社会的“第三空间”。从我国当前城市发展情况看,想要在家庭和工作之外找寻“第三空间”是很难的。
物理老化问题。伴随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的是基础设施和住宅低成本、高效率导向下的“物理速成”,这个发展逻辑导致建筑和设施设备“未老先衰”,加上日常维护、周期性大修投入不足,导致“小病拖成大病”。我国城镇住房存量近三分之一建于2000年以前,大多有二三十年历史,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中年危机”。
功能缺陷问题。城市的功能缺陷问题源于城市发展突出工业化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性地把人作为GDP来源成分、基本生产要素,围绕产业大文章抓规划、谋项目、搞建设,对人的社会性、对人的需求关注不足,围绕市民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的资源投入长期滞后。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个百分点,就是一个典型反映。
资源环境问题。曾经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导致早期工业化污染强度大,而环境治理跟不上工业化速度。“摊大饼”式的扩张导致耕地、林地、湿地被大量占用,一些城市资源消耗已经超出实际承载能力。国家现在要求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活力衰减问题。在投资驱动的理念下,通过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拉动GDP,导致城市空间快速扩张,催生了一大批现代化、规模化城市,同时也形成大量低效空间。对于个体而言,成本压力高企抑制社会参与意愿,主要精力在于就业谋生,社交互动和公共活动弱化了。此外,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消费结构和公共活动偏好也随之改变,这些都使得城市活力面临长时段抑制压力。
文化保护问题。最近二三十年的城镇化过程,有很强的商业冲动性在里面。在商业驱动的城市开发模式下,开发商的主体性呈现出来,他们倾向于拆除历史建筑,建设高容积率项目,来获取核心地段最大化利润。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导向下,各地发生很多“建设性破坏”甚至“拆旧仿古”现象,导致大量古老建筑、历史街区在推土机下消失,城市文脉与发展肌理被人为切割。
安全韧性问题。“压缩型”发展导致建筑安全、公共卫生等风险相对集中,对城市应急管理构成很大挑战。“重短期轻长期”“重地上轻地下”的发展逻辑,使得各类资金投向显著可见的地上工程,而地下管网、综合管廊等打基础方面投入不足。近些年,一些地方动不动楼塌了、管子爆了,就是非常明显的警示。
城市风貌问题。一段时期内,城市流行标准化范式,如方格路网、高层住宅、宽大广场、连片开发、玻璃建筑,忽视地形地貌特征、风土风俗特点。更有甚者,不少历史街区、自然景观等具有文化价值的空间被改造为商业化景区或高档住宅区。全国各地走走看看,千城一面,大小雷同,令人叹惋。
整体布局问题。我国城市发展长期以来是“单核集聚”模式,人口、产业、资本及各类资源向中心城区过度集中。新中国成立后,鼓励发展卫星城,但因产业导入不足、公共服务滞后,大量卫星城“有城无产”,功能空心化与“睡城化”问题突出。此外,城乡发展很不均衡,城区与乡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
城市更新需要把握的关键原则
城市更新是一个复杂、长期甚至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老旧改造、区块处理或者商业再开发,需要重建一套思维、方法和制度体系。以下十个方面的要点,跟前面十个问题一样,虽然有表述逻辑顺序,但不意味着有严格的轻重缓急之分。总的要求是把握好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人本主义。人是城市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要让人成为审视城市发展的中心视角和基本尺度。中央提出“投资于人”,可以从三个层次理解。第一层次是关于人的外在需求,比如养老、住房、医疗;第二层次是内在需求,重在人力资本提升,比如教育培训、社会联系、包容开放;第三层次,要改变投资模式,鼓励做到把资金直接用到人身上去,突破固定资产投资模式的局限性,这可能需要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现代化导向。把城市更新的方向聚焦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个目标上来。需要重点关注人口变化、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这个大形势。要知道,当前社会变化正跑出加速度。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到产业转化速度大概在六十年左右,现在只要六七年,数字技术迭代甚至不到六七个月。所以,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要注重以变应变,塑造优势,关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的一体化发展。
协同治理。在城市更新时代,要建立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在过去“市长+市场”模式基础上,引入“市民”角色,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形成“市长+市场+市民”的协作更新模式。要关注空间正义,在更新中注重保障低收入者、老年人、残障人士、外来务工者等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和发展利益。要注重全面评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结构、经济活力等方面,识别“城市病”根源和发展潜力。
资金保障。在过去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张是有商业冲动的,甚至有时候由商业主导。进入城市更新时代,资金从哪儿来是非常大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运营前置。如果运营不能前置,可能会形成一些无效投资甚至烂尾工程,投资项目如果涉及还本付息,最后又会叠加形成地方债务。此外,要利用政府投资带动商业进入和社会投资,投资融资相结合,形成组合资金解决方案。
多规融合。城市更新向内发展的核心是要寻找可能已经失去的动力,因此,城市更新下一步的动力在哪儿,这是个重大命题。要把发展规划放在前面,发挥好统领和牵引作用,把发展规划的战略布局和重大项目的支撑最后落到空间上去,确保能够在最近一轮城市更新甚至未来更长时间里找到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
制度创新。改革进到深水区,有几点在未来可以尝试突破。一是土地确权要有创新型办法。早期城镇化中大量“无证”土地(如乡镇企业旧址、违规建房)难以确权,阻碍实施更新,计划经济遗留的单位大院土地权属独立,与城市整体规划有些脱节,难以统筹更新。二是跨产权协调工作要有好的机制。老旧小区产权分散,难以统一实施主体,单一产权人难以推动整体更新。三是“一刀切”式的管制政策要释放灵活性。传统用途管制(严格分区、严控指标)难以适应压缩式城镇化积累的复杂现状和融合更新需求。再有,就是要及时开展城市更新立法工作,破除法律法规层面障碍。
均衡发展。在城市更新时代,要有意识有勇气打破传统城市框架,鼓励一些地方积极调整“单中心”“摊大饼”的城市形态,推动城区均衡化、多中心化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考虑局部过载问题,适度调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还要充分关注城乡融合,改变“市挤县”情况,重塑“市带县”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发展,激发全域发展活力。
增长带动。城市更新要稳定可持续,首先需要从增长上切入,在增长上发力,通过增长来释放综合效益,积累可持续的投入资金。在这方面,谋划策划就显得非常重要。要尽量激活产业的源头收益,利用“商业+公益”进行捆绑开发,围绕“产业+人居”推进融合布局,通过综合收益特别是运营收益反哺前期投入,确保投资能力循环增强。
分层分区。城市更新是一篇大文章,更新规划既要落在功能上,更要落在空间上。要在区域(比如都市圈)、城区、社区、小区、住房等不同尺度上进行分层,也要对居民区、商业区、历史文化区等不同主体功能进行分区,构建“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承接贯通的制度体系,配套建立合理有力的工作机制和灵活务实的政策工具,以方案带项目,以项目带投资,以投资促落实,以政策为保障,让城市更新稳健有序“转起来”。
永续更新。城市更新应当是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的过程。要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态来看待,贯彻有机更新理念,从增量扩张、大拆大建方式转换到以赓续文脉、丰富功能、提升品质、优化布局、完善配套、彰显风貌的新路子上。要适应产业迭代的形势需要,避免更新项目成为“一次性投入”,确保持续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综合效益,支撑长期维护与再更新再发展。此外,还要适应人口变化需要,维护好“社区认同”与“代际公平”,确保各类社会群体公平共享更新成果。
注:源自“浙江经济”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于强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社会事业业务部主任,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 主要从事城市战略、县域经济、交通物流、公共事业、产业发展、区域合作等领域咨询研究,曾参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规划编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评估以及国家智库重点课题与政策预研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