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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近代湖南茶业先驱——刘宝书

不该被遗忘的近代湖南茶业先驱——刘宝书 嘉树山房
202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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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湖南茶业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册中,群星闪耀。然而,有一位关键人物,却长期被历史的烟云所遮蔽。他生前跨越晚清与新中国,学贯东西,横跨农业与园艺;他主政抗战时期的湖南茶政,在烽火连天中力挽狂澜,奠定了湖

     在湖南茶业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册中,群星闪耀。然而,有一位关键人物,却长期被历史的烟云所遮蔽。他生前跨越晚清与新中国,学贯东西,横跨农业与园艺;他主政抗战时期的湖南茶政,在烽火连天中力挽狂澜,奠定了湖南现代茶业的根基。他就是刘宝书——一位在抗战最艰苦岁月里,为湖南茶业支撑起一片天空的重要奠基者。回望近代湘茶发展史,我们不能忘记这位默默耕耘的茶业先驱。

    刘宝书(1890—1969),字孑民,湖南邵东范家山刘家湾人,高小毕业后入长沙邵阳中学求学,后来自费负笈东瀛,先于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后转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专攻园艺与农业,毕业于园艺研究科。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成为一种热潮。刘宝书和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彭先泽等一样都留学日本,只是他不同于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人,学的不是茶学。1916年刘宝书学成归国,先后在浙江农业学校与北京农业大学担任教授。1923年,他回到湖南,历任湖南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校长、湖南省昆虫局局长等职。1927年,他从日本引进无核改良蜜桔,从上海引进水蜜桃等良种,在范家山辟5亩苗圃,首创“当年播种、嫁接、出圃”的速成育苗法,创造了一段园艺佳话。1932年,他又引进河北鸭梨等多种梨种,通过花粉杂交,在自家果园“适园”中成功培育出“适园一号”新品种并广泛推广。同时,他还在长沙北门外文昌阁创办开源种植公司,引进的果苗品种供不应求。

     如果不是日寇入侵,他可能一直在水果研发领域深耕,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936 年7月,湖南茶事试验场改名为湖南省第三农事试验场,省建设厅委派刘宝书任场长,自此,他与湖南茶业深度结缘,开启了他为湘茶革新鞠躬尽瘁的生涯。


    彼时的湖南茶业,虽有千年种植底蕴,却深陷传统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品质参差不齐、出口竞争力薄弱的困境。加之抗战爆发,茶叶作为重要出口物资,肩负着换取外汇、支援抗战的重任,茶业改良迫在眉睫。刘宝书凭借留日所学的现代农业理念与科研思维,以第三农事试验场为阵地,率先扛起湖南茶叶科学化、机械化、规模化改良的大旗,成为国内最早推动茶叶科研改良的先行者之一。作为湖南现代茶叶科研的奠基者,刘宝书一手搭建起湖南首个系统化茶叶试验研究体系。


    1936 年 12 月,刘宝书根据政府支援安徽祁门、江西修水茶场成例,呈请湖南省建设厅与中央实业部获批,争取中央与省政府各拨款 1 万元,1937年7月又追加事业费 7000 元,在安化酉州购地 17 亩,兴建办公室、初制厂、精制厂各一栋,添置制茶机械与科研仪器,让湖南茶叶科研告别 “无场地、无设备、无规范” 的蛮荒时代。他牵头制定十二项核心茶叶试验项目,涵盖茶作栽培、整枝、无性繁殖、育种、肥料试验,红条茶萎凋、揉捻、发酵工艺对比,印度与锡兰红茶仿制、君山茶制法复原、制茶机械创制、土壤分析、病虫害防治等全链条,实现了从栽培到加工、从理论到实践的全覆盖科研布局。


     在红茶工艺研究上,刘宝书带领团队取得突破性成果,用科学数据改写传统制茶经验。通过反复试验证实:室内萎凋品质优于日光萎凋,且 16 小时萎凋为最佳时长;红茶发酵以3 小时、温度 25—35℃为适宜条件,这些精准的工艺参数,成为近代湖南红茶品质提升的核心依据,彻底摆脱了传统制茶 “凭经验、靠感觉” 的粗放模式。在他的主导下,第三农事试验场与安徽祁门、福建福安、江西修水茶场并列,成为国内最早从事茶叶改良的四大科研单位,奠定了湖南茶叶科研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1938 年 7 月,第三农事试验场并入湖南省农业改进所,成为该所茶作组,辖安化茶场和高桥分场,刘宝书任茶作组主任,兼安化茶场主任(直到1942年6月,由彭先泽接管),他整合全省茶叶科研力量,聚焦红茶精制、茶芽伸育、采摘规范、制茶机械革新等关键课题。他聘请黄本鸿、张嘉涛、谢国权、周显谟、刘达等 14 名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专业化茶叶科研团队,以试验研究与精制红茶为主要工作任务。刘宝书积极支持黄本鸿研制木质揉茶机、筛分机、拼堆机、抖筛机等十余种制茶设备,这些设备结构简单、造价低廉、便于推广,迅速在湘茶产区普及,大幅提升制茶效率,让湖南茶叶机械化加工走在全国前列。长沙高桥分场遭日军飞机炸毁,分场宣告停办,刘宝书将技术人员调安化茶场工作, 茶叶科研工作集中于安化茶场。


     作为湖南茶业改良的总设计师,刘宝书以理论指引实践,为湘茶复兴绘制完整蓝图。1936年冬,刘宝书带队对江西、安徽两省的红茶进行了考察,并撰写了《考察皖赣两省红茶革兴报告及湘省红茶应行改善意见》,系统总结皖赣红茶改良经验,结合湖南茶区实际,直指湘茶改善的症结所在,系统提出“技术改善、经济援助、运销统一、茶农组织、茶商管理、苛捐解除”六大改革路径,提出“健全湖南省立第三农事试验场以树立种茶制茶技术改良之基础;设立两湖精制茶厂,收买两湖红茶,加工精制以期达到直接对外运销;组织湖南茶业复兴委员会,讨论并主持改善省内茶业一切要务。”等3项具体措施。1937年4月,他编著出版《改良湖南茶业计划》,此计划成为抗战时期湖南茶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937年5月,中国茶叶公司成立,刘宝书作为湖南省派出的筹备组成员,被推选为商股监察人,他积极商定湖南茶界与中茶公司的合作机制,促成中茶公司在安化设立红茶精制厂(安化第一、第二茶厂),在安化仙溪、小淹、江南、酉州等十大茶区设立鲜叶初制厂,打通 “初制 + 精制” 产业链,扩大出口货源,提升湘茶对外贸易竞争力。在刘宝书的主持下,茶业管理处与中茶公司合作,制定政策推动安化黑茶砖的压制与出口。彭先泽于1939年8月在安化江南坪筹建砖茶厂,在刘宝书统筹下获得经费与政策支持。从1939年到1942年,安化茶区共生产收购黑毛茶18万多担,压制黑茶砖44万多片,加上商营砖茶厂产量,总计超过276万片,成为抗战时期边销和中苏贸易的重要物资,为抗战后勤保障作出重要贡献。(详细了解这段历史请参阅作者《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公司与安化茶叶》一文)


     针对湖南茶区分散、生产无序的痛点,刘宝书推动茶叶合作化生产。在他的推动下,全省共成立茶叶合作社 98 家,社员 4671 人,通过合作社实现茶叶产、制、运、销一体化,为茶农提供技术指导、生产保障与销售渠道,成为抗战时期茶农与小茶商的 “避风港”。他深知资金是茶业发展的命脉,积极联络金融机构,全力争取茶业贷款,1938 年全省发放茶贷 69.4 万元,其中安化占 34.14 万元;1939 年茶贷增至 139.2 万元,安化占 86.74 万元,巨额资金注入让荒芜茶园得以复垦、茶农生产得以延续,为湘茶稳产保供筑牢根基。



    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口岸相继沦陷,茶叶出口通道几乎断绝,湘茶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1939年3月,湖南省政府为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在物产管理贸易委员会基础上正式成立湖南茶业管理处,由省建设厅直管,刘宝书被任命为处长,留学过日本的彭先泽被任命为副处长。茶业管理处这一机构的核心职责是负责全省茶叶的产、购、制、运、销及茶贷等全部环节——战时茶业统制政策的推行刻不容缓。刘宝书作为湖南茶业管理的掌舵人,他主导开展全省茶业经济普查,摸清安化、新化、桃源等产茶县的生产、贸易、经营现状,为战时茶业统制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为便于战时管理和茶叶外运,茶业管理处总处设在益阳,划分安化、长沙两大茶业管理区,在长沙和安化东坪分别设立办事处,统一办理茶号登记、贷款、运输、检验、销售、制茶监督等各项事宜,实现茶贷、茶厂管理的精细化;牵头落实茶叶统购统销,按照《湖南省茶叶合约》规范收购、押汇、运输、检验流程,保障湘茶顺利出口,换取抗战急需的外汇与物资。他还创办《湘茶通讯》,搭建茶业信息交流平台,普及改良技术,传递行业动态,推动湘茶产业规范化发展。在刘宝书的统筹下,湖南逐步形成了一套高效运转的战时茶政管理体系。直到1942年底,湖南茶业管理处清理结束,其财产由湖南农业改进所安化茶场接收,标志着刘宝书圆满完成了战时茶政统制的历史使命。


     在行业协同发展上,刘宝书积极响应中茶总公司总技师兼东南茶区场厂联合会会长吴觉农的号召,1942 年3月,参与组建东南茶区场厂联合会湖南分会,被推举为主任,他团结彭先泽、戴海鲲、鄷筱舫、黄本鸿、冯绍裘、曾邦选、陈云樵、谌盖勋、曾月甫、李松波、吴造萸等人,整合湖南省砖茶厂、安化实验茶场、安化红茶一厂、安化红茶二厂、修业农校褒嘉村茶场,以及华湘、华安和陕邦、西邦等十多家私营茶号资源,共谋湘茶改良大计。


     从科研体系搭建到工艺技术革新,从产业规划制定到合作化推进,从行业管理统筹到抗战物资保障,刘宝书整合各种资源,串联起近代湖南茶业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出口全链条。他既是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专家,也是奔走茶区的实干家;既是擘画蓝图的规划师,也是坚守一线的管理者。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不顾环境艰险、物资匮乏,以现代农业科学改造传统湘茶,让湖南茶叶从 “粗放生产” 迈向 “科学改良”,从 “分散经营” 迈向 “协同发展”,为战后湘茶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因日寇入侵,长沙、邵阳等地沦陷,战乱导致刘宝书离开了茶叶管理岗位,他回到邵阳老家种植水果,干起了老本行。


     令人遗憾的是,邵阳沦陷期间,当时,日军驻邵阳的指挥官与刘宝书是日本明治大学的同学,这位同学组织的邵阳维持会在邵阳县城召开扩大会议,他邀请刘宝书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令刘宝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抗日胜利后,刘宝书被误判为“汉奸嫌疑”入狱,囚至1949年2月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宝书被骋任为湖南农学院园艺教授,主办农业综合试验场,对果树资源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继续投身农业科研与教育,直至 1969 年离世。尽管人生历经波折,曾因历史原因蒙冤,但他对湖南茶业的贡献,早已镌刻在湘茶发展的史册上,他留下的科研成果、改良经验、产业思路,至今仍影响着湖南茶业的发展,但几十年来,他一直寂寂无闻,鲜为人知。同为留学日本的湖南茶人,他没有彭先泽幸运,彭先泽于本世纪初被孙国基等人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起来,被誉为“安化黑茶理论之父”,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


    如今湘茶千亿产业蓬勃发展,茶香飘遍四海,我们更应铭记这位被淡忘的先驱 ——刘宝书,铭记他在烽火中为湘茶革新的坚守,铭记他为近代中国茶业复兴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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