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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栓虎 等 | 基于资产选择的城中村改造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刘栓虎 等 | 基于资产选择的城中村改造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中咨研究
202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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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构建三层次资产分类框架、三级平衡融资方案及三方面优化路径,助力可持续融资。


基于资产选择的城中村改造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刘栓虎 徐成彬 郭艳鑫

摘要: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成本居住空间,在为就业者提供生活保障的同时,其空间无序、设施滞后、治理复杂等问题已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亟待系统性改造升级。城镇化转向存量提质背景下,城中村改造成为破解城市发展瓶颈、提升居住品质的关键。当前改造成本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摊困境导致融资难题,其根源在于资产类型与投融资模式错配。破解关键在于构建资产分类驱动的投融资机制创新。本文提出包含基础条件筛选、成本收益分层和金融工具适配的三层次资产分类框架,构建项目、区域、长周期三级平衡融资方案,并从财政、资本、监管三方面提出政策优化路径,为城中村改造的可持续融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资产选择;城中村改造;投融资机制;分类适配

引言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既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空间,也因空间无序、基础设施滞后、安全隐患集中而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突出短板。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7%,城市发展正从快速的外延式数量扩张阶段进入渐进式的提质增效阶段,城中村改造成为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关键所在。据测算,8个超大特大城市共识别出4427个城中村,居住人口达5554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住房贫困发生率平均高达37%[1-2]。然而,在城中村改造实践中,部分项目因成本收益失衡陷入资金困境,核心在于投融资模式不可持续。当前背景下,推动城中村改造需分类资产、创新投融资机制,实现“资产-资金”的良性循环。


一、城中村改造成本分摊困境分析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合理分摊改造成本是项目顺利推进的关键。当前政府、企业和居民共担模式存在结构性矛盾。从资产分类视角审视这些矛盾,有助于定位投融资机制创新切入点。


(一)政府侧:财政承压与公共性成本外溢


政府在改造过程中通常承担土地征收、基础设施建设、安置补偿等主要支出,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政策性银行贷款等。国家开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末,“十四五”以来累计发放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9781亿元。然而,随着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不断增大,政府单方面承担全部成本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城中村改造涉及的防灾减灾、防洪排涝等设施基本无收费收益;管网改造、污水处理虽有收费,但现金流仍难以覆盖建设投入[3]。单纯依赖公共投入的“输血式”更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空间增值在各利益主体间的错配,正给政府带来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长期不可持续。


(二)企业侧:商业逻辑与公共利益张力


企业通过参与区域开发、房地产建设等方式获取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开发成本。近年来,部分城市尝试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企业通过以地换房、以房换地等方式参与改造。以广州为例,里仁洞村改造成本高达209亿元,康鹭片区更是高达304亿元,超出成本均由实施主体自行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下,企业参与意愿明显受挫,且往往更关注投资回报率和资金回收期,容易导致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失衡[4]。此外,部分改造项目建设内容涉及商品房开发,主体为房地产企业,被纳入房地产管理,进一步限制了融资渠道[3]。


(三)居民侧:承担能力有限与补偿模式单一


居民通过房屋置换、货币补偿、缴纳物业费等方式参与成本分摊。但城中村居民以低收入群体为主,承担能力有限。研究表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非户籍人口住房贫困发生率平均达37%[1]。更关键的是,传统征收模式下以现金、安置房为主的补偿模式相对单一,难以响应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结构、不同经济能力居民的差异化诉求,成本居高不下[5-6]。此外,部分项目涉及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法律纠纷,拆迁过程中“拆不动”“不敢拆”导致工期拉长,甚至陷入烂尾[3]。


(四)困境的深层根源:资产分类的缺失


综上,城中村改造成本分摊表面上是资金缺口问题,深层根源则是资产类型识别与分类的缺失。不同城中村所涉及的土地、房屋、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在权属状况、收益潜力和改造难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而现行方案往往采取“一刀切”方式,未能实现投融资模式精细匹配。破解路径在于建立科学的资产选择与分类体系,使不同特性资产能够精准匹配最适合的金融工具和改造模式。


二、城中村改造资产选择分类与金融工具适配


城中村改造的核心逻辑是存量资产的系统性盘活与价值再发现。改造过程本质上是将低效甚至无效的资产通过空间重整、权属厘清和功能再造,转化为可交易、可融资和高价值资本形态的动态过程[7]。核心资产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公共基础设施和集体物业等。由于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条件具有高度复杂性,多数资产面临权属模糊、收益不确定、利益冲突严重等制约,亟需结合投融资模式进行严格筛选。


推进城中村改造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差异以及不同项目的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改造方案。无论采用何种金融工具,科学的资产筛选与分类是成功的关键前提。本研究提出三层次分类框架,基础条件筛选→成本收益分层→金融工具适配(见图1)。其中,第一层次为筛选基础条件,即无论政府还是市场主导都要满足的普适性条件;第二层次是依据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将初步筛选的资产分为政府主导改造和市场主导改造两大类;第三层次是根据不同金融工具的特征和要求,精细化审核匹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1 城中村改造资产筛选与审核基本架构


(一)基础条件分析


1.权属清晰是首要前提


土地方面,城中村改造主要涉及宅基地、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等集体所有土地,部分需通过征收、整备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涉及补偿安置等问题须在项目启动前解决。建筑物方面,大量合法建筑与无证房、小产权房、违法建筑并存,部分权属复杂甚至不清,需在改造前厘清。集体物业方面,村集体所有的厂房、商铺、办公楼等涉及到置换物业的产权和收益分配,都前期权属清晰。广州《城中村改造条例》通过“土地整备+权益转移”制度,由地方政府主导整合碎片化集体土地,经意愿征询、补偿谈判等流程形成“净地”入市,实现权属清晰化。


2.合法合规是根本保障


资产选择需满足中央和地方最新政策导向,确保项目已经纳入年度改造专项规划;所选改造方式(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属于政策鼓励类型。规划方面,资产选择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上层规划相契合,不突破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程序方面,实施主体必须是政府指定机构或合法招标确定的开发企业,补偿安置必须做到决策民主、程序正当和结果公开[8]。


3.需求满足是价值导向


城中村改造的社会包容性依赖于对多元群体需求的系统性识别[9]。社会发展层面,需要梳理居民改造意愿和可能风险,确保满足生活品质提升诉求。经济发展层面,既要审视单个项目财务可行性,更要在更大范围判断项目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文化发展层面,需明确对传统文化遗存的影响,通过植入文旅产业实现保护利用。空间发展层面,需明确资产区位、交通、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建筑质量和结构安全、建筑年代与风貌特征等参数,确保解决城中村环境恶劣、安全隐患、基础设施落后等痛点[10]。


4.风险可控是安全底线


自然风险层面,需预判地质灾害、危房集中等隐患。社会风险层面,需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和法律纠纷。部分项目主体为地方平台公司,存在新增隐性债务风险[3]。因此,必须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对政策、市场、社会等风险进行动态监测,确保改造风险始终处于有效可控状态。


(二)成本收益分层分析


在满足基础条件的前提下,开展系统全面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包括拆迁补偿、安置房建设、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成本等;收益包括可出让土地价值和配套物业价值及改造后土地、房屋和集体物业增值[11]。据此判断各项目是否具备经济平衡条件。对于没有收益或者收益无法覆盖成本的非经营或准经营资产,由政府主导或者依托公共侧金融工具;对于收益良好的经营性资产,由市场主导或者依托市场化金融工具。对于低收益而迫切需要的里子工程和安全工程,应与经营性设施统筹实施,以丰补歉,实现内生平衡[3]。


(三)拟改造资产金融工具适配


1.公共侧金融工具


对于不具备经济平衡性的非经营或准经营资产,主要依托公共侧金融工具,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和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等。2025年和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均设立城市更新专项,2025年前7月城中村改造类专项债发行规模同比增长487%。这些工具在城中村改造中侧重于基础设施等公益性投入。


2.市场化金融工具


对于具备经济平衡性的经营性资产,依托市场化金融工具,包括商业银行贷款、不动产基金、城市更新基金、资产证券化工具等。其中,城市更新基金兼具政策导向与市场灵活,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国际实践显示,美国合格机会基金以税收优惠引导资本投入低收入社区更新;英国升级基金以竞争性拨款提供种子资金;日本民间都市开发推进机构通过夹层融资降低商业银行风险[3,12]。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全国34个城市设立城市更新基金,总规模约5000亿元。西安采用“政府引导基金+区域子基金+项目子基金”三层放大架构,上海城市更新引导基金总规模超100亿元,下设旧改和商业子基金[13]。2026年初,全国首只不动产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在广州落地。城中村改造可借鉴此类模式,通过母子基金架构实现财政资金逐级放大。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12月将城市更新设施纳入基础设施REITs行业范围,拓宽了长期融资渠道。


三、基于资产选择分类的投融资机制创新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分化显著,大部分公益类项目难以做到自身资金平衡。这一结构性要求必须在整体谋划、统筹实施的前提下,构建基于资产选择的投融资创新机制。总体思路是通过编制城中村投融资专项规划,对现状进行全面“体检”,摸清各类资产家底;统筹安排拆迁、改建和新建的实施时序,制定综合融资方案;对不同类别资产精准匹配差异化资金来源,实现多层级资金平衡(见图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2 资产梳理、融资方案与金融创新的路径


(一)对城中村待改造资产进行全面梳理


首先需对居住类、公共服务类、产业配套类和基础设施类资产进行全面摸底。居住类改造资产主要包括保障房、安置房、人才公寓等,其改造涉及居民安置,敏感度高,社会影响广,资金回收周期长,需匹配中长期低成本公共金融工具。公共服务类资产主要包括学校、医疗、养老、文化设施等,此类资产公益属性强,自身现金流有限,主要依赖公共财政或政策金融工具。产业配套类资产主要包括标准厂房、研发楼和商业设施等,这类资产具有稳定市场化收益预期,适合市场化融资。基础设施类主要包括道路、停车场、地下管网等,具有经济外部性,很难直接产生收益,但能提升区域整体价值。


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分类标准进行初步筛选,针对各类资产状况选择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或者拆整结合等适宜方式,逐一分析工作量、投入产出和资金需求,为编制综合融资方案奠定基础。


(二)分析确定城中村改造综合融资方案


将城中村改造项目作为整体统筹考虑,编制覆盖全资产类别的综合融资方案,谋求三级资金平衡。


第一级是项目自平衡。适用于区位优越、收益潜力大的经营性资产改造,如城市核心区产业配套或可市场化销售的回迁安置房。商业运营较好的项目(如烂尾盘活、低效楼宇更新)改造见效较快,可优先推进[3]。此类项目在城中村改造中占比不高,但具有示范意义。


第二级是区域综合平衡。将功能互补、收益分化的多个资产打包实施,以高收益资产补贴公益类资产,在特定区域内实现综合性的资金平衡。这种“肥瘦搭配、片区统筹”模式适用于成片连片改造,可通过跨项目资金统筹,有效熨平单一项目的财务亏损。城市更新基金可发挥统筹平台作用,将中央补助、地方财政、社会资本、银行信贷等资金“拼盘”组合,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与退出顺序。


第三级是全生命周期平衡。从长周期视角允许前期阶段性亏损,通过后期运营收益弥补。以时间换空间,破解期限错配困局。


(三)资产选择基础上的投融资机制创新


金融创新是破解资金瓶颈的关键,需在总体平衡框架下探索多元化路径。


一是肥瘦结合。将不同收益状况的子项目分别立项,再统一打包为综合性项目。各资产之间功能互补、资金互济。对收支持平困难的项目,其投资补助不再单纯依赖财政资金拨付,而是来自其他经营性资产项目的收益反哺,有效减轻了财政压力。这一做法与城市更新基金“肥瘦搭配”的逻辑高度契合,尤其在成片连片改造中适用。


二是资金拼盘。统筹使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构建完备的资金拼盘。根据各子项目的资产特性、收益周期和风险结构,统筹安排政府主导资金。城市更新基金作为“超级连接器”,以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等方式融合各方力量[3,12]。


三是长短结合。根据项目紧迫程度,合理排序和分阶段衔接。对于亟需实施的安全消防、基础设施补短板等紧急项目,优先匹配短周期、高可靠性资金;一般项目匹配长周期资金,分步推进。从流程看,一级拆迁整理阶段可由地方政府债券等支持;二级开发建设阶段由商业银行贷款支持;运营阶段产生稳定收益后,可通过REITs置换[3],促进投融资由债务驱动向权益驱动转变。


四是全生命周期管理。城中村改造不同实施阶段成本收益结构不均衡。公益类资产建设期需要密集资金投入,运营期仍需要持续投入;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有赖于前期投入。因此需要将所有资产改造纳入全生命周期统一安排,合理估计各个阶段的投入产出,统筹调度资金,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和风险分散化。


四、投融资机制创新的政策优化与实施保障


城中村改造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既需要前端资产选择与金融工具的科学设计,也需要后端政策保障体系的支撑。


(一) 完善财政激励机制与风险补偿机制


设立城中村改造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吸引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多元化资金参与,应明确使用范围、审批流程和绩效评估机制。税收方面,对参与企业和机构可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返还、土地增值税缓征等政策支持;对参与改造的居民可适当减免安置房交易税费。对于烂尾项目,因拿地较早导致土地增值税较高,需政府给予税收优惠以支持合理退出[3]。风险补偿方面,可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对因政策非预期调整、市场剧烈波动等导致的项目亏损给予适当补偿。鼓励保险机构开发与城中村改造相匹配的产品,如项目融资保险、工程履约保险、安置房质量保险等,为投资者和居民提供多层次的风险保障。


(二)加速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体系构建


债券市场方面,鼓励发行城中村改造专项债、绿色债、可续期债,探索建立以项目预期收益为支撑的信用增进机制。权益市场方面,鼓励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IPO、增发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发行基础设施REITs打通“投资-运营-退出-再投资”闭环。推动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协同参与,形成股、债、基、贷相结合的综合融资模式。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快出台城中村改造专项贷款管理办法,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长周期、低利率的信贷产品。


(三)建立完善监管框架与动态评估机制


监管框架涵盖项目审批、资金使用、工程建设等全过程,明确责任主体,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跟踪检查,构建政府、公众和媒体多层监督体系。动态评估机制方面,建立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指标体系,定期评估并公开结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加强监管人员和评估专家的能力建设,确保监管和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提质与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新阶段。城中村改造承载着改善民生、优化功能、盘活资产、拉动投资的多重使命。破解投融资瓶颈的关键不在于依赖财政增量,而在于存量资产的科学识别与分类基础上,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12]。通过资产与资金的精准适配、短期与长期资金的合理安排、项目自平衡与区域协同,城中村改造将实现财务稳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参考文献

[1]叶裕民,仝德,李锦生,等.中国式现代化与城中村改造[J].城市规划,2024,48(12):47-52.

[2]叶裕民,田光明,仝德.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J].规划师,2024,40(03):152-159.

[3]赵吉柱,孙潇潇.金融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建议[J].清华金融评论,2023(07):67-69.

[4]王建民,刘明达,刘碧寒.城中村改造利益均衡模型构建与检验[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06):69-75.

[5]李润国,赵青,王伟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08):41-47+75.

[6]郭翔宇,余健,王梓璇.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金融模式创新[J].清华金融评论,2024(01):97-102.

[7] 罗春伟.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公共资产经营策略研究——以厦门市湖里区为例[J].城市建筑,2024,21(17):95-97+123.

[8]孙潇潇,安洳谊.城市更新视角下文旅项目的融资模式分析及建议[J].清华金融评论,2025(01):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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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艳,陈晓楠.城中村改造中村民资产的价值计量模型探讨[J].统计与决策,2011(09):7-10.

[12]孙华,吴瑶,管宁.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均衡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S3):284-286.

[13]王海龙.建构新型城市化时期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J].北京社会科学,2014(03):75-85.


注:原文载自《中国投资》2026年第9期,本次发表有改动。


作者简介



刘栓虎


■ 中咨公司资本业务创新咨询中心高级经济师、国际注册投资分析师(CIIA),博士。


■在政府部门、金融行业和咨询行业从业多年,研究领域涵盖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ESG)和资产盘活等。牵头完成了《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央企小镇与乡村振兴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参与《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创新》《中国县(市)域城镇化研究》(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多项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作者简介



徐成彬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本业务创新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经济系博士毕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专长于PPP、REITs和ESG等资本业务创新政策研究及咨询实务,其研究成果先后10次荣获国家发展改革委优秀研究成果奖,其中一等奖2次。

作者简介



郭艳鑫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本业务创新咨询中心高级经济师,咨询工程师(投资)、一级建造师(公路工程)、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吉林大学土木工程(路桥)专业学士,北京交通大学岩土工程专业硕士。


■ 主要从事基础设施REITs、PPP、ESG、城市更新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的创新研究和实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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