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下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外效力问题研究
税律周
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有效的融资手段,实质上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达到提供担保的目的,具体而言,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债务人会将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若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则债权人将股权归还给债务人;若债务人到期无法清偿债务,则债权人可将股权变价受偿。股权让与担保和传统担保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担保人需将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至担保权人,而根据2023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86条,“股东在转让股权时,需以股东名册的变更为要件,股权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这就意味着在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人为了转移担保物的所有权,需对股东名册进行变更,将相应股权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担保权人,使其成为名义股东。由于股权转让本身带有担保属性,实践中真正行使股东权利的往往仍为担保人,这种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区分也让此类交易安排在商法上受到商事外观主义等原则的制约,并由此衍生出许多法律问题。就由此产生的内部纠纷而言,首当其冲的便是当事人真意的探究问题,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名为转让、实为担保的融资方式,当事人转移股权的真实意思是为担保权人的债权提供担保还是原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作价转卖是判断案涉交易是否属于股权让与担保的第一步,这也是法院裁判的重点与难点所在。此外,由于股权让与担保的隐蔽性,当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能会直接将股权据为己有,这便违反了《民法典》中关于禁止流押的规定,这也成为实践中担保合同双方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因股权让与担保产生的外部纠纷而言,其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无论是担保权人与公司的债权人之间还是担保权人与担保人的债权人之间都可能因为股权让与担保的隐蔽性而产生争论,当担保权人的利益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如何平衡双方的利益一直是司法实践中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中,担保权人(名义股东)是否需要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担保人(实际股东)的出资瑕疵责任,是横跨《民法典》担保制度、《公司法》资本规则与商事审判逻辑的复合性问题,这一争议的核心在于商事外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理论博弈,以及现行法律如何在交易安全与实质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无论是《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还是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4条均规定公司债权人在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可请求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责任。在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人往往因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而尚未全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当公司未能偿还到期借款时,公司债权人可能会要求未全面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而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因担保权人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之后成为名义股东,故也成为了公司债权人起诉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的担保功能与商事外观主义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所产生的冲突使得担保权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成为纠纷的争议焦点,当担保权人的利益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应当如何进行平衡,学者的观点并未达成统一。
从商事外观主义的角度出发,其以“权利外观优于真实意思”为核心,主张名义股东需承担出资责任,其论证逻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登记公示的法定效力。《公司法》确立的工商登记对抗主义,使名义股东的身份具有法定公示力。公司债权人基于登记外观产生的信赖应当受到保护,若允许名义股东以内部担保协议对抗善意第三人,将破坏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因此,股权让与担保可参照股权代持制度,当公司债权人主张名义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时,名义股东不能以其系股权代持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其次,公司法上的法定出资义务。担保权人以其与担保人之间签订的担保协议作为排除出资责任的依据,但这种责任免除仅为合同法上的豁免,股东的出资责任是公司法上的责任,担保权人基于合同安排而欲豁免公司法上的出资责任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从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层面上来讲,担保权人作为名义股东,其在享有对股权的优先受偿权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登记权利与实质权利不符所带来的风险。况且,即使担保权人承担了公司法上的出资责任,其仍可依据股权让与担保合同来向担保人追偿,因此并不会产生实质上的不公。
与商事外观主义不同,功能主义以“交易目的决定责任归属”为导向,主张担保权人无需承担出资责任,其理论支点源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本质属性:其一,担保功能的优先性。股权让与担保的核心是通过股权转让来保障债权的实现,而非使担保权人成为实际股东。担保权人通过担保合同取得的担保性股权属于财产权益,而担保人仍保留了与股权相关的人身权益。既然出资义务属于股东人身权益的范畴,那么理应由实际股东承担。《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69条也对此观点予以肯定,将名义股东的责任限定于担保目的的范围内,避免因外观主义的过度扩张而损害担保功能。其二,权利义务的实质对称性。功能主义强调,担保权人未实际参与公司治理、未获取股东收益,若要求其承担出资责任将违反公平原则。由于名义股东享有的权利不同,股权让与担保并不能简单地类推适用股权代持的有关规定。在股权代持中,名义股东虽不进行实际出资,但其可行使股东权利。相比之下,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名义股东并不享有股东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求其对当事人承担责任,便会权责失衡,让担保权人承担过重的责任。 换言之,既然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名义股东的利益仅限于债权范围,那么便不能因登记外观而对其强加超出担保目的的责任。
当前,学界虽然仍存在着商事外观主义与功能主义两派分歧,但司法层面更倾向于功能主义的立场。最高院颁布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69条也明确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在一般商事交易场景中,若公司债权人基于登记外观主张名义股东担责,法院会优先适用外观主义。但当名义股东为股权让与担保的担保权人时,公司债权人便无法以登记外观对抗担保实质,只能向实际股东进行追责。
股权让与担保的出资责任认定,本质是商法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话场域。现行法律以功能主义为基调,通过穿透交易外观追溯担保目的,为非典型担保的责任分配提供了更贴合商业实践的解决方案。未来,随着商事登记制度的精细化与裁判规则的类型化,外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平衡将更具可操作性,既保障债权实现的制度创新,又坚守公司资本充实的底线要求,最终在“形式公平”与“实质正义”的张力中实现法律适用的体系化整合。
在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中,当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请求执行已转让给担保权人的股权,或主张撤销股权转让行为时,争议核心仍是商事外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价值冲突。
1.执行异议中的权利对抗:外观登记与实质担保的博弈
当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担保权人名下的股权时,担保权人能否提出执行异议取决于对股权权属的形式认定以及对实质目的的法律评价。商事外观主义的逻辑认为,工商登记是股权归属的法定公示依据,具有公信力。在股权让与担保中,若担保权人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则其便具备了作为股东的权利外观,担保权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存在被支持的可能性,除非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股权实际归属于债务人。在司法实践中,当法院在执行异议中坚持形式审查而未探究当事人真意时,便可能会以“登记即权利”为由支持担保权人的执行异议。这种裁判方式虽体现了外观主义对交易安全的优先保护,但有违执行程序本身的公正性要求,因此很多学者对此类裁判路径持否定态度,认为外观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实质审查仍为必要,担保权人无法对此提出执行异议。
相比之下,功能主义的抗辩路径更加强调股权让与担保的实质目的是债权担保,而非所有权转移。担保权人作为名义股东,未实质取得股东资格,其对股权的占有仅为担保功能服务。若担保权人未实际行使表决权、分红权等股东权利,且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能证明股权转让系为担保目的,则可依据功能主义主张驳回担保权人的执行异议。功能主义强调执行程序应当穿透外观,审查股权变动的真实目的,若属于担保性转让,则应保障担保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而非支持其执行异议。
总结来看,由于股权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对外公开,第三人难以知晓股权转让的真实目的,因此股东权利的行使等因素可能会被纳入法院判定股权实际归属的考虑范围之内。若担保权人实际控制公司或行使股东权利(如参与股东会决策),则外观主义占优,执行异议可能会得到支持;若担保权人仅为形式登记,未干预公司事务,则执行异议便会被驳回。
2. 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交易外观与担保实质的效力认定
当担保人无能力清偿债务时,其他债权人能否以“股权转让损害债权”为由提起撤销权之诉,关键在于判断股权转让是否构成《民法典》第538条规定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或“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从商事外观主义的角度出发,其强调股权转让的形式要件,若股权转让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值,且未披露担保目的,其他债权人可依据外观推定该股权转让会损害债权。从形式上来看,股权让与担保的隐蔽性可能导致第三人无法识别担保目的,此时外观主义要求优先保护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允许其行使撤销权。此外,若担保权人未进行相应的登记,其权利缺乏公示性,更易被认定为“恶意串通”。
功能主义的反驳逻辑则从交易实质出发,主张股权转让系担保手段,并非真实财产处分。股权让与担保的核心是通过权利转移实现担保功能,而非让渡所有权。若担保权人有证据证明其交易目的合法,不会损害债权,不会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则其他债权人便无法行使撤销权。因此,撤销权的行使需穿透形式,若股权转让未实质削弱担保人的偿债能力,则不满足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商事外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冲突,本质是“形式公平”与“实质正义”的价值权衡。外观主义通过维护登记的公信力来降低交易成本,功能主义则通过穿透形式来保护真实权利义务。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功能主义在担保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中占优,但外观主义在二者与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中仍具重要性。
未来,随着《公司法》修订对股权登记效力的细化,以及让与担保登记制度的完善,相信二者的平衡将更具可操作性。为了减少因股权让与担保的隐蔽性而产生的纠纷,在进行股权登记时,可考虑区分权利享有与行使,在登记中注明担保属性,既保留外观公示效力,又明确功能主义的适用边界,为争议解决提供更清晰的规则指引。
在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适用中,其核心冲突体现为商事外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内在张力,而现行司法实践通过构建“实质优先、形式补充”的裁判逻辑实现了二者的动态平衡。功能主义在处理担保双方内部责任分配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担保人瑕疵出资情形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69条明确否定了名义股东对实际出资人出资责任的连带承担。其法理根基在于穿透股权登记的外观,认定担保权人仅持有“担保性股权”这一特殊财产权益——其虽经工商登记成为名义股东,但既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等股东人身权益,亦未实际控制公司经营。若要求担保权人承担本应归属于实际股东的资本充实义务,将导致权利与责任的严重失衡。
当涉及外部第三人权利保护时,法律则采取分层识别规则以调和交易安全与担保实质的矛盾。就执行异议而言,法院需超越登记表象,重点审查担保权人是否实质行使股东权利(如参与决策或控制公司)。若其仅为形式持有而未干预公司治理,则基于功能主义驳回其排除执行的抗辩;反之,若存在实质控制行为,外观主义可能支持其异议主张。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中,其他债权人需证明股权转让构成“不合理低价”或“恶意串通损害债权”方可撤销交易。功能主义在此发挥关键阻却作用:若转让系为担保目的且未实质减损债务人责任财产,则即便存在登记外观的隐蔽性,亦不满足撤销权要件。
当前纠纷多源于担保属性的非公示性,因此,未来制度革新需通过工商登记升级弥合理论鸿沟,如设立“担保型股权”专项登记类别,明示权利负担属性并区分归属登记与行使主体,使第三人可识别交易性质。这种演进方向始终以功能主义为基调——在担保双方内部关系中彻底贯彻担保目的,在外部关系中则有限度承认外观公示效力,同时以实质审查防范权利滥用,最终使股权让与担保既能满足融资创新的实践需求,又能通过规则弹性维系公司资本制度与债权人保护的底线正义,在商业效率与法律安全的博弈中构建起可持续的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