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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孟丨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总结

李开孟丨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总结 中咨研究
2018-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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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国推动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已有30多年历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

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举措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投资一般都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公共机构负责,处于政府或公共部门垄断的状态,投融资体制机制非常单一和僵化。随着中国推动改革开放,全国各地开始探索如何打破原有公共部门垄断格局,学习引进借鉴国际上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的成熟经验,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破题。我国推动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已有30多年历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20号文,于2004年由国务院发布,是我国推动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决定首次提出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培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进程;加强投资监管,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2004年投改决定对鼓励社会投资做出如下规定:


(1)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2)逐步理顺公共产品价格,通过注入资本金、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3)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


(4)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2004年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做出如下规定:


(1)允许各类企业以股权融资方式筹集投资资金,逐步建立起多种募集方式相互补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2)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机构批准,选择一些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试点,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


(3)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改革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企业债券品种;


(4)照市场化原则改进和完善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审批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运用银团贷款、融资租赁、项目融资、财务顾问等多种业务方式,支持项目建设。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使用国外贷款;


(5)制定相关法规,组织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和信用担保体系,鼓励银行和各类合格担保机构对项目融资的担保方式进行研究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增强担保机构资本实力,推动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


(6)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2.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发展的若非公有制经济干意见 


国发〔2005〕3号文,又称非公经济36条,是国务院于2005年发布的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 


意见对放宽市场准入做出如下规定:


(1)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


(2)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


(3)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4)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


(5)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6)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7)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8)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


意见对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做出如下规定:


(1)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2)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3)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4)鼓励金融服务创新;


(5)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


意见对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的规定:


(1)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


(2)积极开展创业服务;


(3)支持开展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培训;


(4)加强科技创新服务;


(5)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6)推进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意见对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做出如下规定:


(1)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2)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3)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4)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5)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 

  

意见对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做出如下规定:


(1)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2)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


(3)完善企业组织制度; 


(4)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


(5)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


(6)推进专业化协作和产业集群发展。


意见对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监管做出如下规定:


(1)改进监管方式;


(2)加强劳动监察和劳动关系协调;


(3)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行为。 


意见对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做出如下规定:


(1)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


(2)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3.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13号文,是国务院再次对民间投资的总体战略部署,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其主要内容包括:


(1)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2)积极推进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培育形成政府投入为主、民间投资为辅的公共服务体系;


(3)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运输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电力建设、石油天然气建设、电信建设、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4)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


(5)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教育和社会培训、社会福利、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等社会事业领域;


(6)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商贸流通领域;国防科技工业领域;


(7)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



2

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举措


1、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成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由政府垄断开始转向放松管制,有效推动了投融资领域的体制机制深化改革。2004年的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对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入传统上由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等)垄断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提出了方向性要求,但没有具体的对策措施。2005年的非公36条,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但只是明确“允许”,打开了进入的障碍,是对2004年投改决定的具体落实,但没有明确提出“鼓励”的政策导向 ,也没有具体的措施方案。2010年的新非公36条,是在2005年非公36条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化,尤其是各种配套措施更具可操作性,要求更为具体,方式更加多样,目标导向更加明确。总体而言,上述重大政策的出台,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使得社会各界产生了明显的方向性预期。


2、 市场化改革的局限性及原因


但由于我国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基本格局难以撼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使得公共部门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建设领域的垄断格局并没有被打破,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的力度不够,改革实际效果不明显。


上述政策举措虽然没有明确引入PPP的概念,但实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能够体现PPP理念运作的项目,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PPP项目。在整个政策体系的设计中,对于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维护社会资本的权益,如何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等现代PPP理念并没有被提及。真正体现现代PPP理念的制度建设,尤其是从政府主管部门的角度有意识地构建基于PPP理念的投融资体制,在2014年之前并没有真正涉及。现代PPP理念在我国的真正引入和推广应用,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政策举措的实施效果仍然具有局限性。 



3

以特许经营BOT模式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探索


1、特许经营BOT模式的引入探索 


随着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全国各地开始探索如何打破原有格局,引进国际上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的成熟经验,推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运作。沿海地区走在全国前列。广东沙角B电厂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兴建、成功移交的BOT项目。总投资40亿港元,1985年7月1日电厂正式开工,两台机组分别于1987年4月、7月并网发电,1999年8月1日正式移交,具有标志性意义。


1995年8月2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电力部、交通部发布《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计外资[1995]1208号,1995年8月21日),首次由政府文件推动实施特许经营。从1995年开始,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对公路、发电厂、自来水厂推动采用BOT方式,并取得进展。原国家计委审批试行广西来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广东电白高速公路、武汉军山长江大桥和 长沙望城电厂等五个BOT试点项目,使得全国掀起通过特许经营BOT模式引进外资的高潮。由于经验不足,我国由国家计委外资司牵头推进的特许经营BOT模式的政策制定及立法工作进展缓慢,项目层面的推进也不顺利,除广西来宾B电厂等项目成功之外,大量引进外资的BOT项目不成功。 


进入21世纪,大量存在隐患的BOT项目问题逐步暴漏。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2年9月10日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2)43号),要求对BOT保证外方固定回报的项目进行全国性的清理。当时大家投入极大热情推动的特许经营BOT立法工作被停滞,利用特许经营BOT模式引进外资及民营资本的热情减退。从此开始,原国家计委,以及后来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再推动BOT试点及相应的立法工作,直至2014年在财政部的大力推动下,国家发展改革委重新开始推动PPP的相关工作。


2、市政领域积极推动特许经营BOT模式 


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特许经营的制度建设、试点示范及立法工作推进缓慢,但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资建设领域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工作并没有停止。2004年建设部出台《市政公共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2004年第126号令),明确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在建设部相关文件及政策的推动下,市政工程特许经营模式的推广应用取得重大进展,建设部主导制定5个市政行业的特许经营协议范本,大量特许经营BOT项目在市政建设领域得以应用。在建设部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BOT特许经营从原来仅作为引进外资的方式,扩大到引进国内民营资本,甚至是国有资本的领域,成为市场化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涵盖领域更加广泛。


3、我国引入特许经营BOT模式遭遇挫折 


特许经营BOT模式在我国的开展已有30年历史,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介入推动始于1994年,已有20年多年历史。不同时期特许经营BOT模式的推广应用,虽然政策导向重点不同,但均沿着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资建设领域市场化改革,拓宽投资渠道,促进融资方式多元化这条主线展开。对于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中国经济而言,市场化改革有其特殊规律,若措施不当,将带来严重后果。特许经营BOT模式在我国的推广应用,经历了很多挫折,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为PPP模式今后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过去10多年在市政建设领域推动特许经营BOT模式,在城市供水、垃圾处理、城市公交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包括引进外资及国内民营资本参与市政工程建设,对于减轻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推动企业化改制及完善市场机制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出现部分城市市场化改革后的水费提升、水价上涨、公交涨价、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断水停运,项目公益性和商业盈利性矛盾凸显等现象。尤其是在城市公交领域,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解决公共交通问题,堵车现象依然严重;服务没有明显改善,公共服务依然落后于城市发展,不能有效解决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运营企业亏损,事故频发;服务价格上涨等。多个城市被迫中断改革,走回头路。


例如,在建设部的推动下,2004年以来,我国公用事业领域市场化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以BOT为代表的特许经营模式在全国各地市政工程领域广泛开展。在湖北十堰市于2003年推行“全国首家”“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改革,多次发生停运事件,对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被迫于2008年5月正式以“夭折”的结局尴尬谢幕。2009年2月,上海在经过民营化改革之后,再次实现城市公交资产的“国进民退”,城市公共交通资产从上市公司剥离,使国有公交重新成为行业主力军。


再比如,从1994年开始,在原国家计委的推动下,我国尝试通过采用特许经营BOT模式引进外资,但实际进展不顺利。由于外商担心我国投资环境较差,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外商要求中方必须保证给于很高的投资回报。同时,外商要求必须通过签订各种协议规避外商的投资风险,将风险全部转嫁给中方政府及企业,如电力项目实施所谓“照付不议”协议,事实上使得外商获得无风险的高额固定回报。此外,BOT项目交易结构复杂,融资成本高。各种因素使得项目融资及合同履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问题不断爆发,最后导致国务院正式发文要求对外商投资固定回报BOT项目进行全面清查和妥善处理。部分地方政府因合同履行付出的代价过高而被迫中途毁约,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我国过去10多年城市化进程加速,公用事业的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欠账”问题依然会很严重,仅靠地方财政的力量很难满足公众对公用事业的需求,采用特许经营BOT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大量BOT项目的实施均遇到公益属性面临资本逐利本性的挑战,可能的权宜之计就是提高公共服务价格。由于存在价格刚性的现象,当财政补贴缺失时,运营企业只能通过降低员工收入,经营上抢热线、弃冷线来降低运营成本,由此造成公司与员工之间、企业赢利与公益服务之间、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不断升级。 


4、主要经验教训


(1)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成为政府向纳税人进行“二次收费”的理由


纳税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纳税,作为共和国公民及城市合法居民,有权力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政府不应该以特许经营BOT等改革创新的名义,通过市场化改革再次向纳税人收取公共服务的费用。


(2)特许经营BOT模式的引入,不应该成为政府转移向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责任的手段


众多公共服务提供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不能因为市场化改革,引进私营投资者,而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转移到民营企业或社会资本。


(3)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成为将责任推卸给将来的工具


对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不能以“一改了之”的态度进行改革。当地政府当前财力无法承受的建设责任,通过特许经营BOT模式将投资回报及贷款偿还的责任推卸到将来,而对未来的政府偿债能力缺乏规划,或者偿债责任远远大于政府实际能力,采用寅吃卯粮的做法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4)特许经营BOT模式不应该成为转移财务风险的途径


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财务风险,盲目转移到由社会资本来承担,在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难以做到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可能导致矛盾的集聚和激化。



4

在总结特许经营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推动PPP模式创新


1、我国过去推动实施的特许经营BOT模式不属于现代PPP模式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2014年之前的20多年,我国引入并推广应用的特许经营BOT模式,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PPP模式。主要原因是:


(1)我国一直将BOT作为项目融资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引进外资的工具,目标定位非常单一;


(2)项目的运作没有体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等现代PPP模式的核心原则;


(3)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计划地引入特许经营BOT模式,是在传统的投融资体制下完成的,是镶嵌于传统项目管理框架体系中的项目运作模式,没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


(4)从国际视野看,PPP概念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约2003年传入我国,但仅限于学术界的研究探索,现代PPP模式没能纳入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体系,也没能有意思地按照PPP理念谋划、管理及实施特许经营BOT项目;


(5)PPP概念虽然从2003年开始已经传入我国,社会上随即开始将BOT等特许经营模式称为PPP模式,但基本上仍然按照传统特许经营项目进行管理,在实践中也将特许经营项目和PPP项目视为同等概念。十余年来,虽然我国在实践中也开始推动实施了一些PPP项目,如北京地铁4号线PPP项目,但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2、根据现代PPP理念推动特许经营模式创新


由于受到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过去推动实施的有关特许经营BOT模式的制度建设、目标定位、项目评价理念及理论方法体系,与国际通行的PPP模式存在一定差异。我国过去推动实施的特许经营BOT模式,相关探索根植于我国当时的投融资制度环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对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贡献并不明显。我国今后在坚持特许经营模式属于现代PPP模式的核心支柱的基础上,不应再按照过去实施的特许经营BOT模式的思路来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应全面转入按照现代PPP模式的运作理念,全面导入和构建新型基础设施项目运作体制机制,推动特许经营模式创新,形成特许经营模式和政府采购模式共同发展的现代PPP框架体系。同时,除积极引入并规范使用PPP模式之外,促进促进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的各种有效模式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李开孟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中咨战略研究院学术带头人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员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政府间PPP工作理事局副主席,UNECE城市轨道交通PPP国际标准研究项目专家组组长

■ 世界银行、亚行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咨询专家

■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发展改革系统优秀研究成果评审专家

■ 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智库联盟研究员

■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秘书长

■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

■ 拥有注册会计师、咨询工程师(投资)、监理工程师、资产评估师、美国项目管理学会专业项目管理师(PMP)、亚洲风险与危机管理协会注册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澳大利亚项目管理协会高级注册项目管理师等专业资质

■ 研究成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青年创新金奖一项、国家发展改革委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5项,中咨公司及中咨协会优秀成果奖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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