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奥运周期。与2008年奥运会相比,中国公众这次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更为理性。很多人将北京与之前迫于公众压力而宣布退出2024年奥运会申办的波士顿相比,认为北京奥运会是又一次政府花大钱造声势的形象工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地去看待北京的这次申办呢?奥运会在现代社会中到底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的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学意义又在于什么?
奥运会与景观重建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奥运会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项景观(Spectacle)。法国哲学家德波(Debord)在其著作《景观社会》 中将景观看做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并且体现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 (也包含体育)中。景观是现代社会占主导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景观也总是现存体制和目标的合理性的证明。沿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德波认为资本积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景观,现代社会处于由商品堆积向景观堆积的转换时期。鲍德里亚(Baudrillard)将景观定义为“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如奥运会)(这句话作为对景观的定义段总结)。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大众对景观的痴迷,而占少数人的统治阶级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由此,德波认为景观和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 全球范围内“媒介时代”的出现与发展进而改变了景观的具体内涵。凯尔纳(Kellner)在其对媒体景观的研究中强调商品化的景观在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变得更具吸引力,其也在同时提高了对个体娱乐消费的控制力。奥运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根于媒体的传播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卫星转播技术出现 。罗切(Roche)在其研究中也认为与传媒的结合是促使奥运会相比其他大型盛事(Mega-events)如世博会等更受瞩目切更具经济价值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葛兰西 (Gramsci)曾提到统治阶级会通过赞助大众的娱乐为手段以达到对社会的控制与治理目的。博伊考夫(Boykoff)则将奥运会所创造的华丽景观及节日气氛以达到麻木公众的效果当做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手段,称之为“庆典资本主义” (Celebration Capitalism)。奥运会由于其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宏伟壮观的节目内容 (如开幕式),以及仪式化的表现形式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类景观。而奥运会所一直推广的所谓奥林匹克主义,也在此过程中被转换为抽象的消费文化一部分,从而进一步吸引观众对奥运会所创造出来景观的消费以及对及其组织者,也就是少数统治阶级控制的服从。
德波在其研究中特别提到了城市主义(Urbanism)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突出景观。德波认为城市化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他们的部署准备了场地。城市化是真正分离的技术”。在德波眼中,城市化的结果是对劳动异化的加速,而“工厂、文化中心、观光旅游和住宅的开发等都按特定设计来培育这种类型的伪社会”。从历史上看,城市化的发展与奥运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2巴塞罗那奥运会被当做一次历史上通过奥运会实现城市更新的经典例子。借助奥运会的东风,巴塞罗那政府对旧城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其曾经污染严重沦为贫民区的沙滩也成为了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类似的案例也体现在上届北京奥运会在公共交通的建设上,2008年奥运会为北京带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场,扩展了地铁线路,大大提升了城市的交通运载能力, 也为北京带来了鸟巢水立方及奥体公园这样地标性的旅游景观。最近的索契奥运会更是几乎翻新了这座位于黑海之滨的度假城市,当然其背后的代价是高达500亿美元的投入。奥运会的举办往往将一座城市置于全球的关注焦点之下,并伴随着翻天覆地的城市景观的重建。
除了彰显政治实力以外,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也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大力发展“国际都市”以提高城市竞争力有密切关系。这里所指的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具体体现在旅游业的发展,就业率的提高,城市形象的提升,以及对外来投资及人才吸引力的增长。奥运会由于其所创造出的卓越人类社会景观常常被当做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标志。大型奥运会的举办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国际形象,它更是一张能加速大规模城市改造的通行证。 布鲁德乌(Broudehoux)认为,奥运会所创造的象征性景观由于其巨大的吸引力及弱化的政治印象使得城市改造的过程能受到更少的公众监督。而奥运会对国家主义的鼓励也会使得与之相关的政府干预行为受到更少的阻力。比方说在房屋拆迁这个中国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上,可能当下没有比“国家办奥运会需要”更好的借口了。
奥运会与新自由主义
德波的景观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而奥运会的发展也与全球资本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资本主义由于其灵活性的特征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阶段并成功保持住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统治。近些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更多的体现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特点。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及私有化,反对国家对于市场及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里哈耶克(Hayek)、 弗里德曼(Friedman)以及后来所发展出的“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当时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强调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遭遇滞涨,新自由主义支持者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的失败,并且认为经济则应交由市场自我调节。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最高潮,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也开始全球性的迅速扩张,同一时期出现的“亚洲四小龙”便与新自由主义有莫大的关系,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深受其影响。在里根执政时期,洛杉矶举办了1984年夏季奥运会。而这届奥运会也由于其高度的商业化特征被当做现代奥运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在政府巨额投资的背景下产生了高额的债务,而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财政黑洞加上冷战的政治背景也使得各国对奥运会的举办兴趣大大降低。事实上,代表美国的洛杉矶是那届奥运会的唯一申办者,而其大量引入私人资本的筹资方式也与当时大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不谋而合。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使得奥运会重新成为各国的宠儿,而从此以后商业化及私人资本开始占主导地位,奥运会也开始了其新自由化的过程。
新自由主义是奥运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城市景观的构建,其具体表现为政府利用借助公共私人合作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来与私人业主为代表的利益群体所形成同盟(Coalition)从而加速城市化的实现。哈维(Harvey)将这种公私合营,政府将公共服务外包商品化的新模式称为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公共私人合作制目前最流行的一种手段为民间兴建营运后转移模式,也称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其主要形式为将政府所规划的工程交由民间投资兴建,并且在经营一段时间后,再转移由政府经营。这种模式目前在奥运会相关设施建设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如当年国家体育场鸟巢便由中信集团联合体负责其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移交,并获得2008年奥运会后30年的国家体育场经营权。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当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BOT方案几乎全部由国有企业中标。但在其他举办大型赛事的案例中BOT的具体实施一般由私人资本参与其中,如近来广受关注的用于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台北大巨蛋体育场便由台北市政府交由台湾远雄集团经营管理。霍尔(Hall)在其研究中提到大型赛事如奥运会所涉及的场馆建设及城市更新往往对长期的公共利益带来负面影响但能够为企业带来可观短期利益。而大量私人资本的涌入也实际上控制了奥运会的规划并使其为企业利益服务。哈维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提到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占领而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他提到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包括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多种产权的私有化,以及对资源的殖民化分配。具体来讲,奥运会的举办使得原本的公共土地被转换为私有产权并用于修建如商场高档公寓等设施,而在产权置换过程当中往往伴随着大范围的拆迁及对当地社区居民的迁移与驱散。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后果便是由于过度私有化所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急剧扩大:企业私人资本会比公众得到更多利益,而风险也由公私合作制大量的转移到公共财政及治理中。
我们看到巴西在筹办世界杯与奥运会过程中,其大量建设场馆更新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社会的阶级冲突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一切矛盾又都几乎集中在政府身上而背后的私人利益集团则隐匿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 “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也成为奥运会大量引入私人资本的借口之一。“滴漏效应”认为对上层阶级社会的优待会改善经济整体并使社会低阶层人民受益。但这种观念在现实中往往适得其反而进一步体现在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样的“滴漏效应”也体现在政府认为奥运会的举办会实现大众体育参与度的提高。北京在其申办报告中便提到冬奥会将会促使中国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但类似的提法在以往研究中从未得到证实。最近的数据更是显示伦敦奥运会后英国的体育参与人口呈下降趋势。新自由主义对于奥运会的又一影响在于对其衡量标准的改变,如同洛杉矶奥运会由于其商业化的成功及对私人资本的依赖使得其备受推崇一样,奥运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全球化地缘竞争的压力下已成为了几乎是衡量一届奥运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其在社会关怀及对举办地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则被大大忽略了。

展望2022年冬季奥运会,北京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理念,其具体内容表现在对社会资本的大量引用。如冬奥会编制预算的15.6亿美元中政府补贴仅占6%;15.1亿美元的场馆投资中,65%由企业投资,其中三个奥运村100%由企业投资。北京、张家口奥运村会后将作为商品房出售,延庆奥运村会后将作为酒店使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北京冬奥会对社会资本的引用延续了奥运会新自由化的进程。而最近国家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规划中也将建立在企业社会资本基础上的市场化看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毫无疑问,在经历许多年举国体制的弊端后,中国的体育包括奥运会向着市场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目前舆论对市场作用的过度崇拜也值得让人警惕。毕竟市场并非万能,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市场弊端也在西方社会暴露无遗。
在此拉开序幕的中国体育轰轰烈烈的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如何能保证市场化后的体育不会进一步扩大社会的不公平,如何避免在新自由主义渗透下对体育本质的偏离,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