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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困境之反击 - 野蛮生长的信息产业:隐私、数据及企业权力之秘史(三)

隐私困境之反击 - 野蛮生长的信息产业:隐私、数据及企业权力之秘史(三) 数据合规与治理
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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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隐私的认识,改变我们实施和执行隐私法的方式,改变我们对软件工程师、隐私专业人员和隐私律师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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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隐私即控制的陷阱-《工业无界—隐私、数据和企业权力的内部故事》(一)

第二篇:隐私专业人员的窘境-《工业无界—隐私、数据和企业权力的内部故事》(二)


Ari Ezra Waldman教授用他的《野蛮生长的信息产业:隐私、数据及企业权力之内幕》( Industry Unbound  The Inside Story of Privacy, Data, and Corporate Power)刺破了信息产业内部隐私实践的面纱,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尽管有强大的隐私保护计划和致力于保护用户隐私的专业团队,以及要求企业采取许多内部措施的法律和法规,但实际这些工作往往是浮于表面的,隐私保护并未切实落地。


立法者或监管为保护消费者而制定法律法规,但最终是隐私专业人员将他们的愿景嵌入企业实践和技术设计中,而他们常受到周遭环境和自身角色认知的限制。


信息产业通过影响社会各界对隐私的认知,通过灌输狭隘的、过时的、对企业有利的隐私定义,让那些即使自认为是隐私保护倡导者的专业人员,落入“隐私即控制”的陷阱,最终也只是在为数据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服务。


隐私办公室往往被公司的汇报结构与其他业务部门隔离开来,隐私专业人员因公司的权力争夺、有意的组织设计和预算争夺而无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隐私专业人员常常缓和隐私合规建议,以便保持自己的“位置”。


在前面两篇中,简述了以上种种。本篇中Waldman教授给出反击的方向,从改变隐私价值导向,到法律政策的制衡,再到组织力量的反击。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隐私的认知,改变我们制定、实施和执行隐私法的方式,改变我们对软件工程师、隐私专业人员和隐私律师的教育方式。我们需要新的隐私保护实践。


01

以话语(discourse)

反击企业权力

        


 

为了对抗信息产业的权力,我们需要研究和制定隐私话语,抵制“隐私即控制”的陷阱。在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用同意、选择、控制甚至自主等话语,或者说进路来谈论隐私法无法真正保护个人。信息产业倡导的隐私话语使企业权力永久化,而目前的隐私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在美国隐私法一直试图保持技术中立,只要企业遵循某些程序,对公司所做的事情并不深究。Waldman教授认为,面对企业的主导地位,这种中立性不仅是不明智的,它还可能成为巩固这种权力的同谋。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学术研究范畴,对于隐私的研究避开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控制和选择的导向。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隐私看作是人类繁荣的一个必要因素,或者说是个人实现的必要因素,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幸福、自我决定等等。换言之,隐私不仅仅关于个人权利,而是关于社会正义。迄今为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做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隐私即控制的”导向。在其隐私监管的历史上,它主要追究那些违反其在隐私声明和服务条款中的承诺的公司,并且,正如一些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几乎普遍关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而没有关注社会整体层面的利益。因此,对信息产业的公共监管应该更加严格,监管应该关注结构性的不平等和对民主的蚕食,尤其边缘化人群需要在监管过程中拥有发言权。


02

以法律

对抗公司权力


Waldman教授在他的书中指出,目前的美国隐私法是维持传统权力的工具,它也是富人和强者的一种特权。因为“隐私即控制”主要是维持公司权力,并且只对那些有特权做出披露选择的人有利,而置边缘化人群于不顾。


许多隐私倡导者和支持隐私保护的政策制定者都呼吁建立个人诉讼机制,允许个人起诉滥用其数据的科技公司。以明确地将隐私法构建为对企业权力的制衡,并建立相应的执法机制。个人诉讼权对控制企业过度行为在过去确实是有效的。例如,个人诉讼为我们带来了汽车安全带、更坚固的汽车框架、更安全的车门、侧面碰撞保护和许多其他汽车安全功能。但,即使允许个人诉讼权,也无法为隐私保护带来真正的变化。因为如果法官在认定隐私伤害方面没有相应的自由度,民事诉讼的意义不大。而且,提起诉讼的权利并没有改变科技公司可以依靠行业最佳实践或提供仅仅是象征性合规证据来逃避责任。一般来说,诉讼很容易向富有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倾斜,他们有权力、金钱和时间来应对诉讼。综上,个人诉讼权不是一种对公司权力制衡的有力方式。


另外,也有学者呼吁建立算法问责制和对人工智能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即暂停或禁止使用造成和巩固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人工智能。我们应该能够利用宪法保障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对任何政府使用自动化系统做出涉及个人基本权利的决定提出质疑,并对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的推断。我们需要考虑禁止某些自动化决策,而不仅仅是关注消费者保护。在某些情况,我们应该考虑禁止收集某些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伤害边缘化人群,并且在发生这种情况时不满足程序性标准。上述讨论隐私法都可以借鉴。


未来的隐私法也应促进对技术的重点研究。它可以通过两种互补的方式来实现。首先,通过借助法律来扩大独立研究人员对企业面纱背后数据和技术研究的入口。让法律可以使技术民主化,把算法从黑盒子里拿出来,并促成支持隐私和支持社会正义的运动。其次,促进关于数据资本化的批判性研究,同时,有组织、有能力的工会组织应帮助阻止公司开发伤害边缘化人群的技术。


从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可以作为信息产业权力的明确制衡工具。目前隐私法关注的是通知和遵守,而我们应该关注实质,即实际的隐私保护设计和实践。另外,从监管治理方式来看,目前隐私治理主要依靠企业的自律性,而我们应该使隐私治理民主化,即关注社会结构公平和边缘化人群的保护。这在美国尤为突出,Waldman教授认为隐私法应通过积极关注数据资本主义对弱势人群的影响,努力使边缘化人群在数据驱动的技术面前摆脱持久的奴役。例如,隐私法应该关注数据资本主义如何将黑人男子关在监狱里,歧视有色人种,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和妇女的声音,以及通过对边缘化群体进行不合理的推断来歧视少数族裔。


以上出发点都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好的法律问责制度,而不是过多地依赖企业内部的隐私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企业官僚主义以及职业压力的限制。


03

          通过组织

          反击公司权力


民间社会组织应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企业权力的制衡者。如果隐私专业人员真正把自己看作是隐私的倡导者,回击那些只关心个人数据提取的公司,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建立工会,这个工会应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而不是维护公司利益,最终帮助隐私专业人员作为公司管理层的制衡力量。一方面,工会可以帮助隐私专业人员提高他们的职业生涯,共同建立一个倡导隐私和社会正义的行业组织;另一方面,它可以开展有关隐私和偏见、算法不公正、黑暗模式和企业对消费者的操纵等方面的项目,并对工会成员就如何开展真正的隐私保护设计和实践进行培训和宣传。


另外,培养隐私专业人员、隐私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教育机构也应将自己定位为企业权力的制衡者。目前,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未能充分培训软件工程师,让他们了解隐私的重要性和他们工作的社会环境。目前美国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项目,在范围和课程设置上都很相似。大多数课程没有帮助学生理解他们工作中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背景。而且,很少有人提到隐私,即使提到,也往往与安全混为一谈。因此,我们这不仅要阻止科技公司的资金流向学术界,以影响研究、出版物和公共讨论的方式,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课程,培养具有社会意识和隐私意识的信息产业员工。从根本上抵制“隐私即控制”的陷阱。


结语:


本书讲述了信息产业通过各种手段策略将反隐私的理论和做法常规化的事实。在整个信息产业的组织架构中,从隐私话语到法律到设计,隐私已经被边缘化。一些隐私专业人员本应是在科技公司中捍卫隐私的人,已促进了这个边缘化过程。他们接受了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合规,但并没有产生对个人的真正隐私保护。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使用所有这些策略,但这些策略都在信息产业中普遍存在。也不是所有的隐私专业人员都陷入困境,许多律师和隐私专业人士都是热心的隐私倡导者,他们努力工作,用隐私的"公司内部法"来填补隐私法留下的空白。他们中的一些人对隐私的理解不仅仅是给用户提供通知,并认为他们公司的责任不仅是合规。法律规则提供了一个底线,而隐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概念,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地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企业隐私战略是关于维护用户的信任,要有足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前瞻性,以满足消费者的隐私期望。换而言之,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仅仅为了防止被起诉而做最起码的工作。相反,他们参与持续的风险管理,努力跟上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隐私期望。



笔者: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隐私的认识,改变我们实施和执行隐私法的方式,改变我们对软件工程师、隐私专业人员和隐私律师的教育方式。

我们需要以不同的假设和目标来思考隐私问题和制定隐私法。

就像汽车安全提升累积了几代人的努力一样,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不懈追求社会正义。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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