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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本文以科研诚信网及相关部委发布的系列政策法规为分析蓝本,系统梳理了自2006年至2026年间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演进脉络。基于对二十余份关键政策文本的深度解读,本文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制度探索与萌芽”“体系化建设与协同联动”“深化细化与司法衔接”三个阶段,并提炼出从“末端惩治”到“全流程治理”、从“单点突破”到“社会信用联合惩戒”、从“道德倡导”到“法治化规制”、从“个体问责”到“主体责任压实”的核心演变特征。文章进一步剖析了当前政策在落地执行、评价体系导向、新型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等方面面临的深层挑战,并从编辑视角提出了优化学术生态、强化主体责任、推动技术赋能等建设性路径。
关键词:科研诚信;政策演变;科研失信;联合惩戒;学术不端;调查处理
From the initiation of rul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over two decades (2006–2026)
Zhang Jianju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integr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s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leased on the Research Integrity Website and by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as the analytical bluepri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China’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ies from 2006 to 2026. Based on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more than twenty key policy docum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and emergenc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coordinated interaction,” and “deepening, refinement, and judicial integration.” The cor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re distilled as a shift from “end-point punishment” to “whole-process governance,” from “isolated breakthroughs” to “joint punishment within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from “moral advocacy” to “legal regulation”, as well as from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to “pressing primary responsibility”.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deep-seated challenges facing current policies in on-the-ground implement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s, and the regulation of emerging forms of research misconduct. From an editorial perspective, it proposes constructive pathway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academic ecosystem, strengthening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Keyword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evolution; research misconduct; joint punishment; academic misconduct; investigation and handling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科技投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深入推进,科研诚信问题日益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事务,上升为关乎国家科技竞争力和社会公信力的重大公共议题。自2006年科学技术部颁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1](以下简称“2006年《办法》”)始,至2026年《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2](以下简称“2026年《规定》”)施行,中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走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作为学术期刊编辑,我们身处科研成果发布与质量把关的一线,是科研诚信链条上的关键“守门人”。基于工作实践与对政策的持续关注,笔者深切体会到,一套清晰、有力、可操作的科研诚信政策体系,不仅是管住“学术GDP”冲动下的失范行为,更是涵养风清气正学术生态、保护真正创新者的根本保障。本文以源自官方渠道“科研诚信网”发布的二十余份政策文件为核心研究文本,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演变经历了哪几个关键阶段?(2)其核心逻辑与制度设计呈现何种演化特征?(3)当前政策与实践层面还存在哪些亟待破解的难题?(4)面向未来,可能的优化路径在何方?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本文力图描绘中国科研诚信治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构建“系统性制度屏障”的完整图景。
1、制度变迁: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关键性、综合性或开创性文件的出台为界标,中国科研诚信政策体系的构建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1.1 制度探索与萌芽期(2006-2015年):聚焦科技计划,构建初步框架
“2006年《办法》”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国家层面以专门部门规章形式回应科研不端问题的开端。该办法极具针对性,其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于“科学技术部归口管理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首次清晰界定了科研不端行为的类型(提供虚假信息、抄袭剽窃、捏造篡改数据等)及调查处理机构与程序。这一时期政策的特征是“问题导向”和“项目绑定”,规则相对原则化,处罚措施也主要限于项目层面的警告、通报批评、中止或终止项目、收回经费及在一定期限内限制申报资格等。其核心价值在于确立了查处科研不端行为“有法可依”的基调,并为后续制度设计奠定了基础。然而,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规制范围仅覆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对高校、科研机构日常发生的普遍性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普遍约束力。
1.2 体系化建设与协同联动期(2016-2021年):全面铺开,重拳组合
这一时期是中国科研诚信政策体系的爆发期和成型期,其转折点是2016年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密集出台。
首先,覆盖面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得以实现。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0号)的发布,将所有高等学校及其师生纳入统一的学术不端行为规制框架,实现了从“项目”到“机构”和“人”的全覆盖。随后,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7个机构联合发布了《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4],弥合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诚信管理上的分野;而《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5]、《农业科研诚信建设规范十条》[6]等行业性规范的出现,则标志着治理开始走向精细化、专业化。
其次,惩戒力度实现质的飞跃,核心是“社会信用联合惩戒”概念的引入。《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7]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8]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它将科研失信行为从“学术小圈子”的“家丑”,变成了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大污点”。责任人不仅在科技计划项目申请、职称评定、奖励评审等方面“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其失信信息甚至成为金融机构贷款、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企业资质认定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否决项或重要参考。
再次,纲领性文件定调,顶层设计完成。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9]。它首次明确“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是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提出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和“终身追责”的原则,从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全程管理、推进制度化建设、严肃查处行为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战略部署。紧接着,《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10]从精神引领和风气塑造的高度,为制度建设注入了灵魂。
最后,调查处理程序走向统一和细化。2019年,由科技部等二十部门联合发布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11],是首个全国通用的调查处理程序性规定。它对举报受理、调查分工、行政调查与学术评议结合、处理尺度、申诉复查等全流程进行了标准化设计,为精准、公正执法提供了程序保障。例如,其明确规定了论文发表中的科研失信行为由第一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牵头调查,解决了“由谁查”的权责推诿问题。
此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先后修订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12],科技部与基金委联合发布通知压实承担单位的主体责任[13],所有政策指向同一个目标:构建一套职责清晰、奖惩分明、联动高效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
1.3 深化、细化与司法衔接期(2022-2026年):回应新问题,迈向法治化
在体系基本建成后,政策进入了一个小步快跑、持续优化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适应新挑战、细化操作性、并与司法体系紧密对接。
(1)调查处理规则的迭代升级。基于三年试行经验,由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联合印发的2022年发布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国科发监〔2022〕221号)[14]是一次关键更新。它将文件名称从“科研诚信案件”改为“科研失信行为”,表述更精准。更重要的是,它对行为的界定更严密,新增了买卖实验研究数据、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重复发表、代投等七种更具隐蔽性的行为。同时,对代投、实质学术贡献等关键概念给出了定义,并对调查中涉及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作者署名单位与所在单位不一致等复杂情况均作出明确规定,增强了操作指引。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2022)》[15]也做了同步修订,特别将“打探、打招呼、请托”等评审中的“围猎”现象单列为一类科研不端行为,精准回应了学术界反映强烈的评审公正性问题。
(2)技术性规范和行业准则的精细化。2019年,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 174-2019)》[16]发布,从出版流程角度,对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行为列举了极其细致的具体表现形式(达数十种)。这不仅为编辑和审稿人提供了“显微镜”式的鉴定工具,也为调查认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之后更新的国家标准《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17]则从正面规范了论文的组成部分和编排格式,间接服务于科研诚信建设。此外,《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18]、《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的补充通知》[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请托行为禁止清单》[20]等文件,均是面向特定群体和特定问题的精准施策。
(3)司法力量的强势介入和制度集成。2025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21],明确要“从严惩处虚构、伪造科研成果,买卖、代写、代投论文……严厉打击科研中介买卖数据和论文产业链”,并将之作为司法保障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环。这标志着从现有制度安排看,治理科研失信的最后一道、也是最严厉的防线开始被强力激活。2026年,《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2](科学技术部令第24号,此规定是对2020年7月17日公布的科学技术部令第19号《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的全面修订)施行,它将受托管理机构、实施单位、科学技术人员、评审专家、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五大类主体的违规行为分门别类,一一列明,并规定了与定性、影响、损失相挂钩的阶梯式处理尺度,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2、演变逻辑:核心特征分析
纵观这二十年的政策演变,可以清晰提炼出几条贯穿始终的核心逻辑。
(1)行为界定上,从“模糊笼统”到“精细画像”。早期文件对不端行为的列举较为概括,而后期政策,如《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14]和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 174-2019)》[16],对行为的描述已精确到“对数据进行些微修改后不加引注地使用”、“将图表转换成文字表述”等具体形态,压缩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2)惩戒方式上,从“单点处罚”到“联合惩戒网络”。这是一个从单一行政手段向复合型社会治理工具转变的典型范例。最初的处罚仅限于项目本身,如今已编织成一张由科技、教育、人事、金融、司法等多部门共同织就的网络。从制度设计上看,旨在使失信者不仅在学术领域的发展受限,其社会经济活动亦将受到相应约束。这背后是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宏观战略在科研领域的具体投射。
(3)治理逻辑上,从“末端惩治”到“全链条治理”。政策的注意力不再仅聚焦于“查”和“罚”,而是向两端延伸。前端强调教育预防、诚信承诺、数据汇交和过程可追溯;中端通过严格规范评审、评价、署名的规章制度来防微杜渐;末端则强化调查处理的程序正义、申诉复核权利,并与司法惩戒衔接。预防与惩治并举、自律与监督并重的思路愈发清晰。
(4)责任归属上,从“个体问责”到“主体压责”。早期文件重在处罚当事者本人。自《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9]起,便反复强调“第一责任主体”的概念,要求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健全内部治理机制。2020年科技部与基金委的通知更是直言要“压实”主体责任,对单位包庇、纵容、查处不力等情况同样予以追责。这将压力传导至机构管理层,旨在铲除滋生不端行为的组织土壤。
3、问题与挑战:编辑视角的反思
尽管制度体系日臻严密,作为一名身处科研出版一线的编辑,笔者仍观察到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一些深层矛盾和严峻挑战。
(1)政策执行落差与责任主体能力不均。文件虽好,但执行多由基层单位承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家丑不外扬”的保护主义思想依然存在,调查处理或流于形式,或高举轻放。有能力组建独立、专业、权威的调查专家组的单位并不多,特别是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利益冲突和人情圈子难以完全规避。调查的公正性和处理尺度的统一性依然是一大挑战。
(2)“破五唯”与“立新标”间的张力。虽然政策大力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但在现实资源分配中,量化的、显性的、与论文发表密切相关的指标仍是硬通货。当职称晋升、学位授予、项目评审仍高度依赖高水平期刊论文时,论文买卖、代写代投、数据造假等黑色产业链的生存土壤就难以根除。评价体系改革的滞后是引发科研失信行为的重要诱因之一。
(3)治理灰色地带: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法律风险。2022年《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14]及2025年最高法《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21]虽明确打击论文产业链,但对提供编辑、润色、投稿咨询等合法服务的第三方机构的界限,在学术实践中仍存模糊。如何在打击非法“代”服务的同时,不误伤合法的语言润色或数据统计分析服务,需要更精细的界定和案例指导。大量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公司形式运作于境外,给调查取证和追责带来巨大困难。
(4)新型科研不端带来的规制挑战。政策文本具有天然的滞后性。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的涌现,对抄袭、代写、数据伪造等传统概念构成颠覆性挑战。如何界定和查处利用AI生成论文主体、伪造实验数据或图像的行为,在2022年及之前的规则中尚无明文规定;到2026年,《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2]在第八条中将“滥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编造科学技术活动相关资料、成果”纳入违规情形。此外,掠夺性期刊利用开放获取模式大规模发表低质量甚至造假论文的行为[22],对以期刊为基础的诚信审查体系构成了系统性的冲击。
4、前瞻与建议:走向未来的科研诚信治理
基于上述分析,面向未来,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持续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1)强化单位主体责任,推广最佳实践。主管部门应定期督查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工作,并将单位的学风建设实效纳入其领导班子考核和资源配置的硬性指标。同时,应推广优秀的调查处理案例和机构治理模式,如建立区域性、专业性共享的调查专家库,为解决基层调查能力不足问题提供出路。
(2)深化评价体系改革,激浊扬清。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代表性制度和基于实际贡献的同行评议。作为编辑,我们应当携手推动学术期刊向质量优先、内容为王回归,抵制影响因子崇拜。对在黑名单或预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严格执行“不予认可、不予报销”的规定,从需求端切断发论文灌水和买卖的动力。
(3)敏捷治理,建立对新技术的快速反应机制。政策制定者应与学术界、出版界保持紧密沟通,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引发的伦理与诚信新问题,及时出台或更新指南、标准和法规。同时,要拥抱技术赋能,提升监管与防范能力,实现从被动等待举报到主动监测预警的转变,让技术成为“捉鬼”的火眼金睛。
(4)培育诚信文化,构建学术共同体自律生态。再严密的制度也只是底线,而非上限。要最终达成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学术文化建设上。应强化各级学会、协会的自律功能,学术共同体应主导制定和完善本学科的行为准则。导师和研究负责人(PI)的言传身教,才是学风传承最关键的微观基础。我们应大力弘扬《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10]中所倡导的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精神,让学术荣誉感和内在的道德约束力,成为激励每一位研究者向上向善的核心力量。
5、结语
从2006年的破冰,到如今体系化的制度丛林,中国在科研诚信政策建设上走出了一条快速、系统且力度不断强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上,规则越来越清晰,法网越来越严密。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根本在文化。作为一名学术编辑,深知每一项政策的落地,最终都凝结在对一篇论文的共同把关、对一次评审的公正裁决、对一位青年学者的言传身教之中。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强有力的外部规制与活跃的内部学术自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让遵守学术规范内化为一种文化本能,让诚实创新者走得稳、行得远,这将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软实力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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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袁小群,黄国英.开放与掠夺:掠夺性期刊的比较特征、产生缘由与应对策略[J].出版广角,2022(16):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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