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并由税务机关举证
税律周
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诉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案
2013年7月15日,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对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该公司偷税行为处以罚款31209130.26元,对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01100元并处50万元罚款。中油国门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的行为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及134号文规定的偷税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油国门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维持一审判决。北京高院再审认为:当事人的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顺义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故意进行调查认定,在诉讼过程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故对中油国门公司再审请求应予支持,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税法规定了各种具体违法行为,每一种违法行为,其主客观表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该裁定明确了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具备主观故意,从而揭示了偷税概念的本质特征;澄清了认定偷税行为的举证责任主体和举证责任分配。由于该案强调和厘清了以往税务司法审判实践中一些容易混淆和模糊的重要规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北京中油国门公司诉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案评析
偷税行为的认定是否需要以纳税人具有主观故意为要件,是税务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长期争议焦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列举了偷税的各种行为方式,但并未明确将“主观故意”写入法条。这一立法模糊导致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纳税人与执法机关之间产生了深刻分歧:税务机关倾向于“客观归责”——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手段并造成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结果,即可认定为偷税;而司法机关和纳税人则主张“主观故意”是偷税认定的必要构成要件。
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国门公司)诉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案,正是这一争议的典型缩影。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及指令再审,最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裁判思路为偷税认定的司法审查确立了重要规则。
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中油国门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北京燕港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开具了19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601100元。与此同时,中油国门公司从北京玉柴能源经贸有限公司等公司取得1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申报抵扣了进项税额。
2012年2月24日,山东省济南市国税局稽查局向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出具《证实虚开通知单》,确认相关发票为虚开。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将线索转交顺义区国税局处理。顺义区国税局于2012年3月23日立案,次日向中油国门公司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对其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2013年7月15日,顺义区国税局作出顺国罚〔2013〕2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中油国门公司:1. 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开票费,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01100元并处罚款50万元;2. 利用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少缴增值税31209130.26元,构成偷税行为,处以罚款31209130.26元。两项合计罚没款32310230.26元。
中油国门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条的规定,中油国门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申报抵扣税款,已构成偷税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知晓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对其“不具有偷税主观故意”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维持被诉处罚决定。
中油国门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京03行终16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同样未对“主观故意是否为偷税构成要件”这一核心问题作出实质性回应。
中油国门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京行申1402号行政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第一,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 高院明确指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所列举的偷税手段,从文义上即包含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因素。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税务机关未尽到举证责任。 高院经审查认为,顺义区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故意进行认定,在诉讼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以“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知晓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为由,将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了纳税人,违反了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
第三,原审对关键事实认定不清。 中油国门公司在一审中一直主张其与燕港公司之间存在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并提交了218库付油交接单据等直接证据。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未进行充分质证的基础上,直接认定中油国门公司的相关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
第四,商业模式的性质应予审查。 中油国门公司主张的“指示交付”模式在石油原料交易中较为常见,该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将案涉交易拆分为虚开和偷税分别处理是否符合增值税的法律本质,原审均未进行充分说理。
基于上述理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京03行再7号行政裁定,认定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认定偷税行为是否必须以纳税人具有主观故意为要件。
从法条文义看,《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使用了“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多列”“不列”“少列”“拒不申报”“虚假的纳税申报”等表述,这些词语本身就包含了行为人主动、有意为之的含义,体现了主观故意的内在要求。正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所指出的,该条款“从该规定所列举的诸种情形看,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
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理看,《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虽然该条款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税收征管法并未就偷税认定作出排除主观要件的特别规定。因此,行政处罚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领域仍应适用。
从司法实践看,关于偷税认定是否要求主观故意,各级法院存在不同观点。有的法院认为“纳税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不是判定纳税人偷税的核心要件”;但也有法院明确要求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主观故意进行调查认定。本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立场,代表了司法实践中日益趋向于将主观故意作为偷税认定必要要件的主流观点。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偷税行政处罚案件中,税务机关不仅应当证明纳税人实施了法定偷税手段并造成了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结果,还应当证明纳税人主观上具有偷税的故意。
然而,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了纳税人,以“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知晓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为由,认定其偷税主张成立。这种做法实质上要求纳税人自证清白,与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相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这一错误,体现了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坚守。
第一,税务机关在认定偷税时,应当对纳税人的主观故意进行调查和认定。 不能仅凭纳税人实施了法定手段行为并造成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结果,就当然地认定构成偷税。税务机关应当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能够证明纳税人主观故意的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双方的沟通记录、合同约定、资金流向、货物交付凭证等。
第二,税务机关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主观故意的认定依据。 被诉处罚决定仅列举了中油国门公司的行为事实和结果,未就其主观故意进行任何认定。这在程序上构成了重大瑕疵。
第三,税务机关在面临纳税人提出“不具有主观故意”抗辩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不能简单地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要求纳税人证明自己“不知情”或“无过错”。
对于纳税人而言,本案提示了在面临税务稽查和处罚时的重要应对策略。
首先,纳税人应当注意保存能够证明交易真实性和自身不具有偷税故意的证据材料,包括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货物交付凭证、沟通记录等。
其次,在行政诉讼中,纳税人应当积极主张税务机关对主观故意承担举证责任,避免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局面。
最后,对于“指示交付”等符合行业交易习惯但形式上特殊的商业模式,纳税人应当注意留存能够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完整证据链。
北京中油国门公司诉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一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及指令再审,最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立了“主观故意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的重要裁判规则。这一规则既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文义解释,也契合《行政处罚法》关于过错责任的基本精神,同时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
当然,关于偷税认定是否需要主观故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税收征管法对偷税的规定采取的是“客观归责”模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手段并造成了不缴或少缴的后果,即可认定为偷税。这一分歧有待于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但无论如何,本案所确立的裁判思路——税务机关对偷税的主观故意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规范税务执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背景下,这一裁判规则的价值将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