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鸦片战争促使上海开放,上海也许还只是沿海的中等县城。
1843年,英、美、法等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海关税则》,11月8日,英国驻沪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江海关关署,与上海文武官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定大英帝国驻沪领事馆地址、开港时间、开放港区范围及外国船舶停泊区域等事。
9天后,江海关在洋泾浜北岸设置新关盘验所,实施对外籍船舶的监管和征税。就是这区区三间平房,成为上海对外开埠的正式标志。
江海关在“上海小东门外,向系查验内地商船”,现在多了一项“开征夷税”的新任务。几年后,为便利英商报关,巴富尔“说服了道台在英租界中心处的一所大庙里单独设立海关”,即江海北关,专门办理洋商征税事宜。
“这是个有着铸铁栅栏围墙的院子,中国牌楼式大门上,‘江海北关’四个大字极其醒目。”为和小东门外的江海关有所区分,当地百姓将其称为“江海新关”。渐渐地,江海关的业务只剩下办理华商海船进出口税务,其地位被新关取代,也只有匾额上的“江海大关”四字,还能唤起对往昔盛景的回忆。

江海北关的旧址
逐渐地,上海这座西方对华贸易的第一口岸,取代了传统的广州,成为中国新的对外贸易中心。相应地,江海关也取代粤海关,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关,光是征收的税款,就占到了全国海关的四分之一强。
无数具有冒险精神的外国淘金者如过江之鲫,鱼贯而来,这其中,便有将要在此大显身手的李泰国。
“太平天国”运动致上海道台丢失对江海关的掌控
时间来到几乎颠覆了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尽管上海到处弥漫着令人恐慌的谣言,英国时任领事阿礼国(R.Aicock)甚至说上海“道台吴健彰使他预感到,中国官方可能会被迫求助于欧洲列强来保卫南京和其他大城市……”,但太平军却在占领南京、镇江后,兵锋不再向东挥进。于是,上海侥幸成为暴风眼中的避风港,江南一带大量富户及平民纷纷来此避难。
好景终究不长,短暂的平静终于在1853年9月7日这天凌晨被打破,趁着文庙正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一支属于天地会支派的秘密团体“小刀会”突然发难,攻入上海县城,道台吴健彰自然也成了起义军的阶下囚。他原以为逃过了“太平天国”一劫,不想却栽在了自愿接受太平天国领导的这只民间武装手里。唯一欣慰的,是他没有像上海知县一样身首异处。
在阿礼国看来,小刀会叛乱实在是天赐良机。由于清廷漕运咽喉被掐,江海关关税便成为十几万围剿“发逆”的清军最重要的军饷来源,一旦英国掌控了海关管理权,便可以勒索清廷,在租界特权、通商贸易等方面予取予求,进而控制清廷命脉。如能心想事成,那么中国便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机不可失。当日,英、美、法三国领事便宣布中立,以清朝海关官员不能继续在租界办公为由,武力逼迫江海北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撤离,海关关署顿时人去楼空。次日,愤怒的上海群众捣毁了江海北关,并把搜获的枪支交给小刀会。这时的英军却以保护为名,马上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斯巴达人号”军舰上调集士兵,武装占领了江海北关。
鉴于上海海关行政已被迫停顿,阿礼国借口“在本埠海关机构及合法当局尚付阙如的状态之下”,为了履行庄严条约,保障中国关税的征收,联合美国方面,分别自行公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条例》,规定英、美两国船货出口的结关手续由英、美驻沪领事馆来代办。
阿礼国串通美国领事策划的这种“领事代征”制度,使借口战事拒付关税的外商披上了“合法”外衣,这样的僭越之举,明显违背国际条约。不过时值战争状态,在此非常时期,英、美领事公布的这个条例,要求商人出具保票,限期完税,比听任船货不完税自由出入上海口,自是要有利得多,因此对清政府来说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就在著名的海盗型人物阿礼国趁火打劫,策划如何进一步攫取更多海关权益的当口,吴健彰迎来了他的生死时刻。或许是命不该绝,小刀会的领袖刘丽川与他既是同乡又有交情,力排众议,只将其囚禁于广粤会馆,这为他赢得了生还的转机。在美国公使的营救下,他被乔装成商人“缒城而走”,成功遁出。
吴健彰逃出上海后,给朝廷上奏,谎称县城失陷时恰逢自己外出,一时竟然蒙骗了朝廷,得以留任。他深知,江海关关税收入对于急需军饷清剿太平军的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便在郊区给英美领事发出照会,要按照旧制恢复征收关税,因上海失陷时,他的江海关监督官印丢失,只好发出通告,将常州督粮通商的官印借来代用。

江海关旗帜
阿礼国的回复不无刁难,“须俟大清官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复职视事之日,本领事始准备与阁下进一步谈判征收关税事宜”。10月12日,吴健彰再次照会阿礼国,须交付英国10艘船只在9月7日前所欠交的丝茶税银4.5万两,并随时通报代收英国商人在9月7日以后所欠缴的丝茶出口税,遭到断然拒绝。10月底,吴健彰意欲恢复原先在外滩的海关用房,“自行带着一支军队进入租界,企图在海关原址恢复办公”,又遭到驻守海关大楼的英军卫兵阻挠。
无奈之下,可怜的江海关监督吴健彰只得在陆家嘴附近找了两艘破旧的兵船 “羚羊”号和“羊神”号,权作临时海关办公所,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领事。不料两天后,羚羊号发生爆炸,当场炸死5人、炸伤8人,征税之事又遭挫折。这样,阿礼国就更有理由拒不承认吴健彰设立的“水上海关”了。
吴健彰一门心思如此执着地要恢复征税,俨然是维护大清国海关主权的忠臣。其实他一方面是将功赎罪;另一方面,这白花花关税的个中妙处,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既然他煞费苦心设立的税船被洋人讥讽为“随时可以被赶跑的海关”,那么,还得在陆地上找辙。直到来年的2月,才在苏州河北岸租用了一所民房作为海关临时收税处,英、法、美三国考虑到与清政府的长期关系,表面上承认,实际上外国商船动辄扬帆而去,海关征税仍不尽如人意。
黔驴技穷的吴道台已经对外商绝望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在上海通往内地的主要通道闵行镇和白鹤渚设立内卡,只向华商课税。未料退到如斯地步,列强还是不依不饶,借口说海关应设在通商口岸,像这样设在内地,“显系违反条约”。
阿礼国们似乎不把吴健彰逼疯,誓不罢休。之所以如此使坏,其目的无外乎借机对清朝官员施压,迫其交出江海关行政管理权。
“外籍海关税务司”制度在上海诞生了
鉴于上海“宛然像是没有一个海关这样的机构存在一般”,完全成了走私贩的乐园。深谙殖民之道的阿礼国,眼见时机成熟,采纳了副手威妥玛提出的由上海官员“募用外人帮办税务”主张。外人者,外国人也。就是试图在上海海关建立一个洋人管理机构。因他不会汉语,故在行将进行的关于条约解释和海关管理等问题的谈判中急需得力助手。
因此,阿礼国只能向总督约翰·包令紧急吁请支援。尽管香港商务监督处人手不足,但包令还是从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大局出发,忍痛割爱,将李泰国派往上海担任翻译员。经过七年的历练,“李泰国不但在汉语的书面语及官话方面,而且在广东话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值得推荐”。
在那个年代从事对华贸易和外交的英国人里,中文翻译可是凤毛麟角的稀缺资源。
就在李泰国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满怀憧憬,即将赶赴英国驻沪领事馆履新前夕,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爆发了!原来,自从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上海的租界当局就以“武装中立”为由,拒绝清军借道租界进城镇压,并将边界上的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拓宽挖深为护城河。于是清军只得暂驻租界以西等待时机,双方倒也相安无事,直到被一个偶然事件打破僵局。
那是1854年的4月3日,一个洋人带着女伴在护城河边的跑马场散步,卿卿我我的“西洋景”,惹来一帮百无聊赖的清兵上前调戏,双方不但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见捅了娄子,上海道台吴健彰赶紧致函英国领事阿礼国,承认事端因清军行为失检所致,表示将查明祸首,希望英方克制。
第二天拂晓,在有意扩大事态的英方授意下,吃了亏的租界“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纠结英、美海军向清军发动攻击,小刀会也借机杀来。双方激战两个小时,清军伤亡300余人,美、英军队仅死4人,这场局部战争遂以清军战败而告终。
从表面上看,这场偶发的战争似乎与海关无关,但洋人此时此刻祭出的“坚船利炮”神器,极大地炫耀了武力,气焰更加嚣张,加快了外国势力对江海关的控制。
5月1日,新翻译李泰国抵达上海,由于长期的语言训练和行政工作,以及积累的对中国事务的知识,这个年轻人如鱼得水,就像乃父老李太郭希望的那样,有了用武之地。除了办理领事馆的例行公事,就是协助领事阿礼国与清政府官员进行接洽。
此时,阿礼国染指中国海关主权的构思逐渐成形,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换酒,而是找个新型的瓶子。换言之,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海关”,当然,得有中国当局参与。
阿礼国的新瓶子就是他适时抛出的“外籍海关税务司”制度,即由英、美、法三国领事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会,同上海道台指派的中国官员组成海关税务司,共同管理海关事宜。
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清政府,自江海关关税断绝后,嗷嗷待哺。阿礼国趁机利诱,提出只要建立“海关税务司”制度,清廷就可以有稳定的关税收入,且英国愿意补交商人所欠关税48万两。于是,两江总督怡良下令吴健彰从速谈妥此事。

海关总税务司章
作为翻译,原本只需像鹦鹉学舌一样,再转换一下而已,但李泰国由于在香港商务监督处的积累,成为“熟悉内幕的人,对重要决定的来龙去脉都能了如指掌”,因此,阿礼国在胁迫上海官员改变江海关制度的交涉中,很多时候都不得不依靠李泰国来效劳。“这样,他小小的年纪,倒是说得一口漂亮的中国话,能够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了。”
经过两个月的拉锯谈判,趁着中国官员“一筹莫展和秩序混乱之际”,阿礼国煞费苦心的杰作——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上海半殖民地海关组织方案正式出笼。
6月29日,决定未来中国海关走向的历史性会议在昆山召开,曾被列强逼得无路可走的吴健彰,只能再次屈服,在同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的《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上画押。
条款规定,英、美、法三大条约国领事从本国人中各选派一名委员(税务监督),共计三人组成江海关关税管理委员会。他们由领事提名道台任命,分别是英国人威妥玛、法国人史亚实和美国人贾流意,皆为这三个国家的驻沪副领事。
这个机构与其说是中国海关的部门,毋宁说是各领事馆的附属机关。1854年7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洋人管理的海关,开张了!办公地点就设在几个月前吴道台曾经租用的苏州河北岸的民房。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于同日成立,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这三人在各自的领事面前宣誓就职,开始了上海海关税务监督的工作”。威妥玛因精通中文,“曾彻底研究上海海关问题,并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所以英国一开始就在这个机构中占有领导地位。
“外籍海关税务司”制度推向全国
1856年12月,广州失陷,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在英国远征军统帅额尔金(Lord James Elgin)看来,用不断的战争来对付中国,也不是长久之计。若能改用扶植这个衰弱的帝国政府,使之充当英国的工具,似乎对英国在华利益更有保障。外籍税务机构管理下的海关,就是一个不错的模式,他设想,受到一个或所有大国支持而不是控制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可以保证外国利益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得到满足。
李泰国在江海关的优异表现早已进入额尔金的视线,尤其当他需要制定远征中国军事方案时,李监督更是不失时机地将有关情报送上。如此,当1858年5月额尔金北上天津胁迫清政府签约时,除了带上李泰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李泰国没有让额尔金失望,由于他“精通汉语,这成了他的看家本领”,并与中国官员私交深厚,在谈判中常常被中方代表当做国人对待。中国官员或出于想预先了解英国要求的目的,或企图增进自己一方的利益,他们往往邀请李泰国共同商量,甚至将一些秘密提前剧透。当然,李泰国也会乘机提出建议,送上“ 劝告” 。而这些“劝告”往往就是额尔金拟定的。
在“劝告”不起作用的时候,李泰国的本色—— 一个“ 难以驾驭的骄悍外夷”便原形毕露了。他“与钦差大臣当面肆争,语言狂悖,并以立即向北京进军相威胁”,“然后他愤怒地离去……清政府官员一时感到手足无措”。
修订条约是为了改善贸易与商业。李泰国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在1858年的英国在华人员里无人企及。在上海制定 《天津条约》 续增章程时,他凭借对税务监督制度成立四年来所有贸易统计的了如指掌, 轻松地编制出进出口货物的详细税则。附约中第十款规定的“各口划一办理”、“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 ( 美、法) 人帮办税务”的条款,更是其独特创造,成为把在上海实行的外国人管理海关的制度推向全国的条约依据。
李泰国一战成名,他的名字在英国官方文件中频频出现,他的事迹甚至在英国本土一时广为流传。额尔金相信,李泰国将来必定成为清政府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

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
的确,海关将实行一种崭新的制度,受雇佣的外国人再也不由领事推荐,它已经成为“纯粹的中国机构”。而“负责确定这种统一的(海关)制度如何组织,采用什么形式,以及应该怎样推广到其他口岸的责任,落在了皇帝的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的身上”。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的情报是准确的,何桂清已经在为重用李泰国造舆论了。
“用之为江海关司税,辛工优厚,该夷尚知感激,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税,较开市之初加增三四倍。该夷恐为各夷所憎恨,后又随赴天津,大肆猖獗,献媚于夷酋,以见其公。迨回上海,则驯服如昨,为我所用。解铃系铃,仍当责诸该夷。”
在这篇高明的上奏里,李泰国在天津的恶行得以缓颊。中方官员集体研究认定,应该“任命一位有能力的可靠的外国人,最好是精通汉语又有上海试验经验的人,为海关总税务司——任命他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建立上海模式的海关”。
这个选拔条件,不就是为李泰国量身定制的吗?!虽然他在策略上不太讲究,行为上粗暴专横,可谁叫人家“驯顺如昨”了呢!

以上内容摘编自《大事件——帝国海关风云》
编辑、发布:朱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