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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相关规定,“对外投资外派人员”被明确定义为对外投资企业向其境外企业派出的人员。核心前提是“境外企业”——国内公司必须先拥有一个境外实体(子公司、分公司等),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派遣”。
没有境外主体,就不存在“向谁派”的问题。部分企业以商务签证、旅游签证甚至免签入境的方式安排员工出境从事实质性工作,这在法律上属于非法务工。《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员工在境外不享有当地劳动法保护,企业则面临东道国移民执法部门的处罚风险。2026年7月商务部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对“以非工作签证变相组织劳务人员出境”的监管力度正在持续加码。
合规路径只有两条:一是在境外先设立主体,再依据对外投资外派的规则向境外企业派出已签订劳动合同的自有员工;二是通过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合规出境。两者之外,不存在第三条既合法又低风险的路径。
跨境派遣的核心法律关系是:员工与国内母公司(或境内关联企业)的劳动合同关系保持不变,工作地点延伸至境外。这种“劳动关系在国内、工作场所在境外”的二元结构,需要一套完整的合同体系来支撑,而不仅仅是发一张外派函了事。
2026年新规实施后,监管部门对跨境派遣的合同要求已非常明确:外派员工出国前必须签署国内劳动合同、境外雇佣合同、服务协议三份文件,并在出境后保留当地劳动合同原件。国内劳动合同解决劳动关系归属问题;境外雇佣合同满足东道国对外国雇员的准入要求;服务协议明确外派期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安排。三份文件内容须保持一致,不能出现“国内说一套、国外说一套”的矛盾情形。
缺少任何一份,后果都很直接:员工在境外发生工伤或劳动争议时,东道国劳动部门可能因缺乏当地雇佣文件而不予受理;国内劳动行政部门又因工作地点在境外、缺乏外派协议的明确依据而无法直接认定——员工就此落入中外法律均不保护的“真空地带”。这并非理论推演,已有多起司法裁判印证了这一风险。
只要国内劳动合同未解除,社保缴纳义务不因员工出境而自动中止。员工与境内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社会保险缴纳具有法定强制性。养老保险需累计缴满15年方可按月领取,医疗保险连续缴费中断将直接影响当期报销资格,这些权益损失不可逆。公积金方面,各地规定虽有差异,但多数地区要求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缴存。
到了境外,是否还要再交一份?这取决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是否存在双边社会保障协定。截至2026年,中国已与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西班牙、卢森堡、日本、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等12个国家签署并生效了双边社保互免协定。在有协定的国家,企业可凭国内社保机构出具的参保证明,为外派员工申请免除当地部分社保险种(通常是养老和失业保险)的缴纳义务。豁免期一般为5年。没有协定的国家,则面临双重缴纳的现实压力。
工伤保险适用另一套规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四条,职工被派遣出境工作,如目标国强制要求参加当地工伤保险,则国内工伤关系中止;如目标国不强制或无法参加,国内工伤关系继续有效。这条规则直接决定了员工境外发生工伤时适用哪套认定和赔偿程序——恰恰是很多企业从未提前确认过的细节。
在法律适用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境内用人单位将员工派往境外工作,实体争议通常适用境外工作地的劳动法律。
在管辖层面,情况有所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在跨境派遣场景下,用人单位所在地在国内,因此中国法院对这类争议拥有管辖权。实践中,员工倾向于选择在国内提起诉讼——程序熟悉、成本可控,而法院审理实体问题时,可能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适用境外法律。
工伤认定面临的程序性障碍更大。员工在境外发生事故后,如当地法律要求参加当地工伤保险,需走东道国的工伤认定程序;如国内工伤关系未中止,则需向国内用人单位注册地人社部门申请认定。问题在于,由于工作地点在境外且可能存在合同文件不齐备的情况,国内人社部门往往无法直接开展认定,员工须先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这意味着多一轮诉讼、更长的等待周期、更高的维权成本。
合同体系必须完整。国内劳动合同、境外雇佣合同、服务协议三件套缺一不可,内容须保持一致,不能只靠一张外派函。双边社保互协定的适用须提前确认和办理,不能“出去再说”。签证合规没有商量余地,持旅游、商务签证从事实质性工作属于非法务工,一经查处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刑事责任。
跨境用工合规,已经过了可以“先做再补”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