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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危害税收征管罪”保护的法益,探寻发票类犯罪的出罪空间

从 “危害税收征管罪”保护的法益,探寻发票类犯罪的出罪空间 税律周
202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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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作为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离开保护法益对构成要件所作的解释,只不过是法条字面含义的重复表述或者另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表述。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作为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离开保护法益对构成要件所作的解释,只不过是法条字面含义的重复表述或者另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表述。保护法益直接决定行为的不法程度,行为侵犯的法益不同,不法程度就不同。所以,保护法益与不法程度密切关联。根据不同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不法程度对构成要件进行合理解释,正是体系解释的要求。
      “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规定了多个具体犯罪,其法定刑相差较大。既然如此,就不可能认为每个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是相同的。对此,刑法理论一般也并不否认。例如,有的教科书认为,逃税罪的保护法益(犯罪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秩序”,逃避追缴欠税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而骗取出口退税罪的保护法益则是“国家出口退税的管理秩序和国家的财产所有权”,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的保护法益又是“国家的税收征管秩序”。问题是,为什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的保护法益相同,法定刑却相去甚远,为什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保护法益不同,即前者的保护法益少于、轻于后者的保护法益,法定最高刑却都是无期徒刑。这显然是上述观点难以回答的问题。此外,税收征管秩序这一表述也比较抽象,不一定能反映危害税收征管罪的不法本质,司法工作人员难以判断进而也难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侵犯了这一法益。
      还有观点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有关发票的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的发票管理制度。亦即,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发票管理办法》《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发票的印制、领购、使用、保管、检查及处罚等各环节均作出了明确严格的规定,形成了对发票的严格的管控制度,构成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发票管理的完整制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有关发票的犯罪的保护法益便是发票的管理制度,只要行为侵害了发票管理制度就构成相应的犯罪。但是,这样的观点不能说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法定刑差异,不能说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的法定刑悬殊,更不能说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区别,因而不能实现刑法内部的协调一致。
      可以肯定的是,税收征管制度的设定与发票管理秩序的建立,都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保护国家的税收利益。从与国家税收利益关联性的角度,可以将危害税收征管罪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危害(侵害)国家应得税收利益的犯罪。逃税罪、抗税罪与逃避追缴欠税罪就属于这一类犯罪。这三个罪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各种手段导致国家应得税收利益的减少。
      第二类是危害(侵害)国家已得税收利益的犯罪。最典型的是骗取出口退税罪,如后所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也属于这一类。
      上述两类犯罪的法定刑明显不同,第二类犯罪是更严重的犯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类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不法程度存在明显区别。第二类犯罪骗取的是国家已经征收的税款,或者说骗取的是国有资产,其对法益侵害的程度明显重于第一类犯罪行为。应得税收利益的减少与已得税收利益的减少,都表现为国家税收利益的减少。但前者的利益是国家尚未实际取得的利益,而尚未取得的利益本来就具有某些不确定性;后者是国家已经实际获得的利益,不仅是一种确定的利益,而且是国家所有并通过相关人员占有的资产。应得税收利益需要国家机关采取相应的法律手段使之成为已得税收利益;但已得税收利益是国家已经享有的实在利益,不需要国家机关另行采取任何法律手段。除税收利益外,其他应得利益与已得利益的区别也同样如此。所以,不仅一般人会对应得利益与已得利益予以不同的评价,而且法律也对应得利益与已得利益进行了不同评价。例如,行为人单纯不履行合同,使对方不能获取应得利益的,不可能构成犯罪,但任何人借用他人财物后单纯拒不归还的,则可能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204条第1款规定了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2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也表明,没有向国家缴纳税款却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更严重地侵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不法程度更为严重。此外,上述第一类犯罪与第二类犯罪的责任程度也不相同。在应当缴纳税款而不缴纳以及将已经缴纳的税款骗回的场合,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有所减少;但在没有缴纳税款却骗取国家已经征收的(他人缴纳的)税款的场合,期待可能性没有任何减少。所以,第二类犯罪的有责的不法明显重于第一类犯罪。
      第三类是为侵害国家应得税收利益和已得税收利益提供便利条件的犯罪,这是指第205条之一至第210条之一规定的各种犯罪。
      可以认为,第三类犯罪都侵犯了发票的公共信用。但从实质上说,第三类犯罪要么是为侵害国家应得税收利益提供便利条件,要么是为侵害国家已得税收利益提供便利。不过,从法条规定与罪名上则难作上述区别。例如,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既可能只是为他人实施逃税罪提供便利条件,也可能为他人实施骗取出口退税或骗抵增值税款提供便利条件。又如,虚开普通发票的行为,虽然一般不可能为骗抵增值税款提供便利条件,但也可能为骗取出口退税提供便利条件。再如,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发票罪,虽然主要是为他人实施骗取出口退税提供便利条件,但也可能只是为他人实施逃税罪提供便利条件。
      从上述分类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第二类犯罪是不法程度最严重的犯罪,第三类犯罪主要是为第一、二类犯罪提供便利条件的犯罪,可谓第一、二类犯罪的手段行为,所以,不能将第三类犯罪直接认定为或归入第一、二类犯罪。例如,对于利用“富余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货代开”“变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不以骗抵增值税款为目的、没有给国家已得增值税款造成损失的行为,就不得认定为第二类犯罪,即不得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第二,基于同样的理由,随意扩大第三类犯罪的成立范围,导致对手段行为的处罚重于对第二类犯罪处罚的观点与做法,就违背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例如,对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他人用于逃税的行为,如果认定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就导致对间接侵害国家税收利益的行为的处罚重于或者等同于对直接侵害国家税收利益的行为的处罚,难言妥当。诚然,如果手段行为侵犯了更重要的法益,对手段行为的处罚也可能重于目的行为,但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他人用于逃税的行为则并非如此。因为从总体上说,第三类犯罪只是为第一、二类犯罪提供便利条件的帮助行为,或者说充其量是对(正犯不特定的)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即使第三类犯罪行为侵犯了发票的公共信用,但这一保护法益不可能比国家税收利益这一保护法益更有价值。所以,对第三类犯罪的处罚原则上不应重于对应的第一、二类犯罪的处罚(当然,不排除个别犯罪的例外性)。
      第三,行为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实施逃税行为的,不能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为不管行为人利用什么样的发票逃税,其本质都是使国家应得税收利益减少,不管行为人利用什么类型的发票,其给国家应得利益造成的损失是相同的。反过来说,在行为都是使国家应得税收利益减少的情形下,不能因为行为人所使用的发票类型不同,就认定为不同的犯罪。例如,甲使用虚开的普通发票逃税,乙使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逃税,逃税金额均为500万元,给国家应得税收利益造成的损失相同。既然如此,对前者最高处7年有期徒刑,对后者却最高处无期徒刑,就明显违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第四,因为第三类犯罪是为第一、二类犯罪提供便利条件的犯罪,但从法条上又难以区分某个罪是为第一类犯罪提供便利还是为第二类犯罪提供便利,所以,就具体案件而言,司法机关既要判断第三类犯罪行为可能或者实际上为哪一类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也要判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从而做到罪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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