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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平台接连爆发虚开发票案,牵连全国企业近万家,灵活用工平台的税收安全垫是什么?

灵活用工平台接连爆发虚开发票案,牵连全国企业近万家,灵活用工平台的税收安全垫是什么? 税律周
202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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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灵活用工平台涉嫌虚开案2025年前后,全国各地有数量众多的企业都收到了当地税务稽查机构的协助检查通知书或检查告

灵活用工平台涉嫌虚开案

2025年前后,全国各地有数量众多的企业都收到了当地税务稽查机构的协助检查通知书或检查告知书,原因是使用了福建省三个地市的19家灵活用工平台。而这些灵活用工平台,已被福建省税务机构认定存在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涉及的企业面临着可能需要补缴税款、罚金等风险,金额少则几千上万元,多则上千万元。

根据公开资料,近三年,各地税务部门就陆续查处了一些灵活用工平台涉税违法案件,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逃个税、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等,但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单个平台,不像这次福建查处的19家平台的波及范围如此广。这19家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灵活用工平台,涉及到福建省福州市的12户企业、南平市的1户企业和三明市的6户企业。

案情通报显示,经税警联合办案查明:该团伙通过以员工名义注册登记公司用于自行开票、以员工名义注册公司后给他人(主要渠道商)用于开票、接收其他公司并入产业园统一计算财政奖补并协助做账、开票等方式开展业务。业务拓展方式包括自行对接下游受票企业、业务员与渠道商合作寻找下游企业并进行分成、下游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信息自行上门对接等方式。

该团伙以招商引资企业名义取得财政奖补,实际增值税税负低于6%,按与单户下游企业及渠道商约定票点为下游受票企业虚开发票,赚取票点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差价的方式,或收取其他合作企业并入产业园的服务费的方式牟利。

不仅如此,内外账证实了团伙虚开。

根据对财务人员的询问笔录及涉案人员电脑财务报表,该团伙所属企业外账记账主要依据当期开票金额、银行流水、交易摘要记载,与正常财务记账流程不一致,也未附发票及其他原始凭证,财务账簿也均未打印装订,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数字未按规定据实填列,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均未取得相应发票,固定资产、管理费用极小,且存在不按规定随意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形,团伙企业之间还频繁调拨资金用于缴税等。

该团伙还制作内账,以开票服务费加上财政奖励为主要收入来源,扣除应缴的增值税及附加、小部分企业所得税、渠道商返佣、业务员提成及日常支出后计算出真实利润,汇总给实际控制人。以上均符合虚开团伙作案特征。

经税务稽查查实,这一案件涉及的多家开票企业及平台企业在同一地址共同办公,涉案数十家企业总人员数量仅50名左右且无开展不同业务所需的专业人员,开票企业人员相互交叉,还存在以员工名义注册企业用于开票的情形,主犯叶某长期从事开票业务,因使用融辰信息公司洗钱涉及赌博资金曾被公安机关处理。

2024年7月17日,福清市公安局对上述该团伙立案侦查。基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认定,福建省三明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向使用上述灵活用工平台的一些企业注册地税务机关,分别发送了协查通知,要求当地税务机关配合协助调查。

深度透析政策红利与平台模式
灵活用工是指雇佣组织以标准雇佣之外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包括劳务派遣、外包、非全日制用工等形式。灵活用工形式以其机制灵活、容纳度高的特性,越来越多地受到雇佣双方的关注,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稳定就业市场的重要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打零工、自我雇佣等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模式相结合催生出大量的灵活用工平台。
灵活用工平台企业(又称“灵工平台”)是为用工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技术或信息服务的商事主体,从最初的信息中介平台,逐步发展成技术或信息服务平台。

经营模式:

灵活用工平台经营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中间介绍型与参与经营型。
中间介绍型
中间介绍型灵活用工平台企业扮演中介角色,为用工企业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信息查询、供需匹配、合同签订、薪资代发、税费代缴等。在业务流程中,平台企业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筛选匹配灵活就业者,促成与用工企业的业务合作协议。费用支付包括两种模式。模式一,用工企业支付给平台企业,后者在扣除服务费和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将税后报酬支付给灵活就业人员。该模式下,平台企业在整个业务流程中涉及高频次的资金流入或流出。部分平台企业在税务方面采取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由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平台企业代注册会员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实现增值税的代扣代缴。模式二为用工企业将平台的服务费和灵活用工者应支付的税费支付给平台,将灵活用工者的税后报酬支付直接支付给其个人。
图为中间介绍型灵活用工平台经营模式
参与经营型
参与经营型灵工平台的特点在于用工企业直接与灵活用工平台企业签订协议,购买其服务。随后,平台企业通过转包模式将业务委托给灵活就业人员。在这一模式下,灵活用工平台企业对服务质量和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并按协议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灵活用工平台企业需申报纳税,从服务费中抽取一部分支付给灵活就业人员作为劳动报酬。合作关系方面,平台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之间签订劳务合同,或者引导注册为个体户。

适用场景

灵活用工适合于灵活性较高的岗位或者项目,比较常见的灵活用工场景如下:
社交电商和直播行业:这类行业本身难以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因此灵活用工的形式很好的满足了这类行业的发展需求;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行业:随着网络的发达和社区需求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学习新的知识,在网上进行一些就医咨询,互联网医疗和教育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但是从事这类行业的人本身是有固定单位或者本身就不愿意受特别多的约束,灵工的形式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物流快递:物流快递和外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节假日物流经常超负荷运转,但是平时物流行业又不需要那么多人员,这时候灵活就业人员就满足了物流公司的需求;
临时性或者季节性工作岗位:比如农业耕种、收割具有很明显的季节性,企业不会常年雇佣人员从事收割,可以在收割季节雇佣临时工;旅游行业或者酒店行业也存在淡季和旺季,在旺季和淡季需求人员不一样,也可以缓解企业的用工成本;建筑施工行业,建筑工人可能因工程施工而聚集,因工程完工而解散。
替代性病假或者休假员工的岗位:公司发生员工临时休假或者长期缺勤时,但是工作不得不继续进行,也会临时吸纳部分灵活就业人员;
灵活用工平台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等,都适用于灵活用工,本手册不再一一列举。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灵活用工平台公司,比如云账户、51社保、慧用工、众薪集团等。网络货运、无船承运等行业的平台公司,在现行业态下实质属于专注于物流业务的灵工平台。

政策支持

灵活就业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十五”规划中,“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自“十三五”开始,促进灵活就业开始作为单独小节出现。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国家围绕灵活就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灵活用工行业将成为国家未来的战略性行业之一。

文件

内容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

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扶持,促进劳动者自主就业。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把支持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坚持市场引领和政府引导并重、放开搞活和规范有序并举,顺势而为、补齐短板,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清理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强化政策服务供给,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激发劳动者创业活力和创新潜能,鼓励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全力以赴稳定就业大局。

二、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

(一)鼓励个体经营发展。…

(二)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

(三)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

2020年《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

十四、维护新职业从业人员劳动保障权益。推进平台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纲要》

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全面清理各类限制性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

2022年《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

优化零工快速对接流程手续,简化求职招聘登记表格事项,设立零工信息快速发布通道,引导分职业(工种、岗位)对接洽谈,完善车辆即停即走引导等服务,方便双方进场快速对接。拓展零工招聘对接形式,在举办行业、企业招聘会中增设零工招聘区或因时因需举办零工专场招聘会,组织流动招工大篷车、定向招聘等活动,促进供需匹配对接。

2024年1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

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将从服务功能、建设布局、运行模式、服务能力等方面重点发力,全方位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


数字技术与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模式相结合催生出大量的灵活用工平台。灵活用工平台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收入。但是由于缺乏内部监管、经营不规范等因素,部分灵活用工平台出于贪利,走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犯罪道路。


近期,朴税从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一起涉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案情回顾

被告人王某控制并经营甲公司;被告人孙某担任副总裁,分管财务部、业务财务部等;被告人刘某担任董事长助理,分管销售部;被告人邵某担任销售组长。


2020年至2022年期间,被告单位甲公司设立税源地公司并获得委托代征资质,对外宣称该公司运营的A平台可以为企业解决公转私缺进项票、费用结算等问题,让企业在A平台注册后自行上传人员信息、用工场景等。


甲公司在无法确认用工人员、用工场景真实的情况下,以灵活用工名义为企业向个人发放资金,并使用税源地公司直接为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应企业要求以其他公司为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中,甲公司以其他公司为乙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税额40万余元;以其他公司为丙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税额40万余元。丁公司在A平台注册为用工单位后,通过该平台支付员工资金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税额7万余元。


2022年6月至11月期间,甲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收取开票费后为多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税额50万余元,其中税额30万余元的发票已申报抵扣。


案发后,各受票单位均已补缴全部税款。


法院判决

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单位甲公司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属数额较大。被告人王某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孙某、刘某、邵某作为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系数额较大。根据被告单位与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情节,判处甲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王某等四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缓刑一年至四年不等。


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未抗诉,被告单位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该案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朱  敏  金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近年来,零工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催生了大量灵活用工平台,


作为一种新型人力资源服务模式,其灵活性和低成本优势适应了部分企业降本增效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就业市场。但同时,灵活用工平台的出现也给税收管理带来诸多挑战,税务机关难以对业务交易环节进行监管,税务机关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一、什么是灵活用工平台

中介服务型灵活用工平台的业务运营模式


灵活用工平台是为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技术或信息服务的商事主体,主要基于网络平台,服务于具有特定能力的独立自主劳动者,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劳动者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灵活,最大程度实现企业与劳动者供需匹配。灵活用工平台一般会设立税源地公司并获得委托代征资质,从而开展灵活用工业务。


灵活用工平台能够推动劳动力需求方与供给方的信息契合,缓解了用工单位劳动力需求波峰波谷的压力,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已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已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用工形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作为就业工作重要内容。


二、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认定


灵活用工平台具有零散、流动性极大的特点,平台交易呈现碎片化、虚拟化和跨区域的特征,税务机关难以对业务交易环节进行监管,税务机关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引发部分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发票、逃税等税收风险。


认定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时,应结合平台具体业务类型等进行准确界定,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区分平台虚假业务与灵活用工业务。灵活用工平台在经营过程中,利用监管漏洞,通过进行虚构业务、变换业务类型等形式,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审查用工企业是否存在实际用工行为。灵活用工平台从事灵活用工业务时,虚开发票的,也可能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识别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相关用工企业是否存在实际用工行为。


第三,区分灵活用工资金与非灵活用工资金。属于灵活用工资金,有实际用工行为,灵活用工平台开具发票的,无法认定为虚开行为,否则可能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三、有序引导与合理规范灵活用工平台的发展


灵活用工平台企业涉税风险较大,灵活用工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许多生产服务流程被分解,涉及的涉税主体数量庞大又分散,给税收征管带来诸多困难。作为劳动市场领域的新事物,应积极引导灵活用工平台合法经营。


第一,完善灵活用工税收征管体系,引导灵活用工模式从粗放发展向合规经营转变。第二,实现数据共享与信用监管有效协同,明确灵活用工平台信息共享义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拓宽宣传渠道,从多维度开展企业合规普法宣传,引导企业规范经营,为灵活用工平台与劳动者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

法条链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税务机关根据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并发给委托代征证书。受托单位和人员按照代征证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收税款,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受托代征单位和人员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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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文章2:三则虚开刑事案件分析:涉及灵活就业平台以及虚开“富余票”
2024年3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4解释》)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定罪量刑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规定,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等犯罪明晰了相关要件,调整了定罪量刑具体标准,为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依据。对当前实务中出现的虚开“富余票”、虚开与业务金额不符发票、灵活就业平台虚开发票等法律适用新问题,有必要对照《2024解释》深入讨论,为办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
一、虚开“富余票”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案例一:开票人A在真实经营活动中产生收入,可向B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B表示不需要开具发票。A遂找到不存在实际业务往来的C,由A向C开具本应开给B的“富余”增值税专用发票。C使用前述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A、C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根据《2024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该罪论处;“富余票”源于A的真实经营收入,A只是将B享有的抵扣权转给了C,没有发生税款被骗损失。第二种意见认为,前述行为存在税款被骗损失,应结合行为人主观明知、涉案情节认定为犯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第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核心功能是抵扣税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权是法律专门赋予商品、服务购买者的特定权利,不论是购买者还是销售者均无权转让。转让抵扣权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
第二,实务中,B通常是无须进项发票的末端消费者或者小规模纳税人;在正常交易秩序下,A向B开具的专用发票不会被用于抵扣税款,而C通常是以不含税价格从其他渠道购买商品、服务,再从A处违法购买、受让专用发票并进行税款抵扣。根据增值税征收的计算方法,国家是有税款被骗损失的。
第三,C的行为属于《2024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A与C相通谋,对A也应认定为该罪。
第四,若A、C存在非法买卖情形,达到相应入罪标准的,同时涉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对于开票方A来说,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认定。对受票方C来说,如果其取得虚开的发票后继而骗抵税款,则系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犯,按照从一重处原则定罪处罚;用于其他目的,如其他目的不构成犯罪的,则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他目的构成其他犯罪的,则系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目的罪的牵连犯。
二、虚开与实际业务金额不符发票的犯罪数额认定
案例二:受票人A与开票人B存在100万元实际业务,但是A让B为自己虚开金额为200万元的发票,用于冲抵成本、少缴企业所得税。A、B的虚开发票数额应如何计算?是否需要扣除存在实际业务的100万元?
第一种观点认为,《2024解释》将开具与实际业务金额不符的发票规定为虚开发票的行为方式,对虚开发票的票面金额认定无须扣除存在实际业务的部分。第二种观点认为,基于虚开发票罪的行为本质,需要扣除存在实际业务的数额部分。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第一,从法理层面分析,虚开发票罪的行为本质在于,行为人开具的发票缺乏对应的真实商品、服务交易,因此才能称为“虚开”。案例二中的发票能对应到100万元的真实商品、服务交易,对该部分金额不存在虚开行为。如A、B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00万元,其行为显然不构成虚开发票罪。在前述案例背景下,假设A让B开具了金额为一百万零一元的发票,如认为A、B的虚开发票票面金额就是一百万零一元并因此构成犯罪,明显违背正常的社会认知。第二,虚开发票罪不以造成税款损失为要件,A是否将虚开的发票用于少缴税款,均不影响虚开发票罪的成立。虚开发票罪侵害的法益是发票管理秩序,不以造成税款损失为要件,只需要虚开行为达到情节严重即可,法定刑也较轻。第三,从诉讼证明角度而言,司法机关需要查证A、B之间真实交易情况,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实发生了业务往来的,对该部分予以扣除。如资金往来情况比较复杂,可通过司法审计等方式查明有关事实。
三、如何认定灵活就业平台的虚开发票行为
案例三:受票人A通过自媒体博主进行社交平台推广宣传,并向自媒体博主支付推广费用。A联系了从事灵活就业业务的开票人B,由A向B支付推广费用以及一定比例的开票费用,由B向自媒体博主支付推广费用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由B向A 开具发票。A与B之间没有其他业务往来。A、B是否构成虚开发票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行为不构成虚开发票罪。理由是B从事灵活就业平台业务,其与自媒体博主之间虽无长期性劳动雇佣关系,但具备“挂靠”经营关系;B的行为实质是为自媒体博主“挂靠”开票,不属于虚开发票行为。第二种意见认为,上述行为构成虚开发票罪,重点惩治以虚开发票为业的开票人B。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定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发票行为时,应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实际用工行为、是否为虚假业务。此外,上述情形与实践中的“挂靠”开票有实质区别:
第一,在“挂靠”情形下,自媒体博主与B通常具有稳定的挂靠关系,自媒体博主可归属于B的员工。但在上述情形下,自媒体博主经A安排,由B临时代转费用;自媒体博主与B没有形成稳定的挂靠关系。
第二,A不仅找B代转费用、开具发票,还向B支付开票费用,其行为实质是在“买发票”;支付开票费用的行为表明,A与B不存在实际业务往来,属于虚开发票。
第三,如果认为上述情形不构成虚开发票罪,将鼓励此种行为借“挂靠”之名肆意侵害发票管理秩序,从而产生严重的处罚盲区。第四,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点惩治以虚开发票为业的开票人。受票人犯罪情节轻微的,依法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中国“2024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评选结果及2024年案例推荐贡献奖名单

中国“2024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评选结果

2025年1月1日至4月25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评选。本次案例评选范围为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各级法院审理的涉税司法案例。经过案例搜集整理、筛选提名、评选委员会投票和推荐等严格程序,评选委员会最终确定了10个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和10个提名案例。现将2024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公布如下:

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

一、广东三建公司诉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案((2024)最高法行再26号、(2024)最高法行再27号)

二、鲁某、沈阳某公司等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2023)最高法民申2768号、(2023)辽民终465号、(2022)辽01民初2541号)

三、德州某某商贸公司与南阳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登记纠纷案((2024)豫13行再8号)

四、上海奥某公司诉某区税务局某税务所纳税信用评价等纠纷案((2024)沪7101行初253号)

五、蔡某与某市税务局等征缴税款及行政复议案((2023)苏0281行初102号)

六、米易县税务局与攀枝花某某矿业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2024)川3402民初413号)

七、嘉兴邦胜文化传媒公司等涉嫌虚开、非法购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2023)浙0483刑初750号)

八、厦门某某家具公司与厦门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案((2023)闽行申1023号)

九、王某与上海市税务局等不予退税决定案((2024)沪03行终133号)

十、马鞍山纳拓公司与易办公司等民事纠纷案((2024)皖0521民初1833号)


基本案件事实

1. 涉案主体:     

被告单位:嘉兴邦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胜公司”)、嘉兴天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玑公司”)。    

被告人:李某甲(邦胜公司法定代表人、天玑公司实际负责人)、詹某(天玑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某(两公司运营人员)、王某(海南浚聚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李某乙(杭州前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员)。  


2. 主要犯罪事实: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邦胜公司通过灵活用工平台(云账户公司、财鱼公司)虚构业务,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79份,金额5300余万元,税额319万余元。  

天玑公司通过灵活用工平台(云账户公司、浚聚公司)及个体工商户虚构业务,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39份,金额2300余万元,税额131万余元。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

王某通过浚聚公司向天玑公司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194份,金额1700余万元,税额105万余元。      

李某乙介绍财鱼公司、浚聚公司与邦胜公司、天玑公司交易,帮助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244份,金额5600余万元,税额338万余元。

 

 3. 作案手段:   

通过灵活用工平台虚构业务,将主播提现款转入平台并支付开票费用,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    

 设立个体工商户代开发票,虚构业务关系以降低税务成本。

图片







注:以上图片来源于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研究公众号



律师辩护观点

1. 针对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辩称被告单位与直播平台存在真实业务往来,开具发票系合法合同行为,无犯罪故意。     

认为灵活用工平台模式合法,未直接买卖空白发票,发票由税务机关代开,不构成“出售”行为。     

强调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应定性为逃税而非发票犯罪。 


 2. 针对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主张灵活用工平台交易真实,发票代开合法,无非法购买合意。     

辩称支付费用属于服务性质,未直接购买发票,不应认定为犯罪。     

王某的辩护人提出浚聚公司与税务局签有代征协议,业务模式合法,且未造成税款损失。  


3. 其他辩护理由:    

部分被告人(如詹某、董某)辩称未参与开票流程,仅履行职务行为。     

强调新兴行业(直播、灵活用工)的特殊性,主张刑法谦抑性,慎用刑事手段。     

部分被告人自首、坦白、退缴违法

所得,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院裁判观点

1. 事实认定:     

直播平台委托公会发放主播打赏收入,但公会通过虚构业务购买发票的行为无真实交易基础。     

灵活用工平台与被告单位之间仅为资金流转,不存在真实业务,构成非法购买发票。     

王某通过浚聚公司出售发票、李某乙居间介绍的行为构成非法出售发票。


2. 法律定性:     

邦胜公司、天玑公司及李某甲、詹某、董某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王某、李某乙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 法院驳回“业务真实”“未造成税款损失”等辩护理由,认定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符合刑法规定。  


3. 量刑考量:    

詹某、董某、李某乙系从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李某甲自首、被告单位及部分被告人坦白、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  

判决结果

1. 被告单位:     

邦胜公司:罚金16万元(已缴纳)。     

天玑公司:罚金14万元(已缴纳)。  


2. 被告人:     

李某甲: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罚金10万元。     

詹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罚金5万元。     

董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2个月),罚金6万元。     

王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30万元。     

李某乙: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罚金10万元。

  

3. 其他:     

王某、李某乙退缴的违法所得116万元予以没收。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23)浙0483刑初750号

公诉机关:桐乡市人民检察院。

桐乡市人民检察院以桐检刑诉[2023]6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嘉兴邦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胜公司”)、被告单位嘉兴天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玑公司”)、被告人李某甲、詹某、董某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王某、李某乙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3年10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桐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姚晓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邦胜公司诉讼代表人李国某、被告单位天玑公司诉讼代表人张仕某、被告人李蒙蒙、詹某、董某、王某、李某乙、辩护人钱宇超、吴嘉华、周泽宇、刘焕明、沈缘、赵凯、翟浩、谢知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桐乡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现已审理终结。

桐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邦胜公司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736份,涉案金额6100余万元,税额368万余元,被告单位天玑公司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313份,涉案金额2400余万元、税额147万余元,均属数额较大;被告人李某甲、詹某、董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49份,涉案金额8500余万元、税额515万余元,均属数额巨大;被告人王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4份,涉案金额1700余万元、税额105万余元,数额较大;被告人李某乙帮助他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244份,金额5600余万元,税额338万余元,数额巨大,均应当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邦胜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79份,涉案金额5300余万元、税额319万余元;被告单位天玑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39份,涉案金额2300余万元、税额131万余元;被告人李某甲、詹某、董志杰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18份,涉案金额7600余万元、税额450万余元,均应当以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被告人李某甲、詹某、董志杰均系一人犯二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詹某、董某、李立刚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甲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及被告人詹某、董某、王某、李某乙归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为证实其指控,向本院提交了证人证言、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服务合同、归案经过等证据,诉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二被告单位及五被告人分别予以惩处。

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作了供述,无实质性辩解。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邦胜公司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针对主播在花椒平台上自提以外的按照花椒平台和被告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所获得部分是被告单位的经营收入,应当向花椒平台即受票方开具发票;(2)花椒平台、公会和主播之间的业务模式真实,签订的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故被告单位邦胜公司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2.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邦胜公司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本案灵活用工平台的经营模式被法律认可,即被告单位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的业务往来是真实的,双方无非法购买、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意;(2)将开票费用直接反映在发票票面金额上不符合常理;(3)发票开具方式为工作室通过税务局向被告单位代开,被告单位是向第三方税筹人员支付费用,不符合买卖行为的特征,通过税务局代开的发票,非法出售主体应当是代开企业,第三方税筹人员无法开票,不能作为非法购买的相对方,只能提供开票服务,本质是第三方税筹人员帮助被告单位及主播转换收入性质,系逃税行为。

3.被告单位案涉行为属于新经济业态下的新兴交易行为。

4.被告单位的行为未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灵活用工平台的出现为直播行业的火热发展提供了规范化的可能,本案中唯一可能存在法益侵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就是主播个人应缴税款的减少,故起诉书对被告单位的行为定性有误。

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作了供述,无实质性辩解。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天玑公司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针对主播在花椒平台上自提以外的按照花椒平台和被告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所获得部分是被告单位的经营收入,应当向花椒平台即受票方开具发票;(2)花椒平台、公会和主播之间的业务模式真实,签订的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故被告单位天玑公司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天玑公司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本案灵活用工平台的经营模式被法律认可,即被告单位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的业务往来是真实的,双方无非法购买、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意;(2)将开票费用直接反映在发票票面金额上不符合常理;(3)发票开具方式为工作室通过税务局向被告单位代开,而本案的被告单位是向第三方税筹人员支付费用,不符合买卖行为的特征,通过税务局代开的发票,非法出售主体应当是代开企业,第三方税筹人员无法开票,不能作为非法购买的相对方,只能提供开票服务,本质是第三方税筹人员帮助被告单位及主播转换收入性质,系逃税行为。

被告人李某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作了供述,辩称:1.公司和直播平台之间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2.公司有针对主播提供相关服务;3.目前花椒平台与旗下各个公会的合作模式与之前一样;4.许多公司都在使用灵活用工平台,主播本身也是灵活用工从业者。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和被告单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花椒平台改变提现规则并没有使被告公司实际到手的合作费用发生改变,反而增加了成本,不符合非法出售牟利的要求;(2)被告人、被告单位与花椒平台主体公司之间缺少犯意联络,双方并无非法购买、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合意;(3)本案未对花椒平台主体公司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难以认定双方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2.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被告单位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被告人及被告单位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存在真实交易,灵活用工平台模式十分常见;(2)涉及云账户公司和财鱼公司的客观证据不足,故针对这两家公司的金额应当予以扣除;(3)发票开具方式为工作室通过税务局向被告单位代开,被告单位是向第三方税筹人员支付费用,不符合买卖行为的特征,通过税务局代开的发票,非法出售主体应当是代开企业,第三方税筹人员无法开票,不能作为非法购买的相对方,只能提供开票服务,本质是第三方税筹人员帮助被告单位及主播转换收入性质,系逃税行为。3.被告人李某甲主观恶性小。4.本案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任何国家税款的损失,社会危害性较小。5.被告人李某甲有自首情节。综上,本案定性存疑,证据不足。

被告人詹某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作了供述,辩称:1.公司和直播平台之间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2.公司也有针对主播提供相关服务;3.目前花椒平台与旗下各个公会的合作模式与之前一样;4.许多公司都在使用灵活用工平台,主播本身也是灵活用工从业者;5.其在被告单位邦胜公司期间没有参与开票、财务对接工作。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单位天玑公司与凯林公司、浚聚公司、个人工作室等均有真实的业务往来,没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2.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无非法出售及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故意:(1)指控第一节犯罪事实,被告单位邦胜公司是被动听从直播平台主体公司要求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无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故意;(2)被告人詹某在被告单位邦胜公司期间未参与起诉书指控的向花椒平台出售相应增值税发票的工作,该犯罪事实及金额不应被认定;(3)指控第二节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某乙主动联系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关于凯林公司的灵活用工业务,云账户灵活用工平台也是主动与被告单位天玑公司联系相应灵活用工业务,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及被告人詹某对灵活用工业务涉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知情。3.本案系单位犯罪,被告人詹某属于名义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犯罪,相对于其作为单独自然人构成犯罪,无论是情节还是处罚,均应轻于后者。4.被告人詹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构成坦白,且其自公安侦查阶段就表示愿意认罪认罚,悔罪态度良好。5.本案直播行业是新兴行业,对此应当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慎用刑事手段打击新兴行业及新事物。6.被告人詹某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小。综上,被告人詹某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被告人董某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作了供述,辩称:1.公司和直播平台之间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2.公司也有针对主播提供相关服务;3.目前花椒平台与旗下各个公会的合作模式与之前一样;4.许多公司都在使用灵活用工平台,主播本身也是灵活用工从业者。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针对主播在花椒平台上自提以外的按照花椒平台和被告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所获得部分是被告单位的经营收入,应当向花椒平台即受票方开具发票;(2)花椒平台、公会和主播之间的业务模式真实,签订的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故被告单位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指控被告单位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本案灵活用工平台的经营模式被法律认可,即被告单位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的业务往来也系真实的,双方无非法购买、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意;(2)将开票费用直接反映在发票票面金额上不符合常理;(3)发票开具方式为工作室通过税务局向被告单位代开,而本案的被告单位是向第三方税筹人员支付费用,不符合买卖行为的特征,通过税务局代开的发票,非法出售主体应当是代开企业,第三方税筹人员无法开票,不能作为非法购买的相对方,只能提供开票服务,本质是第三方税筹人员帮助被告单位及主播转换收入性质,系逃税行为。3.本案系单位犯罪,被告人董某听从被告人李某甲的指挥从事相应公司业务,相对于作为单独自然人构成犯罪,无论是情节还是处罚,均应轻于后者。4.被告人董某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构成坦白,且其自公安侦查阶段就表示愿意认罪认罚,悔罪态度良好。5.被告人董某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小。

被告人王某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供认不讳,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赵凯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浚聚公司与当地税务局之间签有代征协议。公司是当地税务局的代征单位,属于税务局的业务外包,定性是当地税务局业务替代者的身份,基于税务局的授权和税务局为其提供的大量发票,有特殊的业务背景。

2.灵活用工平台是主播、外卖等这些灵活用工人员和行业经营中必须存在的一个角色,才能解决申报纳税的问题。

3.浚聚公司的经营模式、行为模式,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所要求的犯罪构成要件。

4.即使浚聚公司因为管理不够严格或者代征代开过程中存在瑕疵,而有可能构成犯罪,对于被告人王某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当承担多大程度上的责任,请合议庭慎重考虑。

5.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配合调查,口供稳定,依法应当认定为坦白。

6.被告人王某认罪认罚。

7.被告人王某已经预交资金用于退赃和罚金。

8.本案的同案人员顾某作为启盈公司里案涉业务的具体经办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公诉机关作了相对不起诉处理,作为参照,也应对被告人王某从轻处理。

9.应解除对案涉公司账户的超额冻结,多余部分退还给浚聚公司。

10.被告人王某是创业十多年的民营企业家,符合中央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精神。综上,请求对被告人王某从轻处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处罚。

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翟浩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浚聚公司与被告单位天玑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2.被告人王某所在的浚聚公司受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委托代为支付主播收入的主要原因在于税收缴纳地享有优惠政策,公司与当地税务局之间签订有代征协议,其税收代征及政策优惠均符合当地政策,公司代被告单位天玑公司支付主播收入的基础行为具有合法的理由。3.主播与浚聚公司是否存在合同上的劳务关系不能否认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主体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4.直播平台委托给被告单位天玑公司,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再委托给浚聚公司支付个人收入,其本质就是一种代为支付的委托关系,代为支付的款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无不妥。个税是否少缴纳,是涉及偷逃税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不应当用偷逃税来评价是否存在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5.从主观上看,浚聚公司不存在直接谋求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利益目的。

6.浚聚公司不符合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特征:(1)非法买卖发票强调的是非法买卖发票行为本身,非法买卖的发票都是空白发票;(2)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两个行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出售方与接受方没有业务上的交集,不涉及资金上的实际支付且通过单一的发票出售而获利;(3)浚聚公司与被告单位天玑公司之间存在业务交流关系,公司接受被告单位天玑公司的钱款与委托后,提供了相应服务,此区别于没有任何业务支撑基础的票据转让关系,亦并非单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转让关系。

7.浚聚公司没有进项税抵扣,全额缴纳了增值税款,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尽管作了抵扣,但是被告单位天玑公司也需要向直播平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的链条之间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

8.应当慎重对待平台经济这种创新型的经济模式,谨慎处理该案。

9.将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款项损失的虚开行为认定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明显违背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本意。

10.被告人王某不是浚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未参与该业务的管理,不应当承担责任。

11.即使被告人王某构成犯罪,也应当是单位犯罪。

被告人李某乙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作了供述,辩称其未参与开票流程。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从犯罪客观方面和对象看,本案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如下:(1)犯罪客观方面,本案涉及的行为是“开具”而非“出售”发票,“出售”发票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2)犯罪对象方面,出售发票针对的是“空白发票”而非“已开具的发票”;(3)司法实践表明,“出售空白发票以牟利”涉嫌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出售或者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存在较为明确的界限,关键在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已经被开具。2.从犯罪形态看,被告人李某乙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如下:(1)被告人李某乙与被告人王某无共同犯意,不成立帮助从犯;(2)本案未查明财鱼公司(或其他人员)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某乙不成立帮助犯。3.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人李某乙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如下:(1)从行为目的和动机上,被告人李某乙在本案中系对接人力资源服务;(2)被告人李某乙根据实发主播的薪资金额取得佣金收入,与发票开具无关。4.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结果犯,被告人李立刚既没有虚开发票的故意,亦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综上,被告人李某乙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请求法院对被告人李某乙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

2017年6月,被告单位嘉兴邦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地址发生多次变更),被告人李某甲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日常全部事务,被告人詹某负责招募主播、运营等工作,被告人董某负责公司财务及与主播及灵活用工平台对接等工作。公司名下成立“邦女郎”公会,为直播平台提供主播管理等服务,收取主播打赏收入3%-5%不等的服务费用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被告单位邦胜公司涉税务问题被举报,为继续经营,被告人李某甲、詹某、董志杰商议后决定重新注册新公司承继原有业务,由被告人詹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各被告人实际分工不变。2021年1月,嘉兴天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桐乡市注册成立。

2019年10月至2022年3月间,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除收取上述真实服务费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另根据花椒直播平台主体公司(北京密境和风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凯林科技有限公司)提现规则要求,将直播平台主体公司转入的主播打赏收入提现给主播,并开具税率为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至直播平台主体公司。

期间,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为获取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降低自身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的高额税务成本,通过与灵活用工平台虚构业务,将从直播平台主体公司转入的主播提现款转入灵活用工平台,并在支付5%-7.5%不等的开票费用后,由灵活用工平台以支付灵活用工报酬方式将上述提现款发放给主播,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收受灵活用工平台开具的税率为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用于抵扣税款。其中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向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账户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9份,金额14497581.68元、税额869854.89元,并通过被告人李某乙介绍,向湖北财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鱼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金额38722262.30元、税额2323335.69元。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向云账户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金额2405660.37元、税额144339.62元,并通过被告人李某乙介绍,由业务员顾某(不起诉)负责对接,向被告人王某实际负责的海南浚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聚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194份,金额17616188.56元、税额1056971.83元。被告人王某从中非法获利870000余元,被告人李某乙从中非法获利290000余元。

2021年4月至5月间,被告单位天玑公司出于上述目的,通过向李新(不起诉)等人支付4.6%的开票费用,为主播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设立淮阴区周辛敏娜信息技术服务工作室、淮阴区海缌缌信息技术服务工作室、淮阴区周跃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随后与上述三家个体工商户虚构业务后以“业务费”名义将主播提现款转至主播个人银行账户,并收受以三家个体工商户名义申请税务机关代开的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1份,金额3628263.06元、税额108847.87元。

另查明,2022年3月16日被告人李某甲经桐乡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电话通知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被告人王某、李某乙已分别自愿退缴违法所得共计116万元。

以上事实,有同案人员李新、刘华威、赵博伟、顾某等人供述、证人周崇建、常军、刘亚妮、邓梦玲、吴海燕、祝玲、姚素英、陈秀珍等人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及照片、发还清单、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接受证据清单、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明细、结算单、直播协议书、营业执照、记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服务合同、不起诉决定书、缴款凭证、归案经过等证据证实。二被告单位及五被告人所供与上述证据均能相互印证。

关于指控、辩解及辩护所提,本院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1.事实认定。根据在案各被告人、同案人员供述及服务合同,证实:(1)直播平台、公会和主播之间系合作关系;(2)公会通过为直播平台招募、管理主播、向主播提供流量扶持等方式获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3)直播平台多次变更主播提现规则,并要求公会给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确保主播拿到相应提成比例的情况下,调整主播获取打赏收入的方式,借助公会代发主播打赏收入以分摊税务压力;(4)公会为降低税务成本,通过向灵活用工平台支付开票费用的方式将直播平台委托其发放给主播的打赏收入由灵活用工平台代发,并由灵活用工平台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同时公会还通过向税筹人员支付开票费用为主播成立个体工商户的方式发放主播打赏收入并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因此,直播平台委托公会发放给主播的打赏收入不属于公会的经营收入,公会与主播事先约定的分成比例亦不影响公会的收入性质。此外,公会与灵活用工平台及个体工商户之间仅仅是为便于发放主播打赏收入并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产生的资金流转、结算,不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公会支付开票费用的对象亦不影响其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认定。相关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

2.行为定性。(1)邦胜公司、天玑公司通过微信群与灵活用工平台、税筹人员对接资金发放、开票等事宜,向灵活用工平台及税筹人员支付开票费用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李某甲、詹某、董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均符合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相关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

(2)王某利用浚聚公司收取天玑公司支付的开票费用及税源地扶持政策返利,向天玑公司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该行为模式符合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同时不符合单位犯罪的认定条件,相关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

(3)公安机关已调取邦胜公司、天玑公司与财鱼公司、云账户公司之间资金流水、票据往来的客观证据,结合在案被告人供述及财鱼公司、云账户公司员工证言,足以认定邦胜公司、天玑公司向财鱼公司、云账户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相关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

(4)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实邦胜公司、天玑公司及李某甲、詹某、董某向直播平台主体公司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应指控罪名不予认定,相关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予以采纳。

3.其他。(1)詹某。根据李某甲、詹某、董某供述,詹某在邦胜公司负责业务管理和主播招聘工作,是公司决策层之一并参与公司分红,证人邓梦玲证实詹某系邦胜公司管理人员之一,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詹某参与邦胜公司与直播平台、财鱼公司等微信群,群内涉及开票事宜,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指控事实,其在邦胜公司有无实际参与开票工作,不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辩护人就此所提不予采纳;(2)王某。王某供述其系浚聚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崇建证实浚聚公司是王某在管理,王某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顾某供述浚聚公司和天玑公司的合同需要抄送王某,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指控事实,辩护人就此所提不予采纳;(3)李某乙。根据在案被告人供述、同案人员顾敏莉供述、证人祝玲证言,结合李某乙和顾某、祝玲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李某乙分别通过介绍财鱼公司、浚聚公司与邦胜公司、天玑公司之间的开票业务从中获取佣金,李某乙是否实际参与开票流程不影响对其行为定性,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4)根据詹某的犯罪事实、情节,不属于情节轻微,辩护人就此所提不予采纳。

4.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其余意见中合理部分,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邦胜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79份,金额5300余万元、税额319万余元,被告单位天玑公司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39份,金额2300余万元、税额131万余元,被告人李某甲、董某、詹某作为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18份,金额7600余万元、涉案税额450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王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194份,金额1700余万元、税额105万余元,被告人李立刚帮助他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244份,金额5600余万元、税额338万余元,均属数量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部分成立。被告人詹某、董志杰、李某乙均系从犯,对被告人詹某、董某予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李某乙予以减轻处罚;被告单位邦胜公司、天玑公司、被告人李某甲均有自首情节,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詹某、董某、王某、李某乙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某自愿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处理;被告人王某、李某乙积极退缴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嘉兴邦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十六万元(已缴纳)。

二、被告单位嘉兴天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十四万元(已缴纳)。

三、被告人李某甲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已缴纳)。

四、被告人詹某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已缴纳)。

五、被告人董某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已缴纳)。

六、被告人王某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已缴纳)。

七、被告人李某乙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已缴纳)。

以上缓刑考验期限,均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八、被告人王某、李某乙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依法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来源: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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