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跨境

合众国的代码·第四篇 进步时代与新政:当并联架构遭遇过拟合

合众国的代码·第四篇 进步时代与新政:当并联架构遭遇过拟合 AI时代鹿透社
2026-03-27
0
导读:这一篇的核心张力,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悖论:美国宪法设计的并联架构,本来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但它在市场领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盲区。 当财富以制宪者完全无法预见的速度集中时,宪法的并联制衡机制,反而

 合众国的代码·第四篇

 进步时代与新政:当并联架构遭遇过拟合

AI时代鹿透社 | 鹿大珂

---

 引子:一张让总统拍案而起的漫画

1904年,华盛顿。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杂志。

杂志里有一幅漫画:一只巨大的章鱼,身体盘踞在美国地图的中央,八条触手分别缠绕着国会、法院、州政府、市政府、银行、工业、铁路、和新闻媒体。

章鱼的名字,写在它的身体上:标准石油公司。

这幅漫画,配合着同一时期艾达·塔贝尔对标准石油公司长达两年的调查报道,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一个私人企业,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石油精炼能力,控制了大量的输油管道和铁路运输,用掠夺性定价摧毁竞争者,用秘密回扣收买铁路公司,用政治捐款影响立法机构——它不是一个在市场中竞争的企业,它已经成为一个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私人权力结构。

罗斯福看完报道,下令司法部提起反垄断诉讼。

这场诉讼,在七年后以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公司违反《谢尔曼反垄断法》、强制分拆为三十四家公司而告终。

但这个故事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在于诉讼本身,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一个更深层的系统问题:

一套被设计来防止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宪法架构,为什么对私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完全没有防御机制?

这个问题的答案,把我们带回到了1787年费城的那个根本性的设计假设。

---

 一、制宪者的盲区:他们没有预见到的那种权力

麦迪逊在费城设计并联架构时,他心目中的权力,是政治权力——政府对公民的强制力。

他设计的所有制衡机制,都是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互相制衡,联邦与州政府分权,两年一次的众议院选举保持问责。

他没有预见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形态的权力:通过控制经济资源而产生的、不依赖政府授权的私人支配力量。

这不是因为麦迪逊不聪明。而是因为1787年的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最大的私人企业是家庭农场和小型商铺。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大型股份制公司还不存在,资本积累的规模还远远达不到能够威胁政治权力的程度。

用机器学习的语言:麦迪逊的模型,是在特定的训练分布上建立的。 他的训练数据,是欧洲历史上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案例——英国王权、法国绝对主义、罗马帝国。他从这些数据中学到了正确的规律,设计了有效的防御机制。

但他的训练分布里,没有"工业资本主义下的私人垄断权力"这种数据类型。

这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偏移问题:模型在训练分布内表现优秀,在训练分布之外遭遇失效。

当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席卷美国时,一种全新类型的权力开始积累,它完全处于宪法防御机制的盲区之外。

---

 二、镀金时代:并联架构在过拟合下的自我强化

1865年内战结束到1900年,是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时期。

工业化的速度是惊人的。铁路从三万英里扩展到二十万英里。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石油、钢铁、铁路、银行——一个又一个行业,出现了通过兼并和掠夺性竞争走向垄断的巨型企业。

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这些名字,在那个时代代表的不只是财富,而是一种新型的私人权力结构:托拉斯(Trust)。

托拉斯的运作逻辑,是用系统语言可以精确描述的:

在一个并联的市场架构中,多个节点(企业)通过竞争来优化各自的效率,全局的资源配置通过价格信号来协调。这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架构描述。

但这个架构有一个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某个节点积累了足够大的规模优势,它可以用掠夺性定价(暂时性亏损)来消灭竞争者,然后在竞争者消失后,将价格提升到垄断水平。 更进一步,它可以通过收购供应商和分销商(垂直整合),把整个产业链置于单一控制之下。

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市场在没有正则化约束的情况下的正常演化结果——并联节点在不受约束的竞争中,会系统性地走向节点合并,最终产生一个比任何政府节点都更难制衡的私人垄断节点。

用机器学习的语言:没有正则化约束的并联系统,会在优化过程中自发地减少有效节点数量,走向单点集中。 这不是任何人的道德失败,是无约束优化的必然结果。

宪法的并联架构,在政治领域防止了权力集中,但在经济领域,同样的并联逻辑在没有正则化约束的情况下,产生了它本来试图防止的东西:压倒性的单点权力。

讽刺的是,这些垄断巨头,还能够利用宪法的并联架构来保护自己——他们收买立法机构,阻止反垄断立法;他们通过司法诉讼,挑战任何试图约束他们的州立法;他们援引第十四修正案(原本为保护黑人公民权利而设计的条款),主张公司也是受宪法保护的"人",州政府不得"不经正当程序"剥夺公司的财产权。

一个为防止政府权力集中而设计的架构,被私人权力集中的受益者用作抵御政府监管的盾牌。 这是系统在面对分布外输入时,产生的一种设计者完全没有预见的行为模式。

---

 三、进步时代:第一次引入正则化

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通过。这是美国第一次试图为市场并联架构引入正则化约束。

但这部法律在最初的十年里,几乎没有被执行——因为没有人真正想执行它,司法解释也极为狭窄。

直到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因麦金莱总统遇刺而意外就任,情况才开始改变。

罗斯福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人物——他出身富裕,本人也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但他对无约束的垄断权力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他把自己的施政哲学总结为"方形交易"(Square Deal):不是反对财富,而是反对用不公平手段获取的财富;不是反对大企业,而是反对滥用垄断地位的大企业。

用正则化的语言:他不是要摧毁并联市场架构,而是要为这个架构引入正则化约束,防止单一节点积累超过阈值的权重。

罗斯福任内,司法部提起了四十四起反垄断诉讼,其中最重要的是标准石油案和北方证券铁路案。他还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肉类检验法》,建立了第一批联邦监管机构。

但罗斯福的正则化,是有限度的。他区分"好的托拉斯"(大但不滥用权力的企业)和"坏的托拉斯"(滥用垄断地位的企业),主张政府应该监管而不是拆分前者。

这个立场,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来判断一个托拉斯是"好的"还是"坏的"?判断权落在行政机构手里,这意味着监管的力度取决于谁在行政机构里——换一个总统,判断标准就可能完全不同。

他引入了正则化,但没有建立让正则化持续有效运行的独立机制。

---

 四、1929年:没有足够正则化的系统遭遇分布外输入

1920年代,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

股票市场狂飙,消费信贷扩张,投机氛围弥漫。银行把储户的存款用于高风险的股票投机,没有任何监管约束。证券市场充满了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普通投资者完全处于信息劣势。

这是一个正则化严重不足的金融系统:所有的节点都在优化短期收益,没有任何机制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1929年10月,股市崩溃。

随后的连锁反应,展示了一个缺乏正则化约束的并联系统在遭遇外部冲击时的崩溃模式:银行挤兑,银行破产,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需求萎缩,更多企业倒闭……

到193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25%,工业产出下降到1929年水平的一半,数千家银行永久关闭。

这是美国并联市场架构遭遇的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也是正则化不足的最高代价。

---

 五、罗斯福新政:大规模引入隐藏层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

他面对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进步时代那种"引入有限正则化"的思路所能应对的范围。大萧条是一个系统性的崩溃,需要系统性的应对。

罗斯福新政的核心,用架构语言描述,是一次大规模的隐藏层扩张:

在原有的并联市场架构和政治架构之间,插入了大量新的中间层——联邦机构、监管委员会、社会保险体系、农业补贴计划。

具体来说: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银行存款提供联邦担保,切断银行挤兑的连锁反应机制。这是一个系统稳定层——它不改变银行的运营方式,但在系统遭遇冲击时,提供一个防止崩溃传播的缓冲层。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证券市场,要求信息披露,禁止内幕交易。这是一个信息对称层——它的功能是降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价格信号更真实地反映基本面,而不是操纵者的意志。

社会保障体系:为老年人、失业者、残疾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这是一个系统缓冲层——它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增加支出(因为更多人需要救济),在经济繁荣时自动减少支出,产生反周期的稳定效果。

农业调整管理局:通过补贴和生产配额,稳定农产品价格。这是一个价格稳定层——防止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农民破产和食品供给崩溃。

这些新的隐藏层,从功能上看,与中国历史上丞相府或尚书省的某些功能高度相似:它们在直接的输入(市场力量、个人需求)和最终的输出(经济结果、社会稳定)之间,插入了一层有目的的中间处理。

但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中间层有一个根本区别:它们是通过民主立法建立的,有明确的法律授权,有国会监督,有定期的政策评估机制。 它们的"参数"(政策设置)可以被公开讨论和修改,不依赖于任何单一人物的判断力。

---

 六、新政的架构争议:隐藏层扩张的合法性问题

但新政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

最高法院在1935年和1936年,连续宣布数项新政立法违宪。大法官们的核心论点,是新政的许多法律违反了三权分立原则——国会把过多的立法权委托给了行政机构,违反了不可授权原则。

罗斯福的反应,是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增加最高法院的席位,把他提名的法官加入法院,改变法院的构成。

这个"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计划,在政治上遭到了广泛反对——不只是反对党,连民主党内部也有大量反对声音。

这场争议,揭示了新政架构扩张中最深的一个张力:

一个被设计为防止权力集中的并联架构,如何容纳在应对市场失灵时所必需的行政权力扩张?

当市场需要监管,监管需要专业机构,专业机构需要实质性的规则制定权时,三权分立的界限就变得模糊——监管机构是在执行法律(行政功能),还是在制定规则(立法功能),还是在裁决争议(司法功能)?

答案往往是三者兼而有之。

用系统架构的语言:新政在原有的三层并联架构(行政、立法、司法)之上,添加了大量功能性隐藏层(联邦监管机构)。 这些隐藏层同时承担了原来三个层次的部分功能,打破了原有的功能边界。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对或错"来判断的设计决策。它是一个在两种系统性风险之间做出的权衡选择:

风险A:不扩张隐藏层,保持原有的并联架构纯粹性——代价是无法有效应对市场失灵,无法保护弱势群体,无法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风险B:扩张隐藏层,引入新的行政权力——代价是三权分立的边界模糊化,行政权力的潜在膨胀,以及"谁来监督监管者"的新问题。

罗斯福选择了承担风险B。最高法院填塞计划最终失败了,但法院在随后的判决中开始更多地接受新政立法——历史上称之为"1937年的转变",被戏称为"跟随选举结果的及时转变"。

新政,在有限的宪法妥协下,基本得以保留。

---

 七、新政留下的架构遗产

新政在美国政治架构里,留下了一个持久的改变: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形成。

数十个联邦监管机构——SEC、FDA、FTC、NLRB……——成为美国治理架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半个多世纪里,提供了市场并联架构运转所必需的正则化约束。

但行政国家,也引入了新的技术债务:

民主合法性的悬空。 联邦监管机构的官员,不是民选的,他们制定的规则具有法律效力,但缺乏直接的民主授权。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合法性缺口成为政治争议的持续来源。

专业知识与政治控制的张力。 有效的监管,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民主问责,需要非专业的公民和民选代表能够理解和评估监管决策。这两个要求,在实践中往往相互冲突。

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 被监管的行业,有强烈的动机和充足的资源,来影响监管机构的决策——通过游说、旋转门效应、提供技术信息等方式。长期来看,监管机构可能从保护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变成被监管行业的保护者。

这最后一点,与唐代三省制中"判别器被收编"的故事,在结构上完全相同。

监管机构是一个被设计来约束市场权力的判别器。但被监管的行业,有充分的激励去"收编"这个判别器——让监管机构的参数,逐渐从"保护公众"漂移到"保护行业"。

这个漂移,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有外部机制持续校验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是否仍然对齐公众利益。

---

 八、这个故事的东西方对照

宋代的过度正则化,和美国镀金时代的正则化不足,是同一个调参问题的两个极端:

宋代设计者把"防止武将过拟合"的正则化强度调得太高,导致系统在外部军事压力下欠拟合。

美国设计者在经济领域完全没有正则化设计,导致市场在工业化的训练压力下过拟合为垄断结构。

两者的解决方案,都是在后来的压力下被迫引入:宋代有王安石变法的调参尝试(失败),美国有进步时代和新政的监管扩张(部分成功)。

但两者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相同的:

正则化强度的校准,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多少监管是"足够的",多少是"过多的",在事前几乎无法确定,只能在压力测试中被发现。而等到压力测试发生时,调整的代价已经很高了。

更深的对照,是在"谁来执行正则化"这个问题上:

宋代的正则化,是由皇帝直接颁布制度执行的——它的强度,取决于皇帝的判断,没有独立的校验机制。所以它可以在皇帝的决定下被调得过高,也无法被调低(因为调低意味着放权)。

美国的正则化,通过民主立法和独立监管机构执行——理论上有更多的校验机制,但实践中面临监管俘获和政治极化的侵蚀。

两种机制,各有其腐化路径。

---

 九、这个故事的现代回响

进步时代和新政的故事,今天在AI领域,以一种高度相关的方式重新上演。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制宪者无法预见的速度,产生一种新形态的私人权力集中:少数几家科技公司,控制了AI基础设施(算力、数据、模型),控制了信息流通的算法,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功能。

这种集中,处于现有监管框架的盲区之外——就像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处于1787年宪法的盲区之外一样。

现有的反垄断法,是为工业时代的有形市场设计的:衡量垄断的指标是市场份额和价格。但当谷歌和Facebook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时,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完全失效——没有价格可以衡量,没有市场份额可以追踪。

现有的隐私法,是为纸质文件时代设计的:保护的是有形的个人信息。但当AI系统可以从你的行为模式中推断出你的政治倾向、健康状况、和消费意愿时,"个人信息"的边界已经无法用传统框架来界定。

这是另一次分布偏移:监管框架在它的训练分布(工业时代的有形市场)上有效,在测试分布(数字时代的算法市场)上遭遇失效。

罗斯福面对镀金时代垄断时所问的问题,今天的监管者面对AI巨头时需要重新问一遍:

当私人权力的集中,已经超过了现有制衡机制所能处理的范围时,系统需要引入什么样的新的正则化层?这个新层的设计,如何避免重蹈监管俘获的覆辙?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答案。

但它们必须在AI的力量进一步集中之前,得到认真的思考——否则,历史会再一次以"技术债务强制清偿"的形式,给出它自己的答案。

---

 结语:过拟合与欠拟合之间的永恒校准

进步时代和新政,是美国版本2.0的核心内容:在并联市场架构中引入正则化约束,在原有的三层政治架构上扩展了新的功能性隐藏层。

这次版本升级,解决了镀金时代的过拟合问题,防止了市场并联架构在无约束竞争下走向垄断。

但它同时引入了行政国家这个新的复杂性,留下了民主合法性悬空、监管俘获、政治化监管等新的技术债务。

没有任何版本升级,能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不引入新问题。

宋代的设计者,试图用过度正则化来解决过度集中。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试图用适度正则化来解决欠拟合。两者都没有找到一个永久有效的解。

因为正则化强度的最优值,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而是一个随着环境压力持续变化的动态目标。

一个健康的系统,需要的不是找到正确的正则化强度,而是建立一个能够持续感知自身正则化强度是否仍然适当、并在失当时触发校准的元机制。

这个元机制,在美国版本2.0里,仍然是缺失的。

下一篇,我们将看到这个缺失,在冷战的压力下,如何在主架构旁边催生了一个低透明度的平行系统——一个美国最伟大的将军总统,在卸任时用最后的演讲,向全国发出警告的故事。

---

本文是《合众国的代码》系列第四篇。下一篇:《冷战体制——当主架构旁边生长出一个影子系统》

AI时代鹿透社 | 鹿大珂

【声明】内容源于网络
0
0
AI时代鹿透社
1234
内容 219
粉丝 0
AI时代鹿透社 1234
总阅读3
粉丝0
内容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