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两高在该领域作出的又一次系统性完善,全文共二十四条,内容较2016年解释扩充近三倍。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并非孤立事件。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已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等背信行为的犯罪主体扩大到民营企业人员,并加重了单位行贿罪的刑罚;2025年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十六条明确禁止“通过贿赂和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解释(二)》正是落实上述立法精神的配套司法文件,与前法形成严密的“法律-司法”闭环。
《解释(二)》的出台,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聚焦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的“公权力反腐”,深化为覆盖所有社会经济组织、触及市场运行毛细血管的“社会化反腐”。对民营企业而言,这一制度变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体现在刑事风险的急剧上升,也体现在司法平等保护的制度保障。
一、核心变革信号:五大维度重塑贿赂犯罪惩治格局
(一)定罪量刑标准全面统一:从“区别对待”到“平等适用”
这是《解释(二)》对民营企业影响最大、最核心的制度变革。《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
此前,2016年解释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起点,按照受贿罪、贪污罪对应数额标准的二倍、五倍执行,形成了“入罪门槛高、量刑幅度轻”的显著特征。新规实施后,入罪门槛从6万元降至3万元,“数额巨大”从100万元降至20万元,并首次明确了“数额特别巨大”(300万元以上)的第三档量刑标准。量刑尺度完全与国企一致,消除了司法适用的所有制差异。
(二)单位贿赂犯罪标准全面补齐:填补长期法律空白
《解释(二)》首次明确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罪名长期缺乏明确数额标准的定罪量刑门槛。具体而言:
单位受贿罪“情节严重”的起点为2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起点为20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罪“情节严重”的起点为2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起点为200万元以上;对单位行贿罪,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即应追究刑事责任;介绍贿赂罪“情节严重”的起点为3万元以上。
(三)单位行贿处罚力度显著升级:双罚制与刑罚档次完善
《解释(二)》第四条细化了单位行贿罪“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将行贿数额门槛、向多人行贿、在重点民生领域行贿等情形具体化。此次修改需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背景理解——修正案已将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并增设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档次。
单位贿赂的法律后果是双罚制——即企业主体将被判处高额罚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须承担刑事责任。“集体决策”“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等情形,均不能使企业免责。
(四)行贿端收紧:首次明确个人向单位行贿数额10万元以上入罪
《解释(二)》第二条首次明确了对单位行贿罪的入罪门槛:个人向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单位向单位行贿数额在40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即便数额未达上述标准(个人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单位20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若具有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医疗等重点领域行贿等情形,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彻底填补了长期存在模糊地带的“对单位行贿”司法标准。
(五)惩治新型隐性腐败:预期收益、股权期权等纳入规制范围
《解释(二)》对新型隐性腐败作出了系统性规制安排:预期收益型受贿按案发时实际获利或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受贿数额;对于玉石、字画、名表等特定财物,要求鉴定真伪并进行价格认定;“谋利”认定标准大幅放宽,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即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再要求“实际转达请托事项”或“实际谋取到利益”。
二、对民营企业的系统性影响
(一)刑事风险敞口急剧扩大
在新规框架下,民企员工哪怕是数万元的暗中吃回扣,也可能直接触发刑事责任。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等背信行为犯罪主体扩大到民营企业人员,民营企业的刑事风险版图已显著扩大——不仅贿赂行为本身面临更高打击风险,企业内部的其他背信行为同样面临刑事追诉的可能。
更需警惕的是,《解释(二)》第十六条确立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精准区分标准:若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通过单位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应以(个人)行贿罪论处,而非认定为单位行贿罪。这意味着,以往可能仅被视为管理瑕疵的“公司是我家”的财产混同模式,如今已明确暴露于更重的刑事风险之下。
(二)司法平等保护的双重面向
“同罪同罚”对民营企业并非只有负面意义。在过去,由于民企与国企腐败犯罪惩治标准存在明显差异,民企在遭受内部腐败侵害时,往往因涉案金额未达上浮后的入罪标准而难以获得有效的刑事司法救济。标准统一后,民企员工侵占、受贿行为达到3万元的入罪门槛即可刑事立案,民企向司法机关报案追究内部腐败分子刑事责任的难度将显著降低。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结相关案件4842件,同比增长11.6%,彰显着国家司法机关惩治民企腐败、维护企业权益的决心。《解释(二)》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
(三)特定行业面临系统性冲击
医药行业是此次新规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新规明确了医疗领域行贿从重处罚,在医疗、食品药品等领域行贿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适用更低的入罪门槛(降档认定)。个人向医疗单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即可追究刑事责任。新规彻底堵死了企业与行贿行为的“切割术”——以往医药代表行贿,企业常以“个人行为”为由脱责,新规明确:只要行贿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无论集体决策还是主管人员决定,均以单位行贿罪定罪。
建筑施工、大宗采购、物流运输等行业同样面临显著冲击。这些行业长期存在回扣、好处费等“行业惯例”,新规实施后,原本处于刑事边缘地带的行为将直接落入刑事打击范围。
(四)企业经营模式面临根本性重塑
《解释(二)》的实施,与企业合规管理领域的其他制度变化形成叠加效应。2023年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践发展。在此背景下,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不仅有助于预防刑事风险,更可能在涉案时争取合规不起诉的法律后果。《解释(二)》的实施,意味着医药企业不得不告别“带金销售”,转向学术推广、临床服务等合规路径;建筑施工企业将告别“关系型竞标”,转向规范的招投标流程。企业必须建立能够有效识别、阻断商业贿赂风险的合规管理体系,才能在严监管时代获得生存空间。
(五)合规抗辩路径面临实质重构
《解释(二)》对民营企业合规抗辩产生深远影响的核心机制,在于其第十六条对单位意志的实质化认定标准: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认定为单位行贿罪。这一规定的杀伤力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主管人员”的范围被实质扩展至销售总监、区域负责人等中层管理人员,其决策更易触发单位责任;其二,即便是一线业务员背靠背私下行贿,只要是为了拿订单、为了公司业务、钱是从公司账上出的,公司照样可能构成单位行贿罪。
对民营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传统合规抗辩中“老板不知情”“单位无授权”等经典防御理由的效力大幅削弱。单纯依靠合规手册、签字审批等“形式合规”已不足以阻却单位行贿罪的认定,企业必须建立起能够实质阻断、及时发现、有效应对员工个人违法行为的闭环风控体系。
三、民营企业的合规应对策略
面对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系统性收紧,民营企业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构建合规防线:
一是完善反腐败内控制度。建立覆盖采购、销售、招投标、对外投资等关键业务环节的反贿赂内控制度,明确各环节的审批流程和风险管控要点。特别要关注销售端“业务招待费”“推广服务费”等高风险科目的用途合理性审查,从源头上切断商业贿赂的资金链条。
二是建立员工行贿风险的早期识别与阻断机制。鉴于《解释(二)》已将销售总监、区域负责人等中层管理人员的决策纳入“主管人员决定”范围,企业需建立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合规审查机制,定期开展合规培训,明确告知新规下各类贿赂行为的刑事风险,并设立内部举报渠道,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行贿风险点。
三是严格区分公私财产。《解释(二)》明确规定财产混同情形下可能以个人行贿罪论处,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必须严格区分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确保财务独立、账目清晰、资金流向可追溯,避免因管理不规范而承担更重刑事责任。
四是建立商业伙伴合规审查机制。在商业合作伙伴(代理商、经销商、供应商)引入前开展尽职调查,评估合作方的合规风险,在合同中嵌入反腐败条款,并定期对合作方进行合规审计。
五是建立合作方行贿行为的隔离与报告机制。鉴于合作方(如代理商、经销商)行贿可能牵连委托企业的连锁反应风险,企业应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反腐败合规条款,要求合作方作出书面合规承诺,建立合作方行贿行为的快速响应和终止合作机制,并在发现合作方涉嫌行贿时及时履行报告义务,最大限度切割企业责任。
六是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一旦涉及贿赂调查,第一时间梳理公司财务制度、账目流水、决策文件等,评估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认定风险,并寻求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制定最优应对策略。
综合来看,《解释(二)》对民营企业的核心影响可概括为四句话:受贿门槛大幅降低,行贿追责显著加重,单位责任实质扩展,合规管理势在必行。
对民营企业而言,这一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挑战面看,企业及核心管理人员面临的刑事风险呈指数级上升;从机遇面看,统一司法标准后,民企依靠刑事手段打击内部腐败、维护企业权益的可行性显著提升。企业决策层应高度重视此轮制度变化,依托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全面评估自身合规体系与新规要求的差距,系统性地完善内部反腐败合规建设,将刑事合规从“可选项”升级为“必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