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0月25日,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现任总统卢拉(劳工党/PT)以51.79%的有效得票率击败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48.21%),成为巴西恢复民主以来首位在首轮落后、决选翻盘的在任总统,赢得史无前例的第四个任期,将于2027年1月5日就职。」
这场选举对中国出海企业的总基调是:宏观对华关系延续升温、中观贸易政策进入高波动期、微观跨境税制经历了一次方向性反转但高度可逆。
卢拉是"亲华指数"最高的巴西总统之一,但第四任期他将面对右翼主导的国会、82.9%的债务/GDP比率和"再工业化"的保护主义压力——"对华友好"与"对中国商品设防"将同时成立。
对准备进入或已深耕巴西的中国跨境卖家(亚马逊、TikTok Shop、Shopee、速卖通、SHEIN、Temu等平台)而言,2027年不是"赌方向"的年份,而是"管理不确定性"的年份。
一、巴西政府50年政权演进
与对华政策脉络
巴西政治体制、选举机制与“联合执政”特征
巴西实行联邦共和国制,采用总统制与多党制结合的政治架构。其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统一由总统担任,通过全国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
核心机构与权力制衡
行政权:由总统与其任命的各部部长行使。
立法权:由国民议会(National Congress)行使,分为参议院(Senate,81席,代表各州与联邦区)与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513席,按人口比例分配)。
司法权:由联邦最高法院(STF)、联邦高级法院(STJ)及各级专业法院(如最高选举法院 TSE)行使。
选举机制:两轮决胜制(Two-Round System)
如果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 50% 的有效选票,得票率前两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决选。这种机制放大了中道选民和跨党派联盟的作用,任何最终当选的总统必须在第二轮前争取到中间派或小党派的选票。
“联合派系执政”(Coalition Presidentialism / Presidencialismo de Coligação)
巴西议会内部极度碎片化(常有十余个政党瓜分席位),这导致没有任何单一政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在议会形成稳定多数。
议会中间党派(Centrão):由一群意识形态色彩较弱、主要诉求为财政拨款、部门任命和地方资源的议员集团组成。
执政逻辑:总统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上台后都必须与 Centrão 达成利益让步,通过让出关键部长职位和联邦预算审批权来换取法案通过。这一机制构成了巴西政治极强的“纠偏与缓冲效应”,决定了任何极端的意识形态政策(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在落地时都会被极大地稀释与温和化。
过去50年历任总统换届及对外贸易政策演变
军政府尾声与过渡期(1974—1985)
贸易政策:坚持“进口替代工业化” 模式,通过高额关税和行政许可严格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扶持本土钢铁、石化和机械工业;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成立大型国企。
外交理念:打破冷战僵化阵营限制,推行“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外交”。
民主化重建于超通胀探索期(1985—1994)
贸易政策:科洛尔政府彻底开启新自由主义转向,大幅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取消进口许可管制,解散部分效率低下的国有机构,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
背景困境:这一时期巴西饱受超通胀困扰,多套货币改革方案接连失效,经济剧烈震荡。
经济稳定与国际化稳固期(1994—2002)
贸易政策:卡多佐在任财政部长期间推出了极其成功的“雷亚尔计划”,以新货币钉住美元锚定物价,彻底平息超通胀。
外交策略:深化南方共同市建设,积极参与WTO框架,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政策,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电信、电力和金融行业。
左翼执政与金砖外交黄金期(2003—2016)
贸易政策:奉行“发展主义”与“南南合作”。一方面依托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扩大农产品和矿产出口,积累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加大对国家开发银行资助,扶持“国家冠军企业”。
外交突破:联合中国、俄罗斯、印度组建 BRICS 机制,极大提升了巴西在国际秩序重组中的话语权。
右翼复兴与波折震荡期(2016—2022)
贸易政策:博索纳罗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民粹路线,主张全面放松企业监管、推动国家石油公司及国家电网等资产私有化,积极申请加入经合组织。
外交倾向:外交政策高度依赖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路线,呈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左翼回归与再工业化深水区(2023至今)
贸易政策:推行“新巴西工业计划”(Nova Indústria Brasil, NIB),拟在十年内投入数千亿雷亚尔,以财政补贴、政府采购和优惠贷款扶持新能源汽车、生物经济、数字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
核心诉求:追求“去再原材料化”(反去工业化),要求外资不仅要把产品卖到巴西,更要把生产线和技术留在巴西。
历任总统对华友好度与重大历史节点梳理
二、50年来巴西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与带动的产业发展
巴西从高度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全球市场开放,其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建立形成了深度的“时代交浪”。这种互补性重塑了全球供应链格局,并在三大关键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市场演变。
农业领域:粮食安全与粮油产业升级
历史演变:20世纪70年代前,巴西的中西部热带草原被视为不毛之地。巴西政府通过成立农业研究公司,引入土壤酸性改良技术、大豆品种培育及免耕法,并逐步对农产品出口实施免税与关税下调,使巴西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对中国的影响:
保障大宗农产品安全: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拉动了对蛋白质与食用油的需求。巴西大豆(目前占中国进口大豆总量 60% 以上)、牛肉、鸡肉和浆纸的稳定供应,有效缓解了中国农业资源的压强。
带动国内中游加工与物流产业:巴西农产品的大规模输入,直接带动了中国沿海地区(如山东、江苏、广东)数千亿级别的粮油压榨、蛋白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现代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倒逼中国企业上游布局:中粮集团(COFCO)等国企通过收购 Nidera 和 Noble Agri,在巴西建立起涵盖桑托斯港(Santos)码头、内陆铁路、仓储中心的大型农业供应链网络。
采矿与能源领域:工业基建与能源安全
历史演变:巴西淡水河谷(Vale)的矿山开发以及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对盐下层(Pre-salt)深水油气开采权的外资开放,打破了国家垄断,引入了全球资本与技术。
对中国的影响:
支撑中国钢铁与基建扩张:巴西卡拉加斯(Carajás)高品位(含铁量 65% 以上)铁矿石的稳定进口,卡拉加斯矿区 1985 年投产、2000 年后大规模对华供货,是中国过去 30 年粗钢产量飞跃、高速公路及城市化建设的关键基础原材料支撑。
带动中国重型装备与造船业出口:为了运输巴西铁矿石与原油,2008–2011 年,中国船厂承接大批 Valemax 40 万吨订单;中国造船厂(如中国船舶集团)承接了大量 40 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和超大型原油轮的建造订单;同时,徐工集团、三一重工2010 年前后在巴西建厂、矿用设备进入淡水河谷供应链,大型采矿机械设备借势打入拉美市场。
能源合作升级:2013 年中标 Libra(Mero 前身)区块、2019 年 11 月中标 Búzios 油田,中海油、中石油等成功参与巴西深水油气田(如 Búzios、Mero)的开采权益竞标,实现了从 “纯买家” 向 “上游联合开发者” 的身份转变。
制造业与新能源:中国企业转向本地化制造
历史演变:巴西在工业衰退与高关税压力下,推出“新工业计划”和“绿色关税体系”,限制纯CBU(整车进口)并激励本地化生产。
对中国的影响与产业带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体出海与产能替代: 2023 年 7 月比亚迪收购福特巴伊亚州工厂、2025 年 7 月投产;2021–2025 年长城汽车完成奔驰圣保罗州工厂收购改造并投产,打造南美新能源整车基地;带动宁德时代等锂电、电机、充电桩供应链集群出海。
特高压与电网工程输出: 国家电网在巴西落地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实现中国特高压技术与装备全产业链出海。
消费电子与跨境数字经济生态: 联想、小米2010 年代中后期在巴西设组装厂;快手2019 年深耕巴西;极兔2022 年入巴;滴滴2018 年收购 99;美团 Keeta2025 年落地巴西;Shein2020 年、Shopee2019 年布局巴西,重塑当地数字支付、跨境物流、社交电商生态。
三、巴西总统大选对现有对华政策
与贸易优势的影响分析
结构性约束:对华经贸基本盘具备“强抗震能力”
不论巴西大选由哪一个阵营(左翼或右翼)赢得执政权,中巴经贸关系是由其根本经济结构和互补性决定的,具有极强的政治免疫力。
1. 农业与矿业财团的政坛统治力
巴西国会中最强大的立法力量是“农业党团”(Frente Parlamentar da Agropecuária, FPA),其控制着参众两院近半数的席位。
经济现实:巴西农产品与铁矿石的最大出口市场在中国(中国消化了巴西超 60% 的大豆和超 50% 的铁矿石)。
政治后果:任何极右翼或亲美政客如果试图在官方层面切割与中国的外交或贸易关系,均会遭到本土农业与矿业财团的剧烈抵制。博索纳罗执政后期对华态度的明显收敛与务实转折,正是这一结构性约束力发挥作用的明证。
2. 美国不可替代中国作为“买家”
在美国同样作为全球大豆、玉米和牛肉出口大国的竞争格局下,西方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市场能够替代中国庞大的消费吞吐量。因此,巴西在经济上无法承担与中国“脱钩”的后果。
潜在的负面风险、政策调整与贸易摩擦点
尽管总体基本盘稳固,但不同党派执政下的政策偏好微调仍会对出海企业造成深刻的局部冲击。
1. 贸易保护主义与关税壁垒抬升(全政党共识风险)
背景:巴西本土制造业主导机构——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长期对“中国制造”抱有强烈警惕,认为中国中高端工业品的涌入加剧了巴西的“去工业化”。
风险点:
反倾销调查频发:在钢铁、化工原料、光伏玻璃、轮胎、纸张等传统工业品领域,巴西政府(无论左右翼)均极易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
小额免税政策取消:针对跨境电商(如 Shein、AliExpress、Shopee),巴西已取消了50美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优惠,并征收高达 60% 的进口税及各州 ICMS 流转税,极大压缩了纯跨境小邮包的利润空间。
工业本地化率与“强制设厂”压强
风险点:巴西政府正逐步收紧新能源汽车及光伏组件的进口关税优惠。例如,巴西已制定明确的时间表,逐年恢复对纯电动汽车(BEV)和混合动力汽车(HEV)的进口关税(最高提升至 35%)。
影响:纯依靠整车出口打市场的企业将被高关税彻底关在门外,迫使企业必须在巴西当地建厂并满足“基本生产工艺要求”,即达到规定的本土采购与组装比例。
环保、ESG与供应链溯源审查
风险点:
若左翼执政,环保署和 ICMBio 将执行极其严苛的环保执法,任何涉及亚马逊和塞拉多地区的农业、矿业或基建项目,如无法证明其供应链“无森林砍伐”(Deforestation-free),将面临暂停营业和巨额行政罚款。
若右翼执政,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可能会以环保履职不力为由对巴西实施贸易制裁,从而间接波及在巴中资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形象。
*卢拉属于温和左翼(劳工党 PT),是拉美左翼标志性人物。
外资审查与关键基础设施敏感情境
左翼执政不会照搬美国 CFIUS 式、以国别划线、专门针对中国的安全审查机制,不主动追随美国地缘叙事搞定向打压;对华投资整体保持开放,支持 5G、新能源、关键矿产、电网、港口等领域的中资合作项目落地,延续战略自主、多元伙伴的外交基调。
但它的监管逻辑不是 “无门槛放开”,而是以产业主权、本土增值、劳工与环境合规为核心的条件式开放:
关键矿产(锂、铌、稀土、铀):欢迎外资,但强约束条件 —— 要求配套在巴西本地做选矿、冶炼、深加工,不能只挖原矿出口;设立专门委员会对控股权变更、大宗供应协议做审查,核心目标是把产业链附加值留在巴西,而不是单纯阻止某一国资本;合规落地、带动本土工业化的中国矿企项目可以推进,只靠简单拿矿、原矿外运的模式会被限制。
通信(5G/6G)、数据中心:不搞 “某国设备一刀切禁令”,但会强化数据主权、本地治理、本土研发配套(例如 Redata 数据中心法案,给数据中心税收优惠,但附带本地研发、本土算力供给、绿色能耗等对价);通信招标以技术、成本、本地化方案为主要标尺,不会单纯因为是中国厂商就排除,但会要求遵守巴西本国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监管法规。
港口、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支持外资参与投资、建设、运营(美丽山特高压就是典型),但会守住国家主权底线,一般不允许外资取得绝对排他控制权,重大资产交易需要巴西国内监管机构、国会合规审核,审查标准是资产控制权、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稳定,而非美国的阵营标准。
四、卢拉政治导向深度解读及
中国出海企业利弊研判
巴西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国家政策始终在“发展主义/国家干预(左翼)”与“新自由主义/市场主导(右翼)”两极之间摆动。对于中国出海企业而言,这并非简单的“友好与敌对”之分,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生态、合规成本与风险结构的博弈。
左翼执政路线剖析(以卢拉及劳工党 PT 为代表)
政治经济学底层逻辑与执政理念
核心理念:主张“强国家干预”与“新发展主义”。左翼政权将国家视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引擎,强调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工具进行产业引导,优先保障转移支付、劳动者权益与社会再分配。
地缘外交观:坚定奉行“多极化”与“自主外交”,将中国视为平衡美欧霸权的策略性伙伴,致力于深化“全球南方”合作、金砖国家机制以及拉美一体化。
2. 给中国出海企业带来的核心利好(机遇与红利)
“再工业化”与大型基建项目的超级订单
卢拉政府推出了“新加速增长计划”以及“新巴西工业计划”,拟在铁路、港口、能源转型、清洁电力及社会住房等领域注入上万亿雷亚尔。
思考红利:中国在特高压输电、深水港口建设、轨道交通(如圣保罗-坎皮纳斯城际铁路 TIC)领域的工程建树与资金优势,极易与巴西政府的项目诉求相匹配。中国电力、中国交建、中国铁建等国资巨头以及产业链上下游民企将迎来国家级基建订单的释放期。
绿色转型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生态级”红利
左翼政府将亚马逊环保与绿色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出新能源汽车与绿氢扶持政策。
深耕示例:
整车与电池:比亚迪接管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工厂,长城汽车改造伊拉塞马波利斯工厂。左翼政府不仅提供本土化补贴与 BNDES 优惠贷款,还通过分阶段提高纯电动和混动整车进口关税,倒逼产业链本土化。
上游配套:宁德时代、汇川技术、新能源零部件厂商借势实现全产业链整体落地,充分享受本地化生产的税收减免与市场倾销豁免。
本币结算与跨境金融通道(去美元化)
左翼政府积极推动人民币与雷亚尔本币结算及跨境金融合作,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为中巴贸易与投资提供更便利的支付渠道。
思考红利:左翼政府大力推动巴西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并积极推动中资银行(如工商银行巴西分行、交通银行巴西分行)接入中国跨境支付系统。出海企业可直接使用人民币与雷亚尔进行结算,大幅降低了跨境汇率换汇摩擦成本,并对冲了外部金融制裁风险。
3. 给中国出海企业带来的致命风险与合规陷阱(挑战与痛点)
极度苛刻的劳动法体系与强工会冲突
巴西拥有全球对劳动者保护最为严苛的《统一劳动法》。左翼政府高度依赖工会组织(如全国工会工人工会),赋予工会极强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力。
实务踩坑风险:
高额用工成本与“三分之二规则”:CLT 明确规定企业必须满足“三分之二规则”,即公司员工总数及工资总额分配中,巴西本地员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2/3。
无故解雇的天价赔偿:雇主无故解雇员工,除需提前 30~90 天通知外,必须向员工支付相当于其整个服务期间存入工龄保障基金总额 40% 的惩罚性罚金。
“现实优先”原则与工伤及职业健康:巴西劳动法院实行“现实优先”原则,严厉打击通过外包或伪造自雇形式规避劳动关系的行为。同时,巴西不断通过法律修订新增员工带薪健康筛查假(每年最多3天)等强制福利,出海企业若沿用国内管理模式,极易陷入集体诉讼与巨额劳动赔偿。
繁复的税务体系与高税负压强
左翼政府为支撑庞大的福利开支,倾向于扩大税基与稽查力度。
实务踩坑风险:
综合税率高昂:巴西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高达 34%
双重征税与跨境汇款扣缴:根据巴西税法,向境外母公司支付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需扣缴高达 15% / 25%的预提所得税。虽然中巴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且规定满足特定持有条件下股息最高预扣税率为 10%,但资本弱化规则限制了通过债务利息抽回资金的税前扣除额度。
流转税陷阱(ICMS/PIS/COFINS):巴西的流转税采取“州级(ICMS)+ 联邦级(PIS/COFINS)”的双重架构,各州 ICMS 税率与退税政策极不统一。企业在跨州物流与供应链结算中,极易产生税务留抵与流转税沉淀。
扩张性财政带来的货币贬值与超通胀回潮
左翼政府倾向以扩张性财政刺激经济,但也可能加剧赤字压力,带来货币贬值与通胀回升风险。
实务踩坑风险:左翼高福利开支若缺乏财政纪律约束,极易引发巴西财政赤字扩大,导致雷亚尔(BRL)兑美元及人民币发生剧烈贬值,使出海企业面临严重的账面汇兑损失与利润无法出境的困境。
巴西市场机遇根植于两国长期的资源、产业互补,但政治周期切换、监管规则差异是出海必须持续重视的变量。企业应当建立换届情景预案,区分左翼务实开放、右翼地缘收紧两种路径,提前判断关键领域的外资审查风险。
在经营层面,要尊重巴西复杂的三级税制、严格劳工法规与环评制度,主动对接本地工会、社区与监管机构,摒弃简单出口套利快进快出思维,坚持本地化配套、本土产业链共建,把深加工、就业、绿色合规作为项目落地的核心对价,避免单一依赖贸易或者资本收购模式。
同时,搭建本地法务、税务、公共事务团队,做好汇率波动、政策变动的压力测试,在数据安全、关键基础设施股权安排上预留缓冲空间。
风险虽然客观存在,但中巴互为长期战略伙伴,大宗商品、新能源、特高压、数字经济的合作底盘稳固,巴西无论左右翼执政,维护本国工业化、吸引外资、发展多元经贸的基本诉求具备一致性。过去数十年,从卡拉加斯铁矿石、美丽山特高压,到新能源整车与供应链集群出海,已经验证了中资企业扎根巴西、互利共赢的可行性。
只要坚持合规先行、长期主义、利益共享,把中国的技术、产能优势和巴西的资源、市场优势结合,主动融入当地发展议程,中国企业依然能够在巴西站稳脚跟,并以此为支点辐射整个拉美市场,在波动中持续收获稳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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