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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受票企业因上游企业虚开犯罪所衍生的三大税法议题

下游受票企业因上游企业虚开犯罪所衍生的三大税法议题 税律周
202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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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要:上游企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犯罪行为,未必可推导出下游企业也构成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犯罪行为。
摘要:上游企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犯罪行为,未必可推导出下游企业也构成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犯罪行为。进项税额抵扣是增值税法律制度的核心,为落实增值税是法定间接税,应保障纳税人税款转嫁之权益。若下游企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上游企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增值税款无法及时实现的风险,不应分配给下游企业。因此,对于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下游企业,一律要求其将进项税额转出或补税的现行做法,不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与欠缺合理性。尽管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在税基的计算上具有一定的牵连性,但两者各自具有独立的征税客体,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认定的事实及处罚效力,应仅限于增值税,不应也不宜进一步延伸至企业所得税。
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善意取得;进项税额抵扣;增值税税款损失
一、前言
《刑法》第205条所指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文字表述虽用的是“虚开”,但结合《刑法》第205条第3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界定,除为自己虚开外,也包括为他人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因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责任主体,既有开票方(上游企业),同时也包括受票方(下游企业)在内。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中,若税务机关查处开票方(上游企业),通常会向下游企业所在的税务机关,发送已证实上游企业虚开通知单,由此并衍生三大涉及下游企业的税法议题。
为此,本文将结合税法、《刑法》有关规定及最新涉税司法解释,分别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若上游企业被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下游企业是否也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是若下游企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则其从上游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是否可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亦即增值税款无法及时实现的风险应如何分配才合理?三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认定的事实及处罚效力,是否仅限于增值税,或可进一步延伸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的认定上,下游企业取得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对应的支出,是否也连带受影响而不准许再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二、上游企业虚开犯罪未必推导出下游企业也构成虚开犯罪
(一)是否构成虚开犯罪应各自独立判断
何谓刑事不法之“虚开”,一直是困扰执法机关(税务机关、检察机关及法院)及纳税人(开票方、受票方)的法律适用难点。特别是当上游企业涉嫌虚开、走逃失联的情况下,势必大幅增加对下游企业真实交易的核实难度及征管成本,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的查办,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与难题。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的查办过程中,若税务机关查处开票方(上游企业),通常会向下游企业所在的税务机关,发送上游企业《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上游企业涉税案件移送书。此时,下游企业所在税务机关不宜也不应该先入为主,依赖上游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具的上游企业《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上游企业涉税案件移送书,据此认定下游企业也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下游企业所在税务机关仍应依法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参考而非完全凭借上游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提供的线索,作出独立判断。
由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态样不一,为统一执法标准,在总结过去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2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以下简称《涉税犯罪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已自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为此,本文进一步结合《涉税犯罪司法解释》,进行相应的说明。
(二)下游企业可能构成虚开犯罪的情形及其认定标准
结合《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第10条第1款可得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刑事违法行为态样的认定标准采用实质或形式择一标准。也就是说,缺乏与真实交易(实质标准)对应的开具发票行为;或虽有真实交易,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上游企业(销售方)与下游企业(购买方)并非实际交易对象当事人(形式标准)。是故,若下游企业不想被认定或遭误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犯罪行为,既要有真实交易且发票形式(开票对象、发票内容)也要符合税法规定。问题是除了就虚开行为本身进行实质或形式标准的判断,是否还要考虑行为的结果及行为之主观目的呢?
根据《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第10条第2款,基于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企业虚假繁荣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由此可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刑事违法行为并非单纯的行为犯。
是故,对于无实际业务而接受上游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只有当下游企业主观上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客观上因抵扣造成增值税税款损失之结果,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至于具有真实交易而接受上游企业开具与税法规定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亦应当作相同解释。
此外,关于造成增值税税款损失之结果的解释,究竟指的是实害结果或危险结果,并不明确。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名的性质为何,实务界与理论界长期存在分歧观点,存在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又有实害犯和危险犯之争)等不同争论。若仅乍看《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第10条第2款,有朝实害结果犯作目的性限缩解释的倾向。但若基于确保增值税税款征管之及时性与完整性考虑,毋宁采危险结果说更为妥当。
(三)下游企业可能构成逃税罪的情形及其认定标准
《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第1条第1款第3项将“虚抵进项税额”作为逃税罪的“欺骗、隐瞒手段”之一的行为态样。另外,不同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最高为无期徒刑,逃税罪的法定刑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且逃税罪另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规定,故两者有其区分上的法律实益。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适用界限,实务部门的指导意见认为,“若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者,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但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仍应以逃税罪论处。但若超过应纳税义务范围,则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部分成立逃税罪,超过部分成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一行为同时触犯两罪名的竞合犯,按照从一重处原则处理。”对此,本文持保留意见。无论是在纳税义务范围内的少缴或超出纳税义务范围外的多骗税,两种不同类型的税收犯罪行为,客观上都对税收财产利益的实时与完整性产生危险,并造成纳税人负担的不公平。如此差别对待的必要性与妥当性,在未来的案件处理过程中恐引发更多的解释争论,值得后续进一步观察。
因此,若按实务的指导意见做法,存在真实交易的下游企业取得虚开发票,若其主观目的在于不缴、少缴税款,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部分成立逃税罪,超过部分成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另外,《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下游企业及时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及罚款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若税务机关没有依法下达追缴通知者,依照《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依法不予追究逃税罪之刑事责任。
(四)下游企业可能构成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及其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是否构成虚开是相互牵连但也各自独立判断。上游企业虚开犯罪,下游企业可能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也可能构成逃税罪,第三种情形是可能构成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通知,以下简称187号通知),存在真实交易的下游企业,取得专用发票注明的上游企业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下游企业知道上游企业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也不构成逃税罪,而是构成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同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在税法上的评价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下游企业,不得扣抵进项税额;已经扣抵者,由税务机关追缴。但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质上并不等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犯罪行为,何以不得扣抵进项税额;已经扣抵者,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合法性、合理性为何?详见本文以下第三部分的说明。
三、下游企业遭补缴税款的税法分析
当下游企业是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下游企业所在的税务机关通常会要求下游企业按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不准许抵扣。已经抵扣者,对其追缴税款。问题是下游企业是否有税法上的义务来为上游企业的违法行为买单呢?鉴于此类案件已成为增值税中的重灾区,引发不少民怨,审理相关案件的法院也是左右为难。有必要结合相关规定,从税法原理,理性认真对待此一乱象。篇幅所限,以下兹举三点加以说明。
(一)实务做法之合法性疑问及其分析
若上游企业有虚开的刑事违法情形,对善意取得自上游企业之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游企业所在的税务机关,往往要求其按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不准许抵扣。已经抵扣者,对其追缴税款。根据187号通知的规定,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有其下位法的依据。尽管现行实务做法确实有其下位法的执法依据。但由于进项税额抵扣涉及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认定,攸关纳税人宪法上财产权的保障,故还需要有上位法的依据。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若下游企业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者,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从文字表述的形式逻辑来看,《增值税暂行条例》第9条可作为其实务做法的上位法依据。但若进一步思考,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这三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按照《立法法》第11条第6款的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以制定法律形式为之。鉴于进项税额抵扣法律制度是增值税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否不准许抵扣应该保留由法律形式来规定,此即学理上所称的税收法定原则。因此,国家税务总局无权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对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增值税暂行条例》所没有的限制规定,而只能是制定一些具体执行法律的细节性、技术性事项。
再者,具有真实交易且自交易当事人间取得的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并不在《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0条所列举的不得抵扣的情形。因此,税务机关根据前述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对有真实交易且自交易当事人间取得的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作出追缴税款的税务处理,恐难找到充分的上位法依据作为支撑。
(二)实务做法之合理性(妥当性)疑问及其分析
如前所述,税务机关根据187号通知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命下游企业为进项税额转出并补缴增值税,恐难找到合适的上位法作为依据。退一万步而言,为避免因上游企业虚开并走逃所产生的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若认为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制定有关规定的方式,限制下游企业之进项税额抵扣有其必要性,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是否具有其合理性,或是如何做才是合理呢?
善意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与没有真实交易而实施虚报进项税额,两者本质上为不同行为类型,故有作不同税务处理的需要与必要。若没有真实交易而买受发票,将构成虚开增值税专发票违法行为,不仅是补税,还将课以行政罚或刑事罚的责任。换言之,正是因为有真实交易,且取得来自实际交易对象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而适用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但其在税务上的处理却是“一刀切”,不准其抵扣进项税款或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尽管字面上是用“不准”的表述,但实际上是“一律不准”,没有例外情形。
(三)实务做法之时效疑问及其分析
关于异常增值税抵扣凭证追缴税款是否有时效的限制,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并未有明确的规定,也往往被人所忽略。若出现异常增值税抵扣凭证已经抵扣的情形,是否能据此得出,税务机关可随时对纳税人追缴税款的结论呢?恐怕不能如此误解甚至曲解法律的解释。
无论是根据或参照《税收征管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对异常增值税抵扣凭证追缴税款应受三年时间限制,例外为五年。如果连《刑法》都有追诉时效的限制,税务机关难道可以无时间上限制,对申报异常增值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的下游企业追缴税款吗?依法行政、依法征税或补税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法秩序安定性的价值,否则税事将永无宁日,严重不利于营商法治环境的长治久安。
(四)进一步说明:关于39号公告的解释与适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根据《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以下简称39号公告)第2条的规定,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该规定,笔者认为,关键不在于适用主体是否必须限于开票方。本公告的背景在于避免扩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适用,也就是虽然上游企业之纳税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来虚报进项税额,但并不当然就此推出其对下游企业也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结论。故在下游企业之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符合39号公告第1条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亦可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但若上游企业之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已依法认定其对下游企业所开具的发票为虚开的情况,39号公告之规定将无适用之余地。
四、下游企业能否主张税前扣除
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通知,该规定只对下游企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不准许其抵扣增值税,已经扣抵者,由税务机关追缴,但并未明确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成本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实践中,则有扩大解释的倾向,除追缴增值税税款外,亦不准许其主张税前扣除,进一步追缴相应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是现行的前两大税种,尽管在计税基础的事实认定上,两者具有一定的相牵连,但两者本为各自独立的税种,有其独立的计税基础。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行使,除必须满足交易真实性的实质性要求外,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9条,形式上还应取得交易相对方合法有效抵扣凭证。然而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的规定,税前扣除并没有形式上的要求,发票的功能只是用来佐证支出的真实性。
此外,依照《发票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21条第2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因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认定的事实,重点是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而实际经营业务不符并不等于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是在查处取得虚开发票案件时,对当事人购进货物是否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没有充分举证。
综上所述,下游企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认定的事实及其追缴税款的决定,不应过度延伸至企业所得税的计税基础,不应也不适合将两者进行不当的联结。原则上,若下游企业能证明交易真实,有与取得收入有关的真实、合理支出,都应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如在耐奇科技公司案中,耐奇科技公司使用涉案11份虚开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税务机关认为其税前扣除支出的发票不具有真实性,故相应支出不得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另外,税务机关要求耐奇科技公司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证明其支出的真实性。其后,由于耐奇科技公司未能提交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14条规定的能够证实支出真实性的相关数据,故依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16条的规定,追缴其少缴的企业所得税,法院支持税务机关上述的要求与决定。不同于“一刀切”不准许下游企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前扣除的主张,耐奇科技公司案做法较具合理性,但根据“三流”(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是否一致来判断交易是否真实,容有可商榷之处。
五、代结语:合理分配增值税税款损失风险的未来展望
为正确计算纳税人当期的应纳税额,进项税额抵扣可以说是增值税法律制度的重中之重。基于增值税是法定间接税的性质,若下游企业已合法申报进项税额抵扣,因上游企业虚开犯罪,事后竟还要转出进项税额并补缴税款,这不但影响真实交易的下游企业纳税人之合法权益,更使其深陷税负不可承受之意外突袭。或许有论者认为,若无法有效控管进项税额扣抵的行使,不可避免将产生增值税税款损失的风险。以避免国库损失为理由而否认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权,这种忧虑固然可理解,做法或许也有其必要性,但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妥当性)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健全税收制度上要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由于进项税额抵扣涉及增值税纳税义务、税收征管的基本事项,对下游企业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如不准许其申报进项税额抵扣,应用法律形式来规范,这才是真正的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国家增值税税款可能损失为由,要求已缴纳税款的下游企业,代上游企业承担国家税款损失的风险。这不但把税款损失风险与责任承担混为一谈,更不符现代法治国家“自己责任原则”的要求。同时也违反《立法法》第11条第6款规定,缺乏充足的上位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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