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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略涛: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 | 法研灯塔获奖作品(二十一)

丁略涛: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 | 法研灯塔获奖作品(二十一)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高端智库
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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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2022年起,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每年举办“法研灯塔”司法大数据征文比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该赛事不仅是国内面向司法大数据研究领域最具权威影响力的赛事之一,也是国内众多高校纳入本科保研加分范围的权威赛事之一。

近四届赛事累计收到4351篇作品参赛,累计产生734篇获奖作品,不少获奖作品已经先后在包括《清华法学》、《河北法学》、《地方立法研究》等在内的众多法学权威期刊采用刊发,为了更好展示获奖作品,我们专门开设“法研灯塔获奖作品集”栏目,欢迎获奖作品刊发后及时告知我们转载、转发。

在征得《数字法学》编辑部同意基础上,第二十一期我们转发的是“法研灯塔”司法大数据征文比赛获奖作者丁略涛《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该文已在《数字法学》集刊2024年第四辑刊发。该文曾荣获第二届“法研灯塔”司法大数据征文比赛研究生组二等奖。

经法研灯塔实证分析平台AI辅助创作审稿模式辅助评审,该论文7维量化评审得分中,选题、创新、方法、表达等方面分项得分率均高于80%,引注方面分项得分率高于90%,主要优点包括:一是问题意识真实、定位精准;二是规范分析功底扎实;三是增量贡献清晰。(法学老师怎么说基层法院人员怎么看中级法院研究人员怎么看中级法院审管人员怎么看比豆包等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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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丁略涛


因篇幅较长,本文注释已略。文章曾荣获第二届法研灯塔司法大数据征文比赛研究生组二等奖。



摘要

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应以合法的个人信息处理为前提。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共享实际上是行政机关间对个人信息的提供、收集行为,无须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且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是其唯一合法性基础。履行法定职责的需求应当是实际的,除非有明确的例外或者相反规定,并不必须对共享行为进行特别授权,只需要所共享的个人信息为履行职责所必需即可。作为共享依据的“法定职责”之“法”应当采取广义理解,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但共享的依据在效力位阶上不应低于原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规范依据。



关键词

个人信息保护法  政府数据共享  合法性基础  法定职责




目次 

一、引言

二、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性质与争议

三、“履行法定职责”作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

四、政府数据共享视阈下对“履行法定职责”的阐释

五、结语





推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系

一、引言


政府数据共享之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无需多言。 整体政府理念下,打破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壁垒”能够有效消除“信息孤岛”现象,充分释放数据价值,促进政府整体协同、提高行政效能。然而,一旦涉及到个人信息时,政府数据共享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命题:其一是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其二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这两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排斥,但又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征:共享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采集公民个人信息进而提高行政效率,实现“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规范目的;但与此同时,共享带来了个人信息生命周期延长、处理主体范围扩张等问题,对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构成挑战。
 
在方法论层面,对于两个同样成立却又互相存在紧张关系甚至是矛盾的命题,只从命题本身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是着眼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抑或是聚焦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都难以找到紧张关系的根源;必须跳开矛盾本身,从两个命题共同承认的框架入手,找到制造出“二律背反”的真正源泉。对于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而言,合法的共享建立在合法的个人信息处理这一基础之上,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实现也以合法的个人信息处理为前提。换言之,唯有在“合法的个人信息处理”这一框架之下,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这两个命题方可同时成立。而“合法的个人信息处理”之中最为基础的一个问题便是处理个人信息所依据的正当法律理由,也即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在具备《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性基础之时,方可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数据共享缘于整体政府、数字政府的理念,既往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合法性基础的研究大多仍然基于部门政府、传统政府,对政府数据共享视阈下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缺乏应有的关注;甚至,对共享的定性也存在分歧。此外,在共享是否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同观点。本文以规范分析为进路,旨在研究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明确行政机关间对个人信息的共享无需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同时证成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是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最后再对履行法定职责作出政府数据共享语境下的阐释。

二、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性质与争议


当前,学界对数据共享行为之性质尚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这直接关乎着对数据共享需要何种法律依据的判断。在讨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之前,有必要对其在个人信息处理框架中的性质加以明确。
(一)政府数据共享的规范基础

对于公权力来说,要谨慎运用手中的每一份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数字治理的规模性与监控效应决定了这一原则在信息时代更要尤其谨慎,数字治理必须要有法的授权。作为政府数字治理的重要举措,共享同样如此。 


在法律层面,最早对政府数据共享作出规定的是1999年《气象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按照气象资料共享、共用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与其他从事气象工作的机构交换有关气象信息资料。”此后,这种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制度显见于诸多国家层面的立法,有的可能是因跨地域管理需要而建立, 有的可能是因跨部门办公需要而产生, 在效果上均起到了促进有关部门围绕某一特别事项或领域协同办公、从而提高工作效能的作用。需要指明的是,虽然立法大多采用了“信息共享”而非“数据共享”的术语,但数据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对信息电子化或数据化的记录。作为记录信息最重要与最常见的载体,数据与信息之间是现象与本质、载体与内容的关系。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信息与数据的区分并没有什么意义,无非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因此,信息共享的规范基础同样能够用于数据共享。 


随着数字治理的兴起,中央开始注重起对政府数据的充分利用,提倡部门间数据的整合与互通,共享机制不再限于围绕某一特别领域或事项而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2年联合发布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指出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滞后,互联互通不畅,共享程度低”,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网络基础、业务系统和信息资源,加强整合,促进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促进各个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大数据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国务院在2016年制定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指明要加快推动政务信息系统互联和公共数据共享,确立了政府数据“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一般原则,不予共享的政府数据需要提供规范或政策上的依据。在中央推动大数据发展的背景下,地方立法基于改革与管理实践的需要,对政府数据共享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如《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对政府数据共享进行了专门一章的规定,《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共享进行了专门一章的规定。从趋势来看,政府数据共享制度在立法层面不再是由某一领域或事项的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需求而引出,而是直接从数据共享的积极意义与正面价值出发,认可其在“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创新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这一变化充分反映了政府数据共享的日渐普遍与重要。


(二)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性质:个人信息的提供与收集行为

1.对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性质的两种理解 


“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一般性原则,扫清了政府数据共享在规范层面的阻碍。但对于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政府数据而言,一般性原则尚不构成共享的足够理由,还须具备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共享并非是个人信息处理的规范类型。 明确合法性基础之前,首先要厘清共享在个人信息处理框架中属于何种性质。 


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委托处理、共同处理说,认为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中观察,政府数据部门间共享个人信息,本质上是个人信息委托处理、共同处理行为; 第二种理解是间接收集说,认为共享是以间接收集的方式实现对个人信息的重新利用,本质上是个人信息提供、传输和收集的一种方式。 两种理解的差异在于对共享描述的角度不同。前者主要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0条与第21条对共同处理与委托处理的规定,侧重于对处理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至于共享属于何种具体处理类型,则没有进一步阐释。后者主要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2款对个人信息处理类型的具体规定,重点回应了共享属于何种具体处理类型,即对于数据提供者而言是个人信息的“提供”行为,对于数据接收者而言是个人信息的“收集”行为。 


这种对共享性质的不同理解,影响到共享所需的法律依据。比如,委托处理、共同处理说的支持者认为,宽泛和不确定的法定职责将导致行政机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必要性分析的困难; 照此逻辑,必须要以关于行政机关委托处理、共同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具体规定为规范基础。如果采取间接收集说的理解,则由于共享包括了提供与收集这两个行为,所需的规范基础要能够同时覆盖两者。

 

2.间接收集说与共享概念的契合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共享”一词,即分享、共同享有,是指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照此释义,个人信息的共享即是指不同处理者对同一个人信息都拥有了使用权,这是从概念内涵的角度对个人信息共享进行了描述。然而,受到文字自身的桎梏与文字使用环境的约束,这种内涵是不够精准的,对于共享的两种理解都能被纳入到“拥有个人信息使用权”所反映对象之范畴。这是概念自身之局限所致,正如有学者评价道,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离不开概念所在语句营造的整体环境,概念所处语境的逻辑结构与整体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对概念所指对象的判断。这就要求还需从概念的形成与使用过程中,去认识一个概念所被意欲赋予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概念作为科学解释的支撑与逻辑推理的基础,不能简单地从内涵与外延把握,更要着眼于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否则容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概念的建构有着情境性与价值预设两个前置条件,前者是概念所涉对象产生的具体条件、时代背景与历史环境,后者是概念所涉对象因意义、目标以及所承担任务而具有的特定价值立场。共享一词,虽早在信息时代前就已出现及使用,却在互联网出现后因数据的可传递性与可复制性等特征而逐渐被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说,数据的特征不仅是共享这一概念在数据领域建构的情境性条件,也是其价值预设条件:一方面,相比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数据具有无形性、非消耗性等特征,使得数据能够接近零成本无限复制,成为了共享这一概念建构的情境性条件;另一方面,数据是越用越多的,数据的特征还决定了单一、不流通的数据几乎不具备任何价值,只有在流通使用中价值才会增长,共享这一概念的引入同样预设了数据在流通使用中的价值。由此看来,共享不仅是数据资源流通的事实体现,也是数据资源流通所蕴含的价值特征。

 

基于概念解构的结果,宜将共享定性为对个人信息的间接收集。虽然前述两种理解都符合“共享”的内涵,但对概念建构前置条件的分析表明,“共享”一词在数据领域的使用反映的不仅是数据流通的事实,更是预设了流通之于数据价值的意义。虽同样蕴含了流通的事实,但共同处理、委托处理说侧重于描述共享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涉及何种具体处理类型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共同处理、委托处理说的另一个影响是,需要有专门规定共同处理、委托处理行为的规范依据,而这在大数据时代未免过于苛刻,难以满足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的实践需求,无法充分释放个人信息的内在价值。此外,从规范分析的视角来看,共同处理、委托处理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解释力不足,难以涵盖个人信息共享的所有情形。共同处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存在两个以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其二是两个以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共同决定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换言之,尽管可能处理的是相同的个人信息,尽管处理者之间可能存在合作关系,但只要没有共同决定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都不构成共同处理。然而,实践中对个人信息的共享,往往仅存在某种最低程度意义上的合作,鲜少形成共同决定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意思联络,并不构成共同处理。在委托处理中,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是委托关系,受托人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而实践中政府数据共享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将处理个人信息的事务委托给其他机关;对于个人信息的接收机关而言,处理行为有着自己独立的目的与意志,很难说在这一过程中成立了某种委托关系。

 

承前所述,就共享的概念本身、规范基础与实践做法来看,共同处理、委托处理说存在解释力不足的困窘,虽然共同处理、委托处理中也存在“提供”行为,但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重要事项在“提供”过程中不发生实质性改变,对于接收者来说是在已获授权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而在共享实践中,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内容通常都发生了变化,接收者作为独立的处理者对嗣后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负责,其处理活动应当被视为一个新的处理行为,相较而言,间接收集说更符合共享的价值预设与实际情况。此外,尽管提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传输”行为,但提供与传输就好比是信息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前者作为实质与内容,后者作为形式与载体;且“传输”在技术层面的色彩更为浓厚,既可以是不同处理者之间提供个人信息的具体表现方式,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处理者内部的各个部门或不同存储器之间,而“提供”更强调是在不同处理者之间发生,更具规范上的涵义。据此,应当以“提供”与“收集”的定性对共享作后续的分析。


(三)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学理争议:是否需要以取得单独同意为前提

1.单独同意对个人信息提供行为的限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3条针对个人信息提供行为进行了特别规定,要求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向个人履行告知义务;其二是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除去提供行为之外,适用单独同意的情形还有处理者公开个人信息、将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或个人身份识别设备所收集的个人图像或身份识别信息用于维护公共安全之外的其他目的、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向我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这四类。 相比通常情况,上述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对个人权益产生的影响更为重大,更容易发生个人信息泄露、非法使用等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特别的方式来告知个人,使得个人能够充分了解可能的影响并在慎重考虑后作出决定。有学者总结道,单独同意的要求在本质上就是法律强制地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将个人针对某类处理活动作出的同意与对其他处理活动作出的同意区分、凸显出来,既不能将需要取得单独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与其他处理混在一起,也不能将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种类等不同的个人信息处理混在一起而概括取得个人的同意,而是必须就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专门取得个人的同意。正如《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21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那样,在对个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情形中,即便是基于个人同意处理的,也需要在同意的基础上再取得单独同意。 


个人信息的提供行为在扩大处理范围的同时,还面临着提供过程中泄露的风险。正是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立法者对提供行为设置了须取得单独同意的限制,试图通过减少个人信息的提供降低上述风险,同时也意在引起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的重视。客观地说,单独同意的限制有助于进一步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可引发的学理争议却也恰恰滥觞于此:由于共享包括了个人信息的提供与收集行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是否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2.对单独同意适用范围的争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单独同意仅仅是同意规则的特别规定,只有基于同意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在特殊情形下才需要取得单独同意。换言之,单独同意作为特殊的同意,对于本身无需取得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并不适用。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何没有明确规定适用单独同意的前提条件是“基于个人同意”,有的学者推测是为了“使表述更加严谨凝练” ,指出立法用语虽然删去“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不代表立法采取了限定为个人单独同意的封闭模式,而是直接转接至第13条,以允许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例外规定的形式保持免责事由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由于“单独同意”亦属于“同意”的一种,自然就能够通过优先适用第13条第2款得到豁免,无需再单独予以强调。综上,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本身属于是不需要同意就可以进行的情形,自然也无需取得单独同意。 


然而,这种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前述结论是通过反向解释得出的,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命题推断其反面命题的一种解释方法,即基于“存在需要单独同意的另有规定时,如果条件是‘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则效果应当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这一前提,通过反向解释得出“存在需要单独同意的另有规定时,如果条件是‘非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效果是‘无需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这一结论;但是这种解释方法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只有要件和效果构成必要条件或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法条(必要条件如“只有……才”,充分条件如“如果……就”),才可以采取“否定要件进而否定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不存在使用严格的逻辑学假言判断将“同意”与“单独同意”相联结的条款,不宜以“当然可知”等类似说法轻易通过反向解释得出结论,而是需要结合法律体系、立法目的、利益衡量等因素,从形式逻辑走向实质判断方可得出最终结论。单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规定须取得单独同意的条款并没有如同第14条第1款那样限定“基于个人同意”,理应普遍适用于个人信息处理的所有情形之中。再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的变迁历史也能佐证这一点,《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对第29条的表述为“基于个人同意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将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单独同意规则限制于“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而同为需取得“单独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情形的第23、25、26、39条在二审稿中却没有基于“个人同意”的限制,最终法案将第29条“基于个人同意”这一限定条件删除,实际上是拓宽了第29条的适用范围,侧面印证了“单独同意”规则并非仅限于“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情形,仅认为“使表述更加严谨凝练”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二审稿里有的情形存在“基于个人同意”的限定,有的则对此并无要求。另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2款中“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的“同意”仅作为一般规则指向“一般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而不包括特殊场景下的“单独同意”,否则没有必要对“单独同意”与“同意”作出区分;作为特殊情形,提供需要取得单独同意的规则自然要优先适用于一般规则;而且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如果“单独同意”可以被《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的事项所豁免,可能会导致结果上的不合理。此外,也有观点指出,《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允许个人信息被用于收集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无论是公权机关还是私人主体,如果其嗣后突破目的限制,都必须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以防止额外目的的允许可能导致的功能潜变。以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个人信息在共享过程中大致经历了提供者的收集与初次使用、提供者的提供与接收者的收集、接收者的使用这几个阶段。一方面,接收者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异于提供者,在变更处理目的之后,是否还能将初次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当然地延伸至后续阶段不无疑问。另一方面,第23条所指对象是“提供”;按照前述学者的理解,必须要提供行为属于免于同意的情形,才能够规避单独同意的限制,但提供行为在多大范围内能够豁免同意值得商榷。

 

正是在数字政府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时代背景之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得相当矛盾。有的学者指摘《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3条规定对共享的要求太高,并未为例外情况预留法律空间,有必要在将来修改法律时予以修正,清除政府数据共享可能会遇到的不必要的法律障碍。 有的学者则评价道,数字政府与传统政府在治理理念上的不同,已经演化为原则冲突甚至规制冲突,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仍是基于传统政府建构的,应当放弃传统权利保护理念下的严格立场,以风险管理路径下的场景分析进行风险权益权衡。可以说,上述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个人信息共享之于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性,也注意到了政府部门间共享个人信息在法律层面上可能会遇到的障碍。然而,成文法的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解释活动,穷尽所有解释仍不能解决问题方才是启动法律修订的时机。而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不同于传统领域中能够明确指向可能引发物理性损害的风险,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究竟需要预防哪些风险是一个难以明确范围且始终处于开放状态的问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 对此,通过规范解释的路径仍然是最优选择。当然,这种解释正如前文提及的一位学者所述的那样,需要结合法律体系、立法目的、利益衡量等因素,从形式逻辑走向实质判断方可得出最终结论。

三、“履行法定职责”作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


由上可知,除去行为性质上的认识分歧之外,学界还对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是否以取得单独同意为前提存在着不同观点。由于在法律文本中难以解读其规范涵义,因而有必要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揭示单独同意规定的用意考量,进而探讨其在政府数据共享语境下的适用性。


(一)单独同意的作用解析:对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再平衡

过于严格的告知同意规则,使得天平向个人信息保护端倾斜,甚至影响个人信息的正常使用需求,有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初衷。“一揽子”授权等形式取得的概括同意,动摇了原初意义上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种个人信息自决权的“退一步”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进两步”,之中的逻辑正是基于平衡个人信息“利用价值”与“保护需要”的考虑,在实现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兼顾了个人信息处理在快捷性、便利性方面的现实需求。然而,特殊情形下,个人信息的不当处理会造成相较于传统权利受损更大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更高要求,也意味着个人之于个人信息的控制程度应有所提升。如果仍旧以快捷性与便利性的使用需求为主,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之间就会面临失衡风险,“单独同意”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应运而生。


欧盟GDPR也有类似的设计,在“同意”之外还存在“明确同意”,要求作出的同意必须是“自由给予、明确、具体、不含糊”,适用于特殊种类的个人数据(信息)处理与自动化处决策之中,皆属于对个人权益会有较大影响的情形,寄托了立法者认为此类情形下应当加码“保护需要”的考量。这首先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在合法性方面更高的要求,督促处理者审慎处理个人信息;其次,个人也拥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相较于不对同意形式作出区分,在同意之外另行设计单独同意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基于分流的逻辑,照顾到个人信息处理的普遍性与时效性,避免保护程度不需要太高的个人信息处理被要求采取过于严格的同意形式,从而对正常实践需求造成影响;二是基于重要性原理,强制地将特殊情形与一般情形作出区分,从而避免需要严格保护的个人信息,因为处理行为合法的构成要件不作区分而未能予以充分的重视与保护。这种符合比例的制度设计,平衡了个人信息在通常领域的便捷使用需求与重点领域的特别保护需要。对于个人信息的共享来说,往往发生在初次处理之后;而在初次收集之际,无论是个人还是原处理者都无法预见个人信息在未来共享之后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概括同意自然就无法确保个人信息的处理符合个人预期。在此情况下,单独同意的限制确保了个人信息不会在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提供给第三方,以防不加限制的概括授权使个人在初次授权后就丧失对个人信息的控制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由此得到的结论仅限于,在立法者看来“单独同意”这一砝码相较于“同意”的分量更重。换言之,无论是认为单独同意仅适用于以同意为合法性基础的情形,还是认为单独同意同等适用于所有法定特殊情形,都能够与单独同意的机制设计在逻辑上融洽。前述研究正是试图通过对单独同意本身的解释分析推导出其适用范围,然而单独同意本就是平衡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产物,试图用产物来倒推产生产物的机制,实际上是“用来证明结论的依据取决于结论本身”,由此陷入循环论证。

(二)单独同意与政府数据共享行政性之间的背离

在机制上,同意与单独同意之所以能够避免处理行为偏离个人预期,是因为处理行为被严格限制在同意的范围之内,同意范围之外的处理是不被允许的。私法关系中,处于共享链条两端的提供者与接收者在通常情况下都以同意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由于法律不容许概括同意的内容包含嗣后的提供行为在内,前一个同意便主要对提供者在取得单独同意之前的处理行为起到限制作用,而单独同意则可被视作是一个新的同意,约束了接收者的后续处理。

 

但政府部门间对个人信息的共享与私营部门有很大差别,这一逻辑难以成立。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处理个人信息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于个人同意,而是来自法律规范的直接约束。因此,在政府数据共享中,就提供者而言,其对个人信息的原处理行为不存在同意的前提,自然也无从受到同意范围的约束,能否将其所拥有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其他行政机关,取决于法律规范。就接收者而言,倘若符合同意豁免的情形,其处理行为同样不受同意范围的约束。间接收集说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更加简化的视角:共享作为对个人信息的间接收集,与个人信息的直接收集除在收集渠道上有所不同外,其余并无二致,在合法性基础上也应保持一致。据此,私营部门收集个人信息以取得同意为前提,作为间接收集的共享同样以取得同意(单独同意)为前提;政府部门收集个人信息以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为前提,作为间接收集的共享同样也应以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为前提。


从共享的目的来看,行政机关间对个人信息的共享也不同于私营部门间共享个人信息的营利性,而是基于促进政府整体协同、提高行政效能的公益目的,具有行政性。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之间关系的法,纵使是在以维持公共秩序为目的的场合,也常常是从个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上着眼;对于个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因妨害公共秩序规定其无效,或因适合公共秩序而视其有效,均不外乎着眼于权利义务的效果,所保护的法律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者个人的利益;公法是关于国家与人民间之关系的法,立法着眼点不在于个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在于个体间相互的那种行为方式是否适合国家或社会秩序。 在私营部门间的共享情形中,提供者负有提供前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义务,接收者负有嗣后处理不超出单独同意之范围的义务,均意在保护个人之于个人信息的权益;就此意义而言,提供个人信息需取得单独同意的条款调整的正是个人信息提供者、接收者以及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呈现出私法规定的典型特征。而在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情形之中,行政机关尽管同样负有妥善处理个人信息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并非是为了保护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缘于对全体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秩序。因此,数据共享中的行政机关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公法关系。诚然,共享因为延长个人信息处理的链条加大了不当处理的风险,相比通常情况确有必要采取特殊的程序设计以防范共享带来的额外风险,但有没有必要以一种明显带有私法色彩的规定去调整公法关系,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个人信息在特殊场景下的处理确有特别保护的必要性,但有没有必要将保护置于首要位置,取决于个人之于个人信息的权益是否在利益顺位上绝对优先。然而个人信息的社会性决定了其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个体性利益,还具有公共性色彩,特别是面对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苛求行政机关在所有特殊情形中都需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与行政原理不符,很难想象公安机关为履行侦查职权而向其他行政机关调取个人信息时,需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从比较法上看,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也不必须要取得个人同意。例如,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2款表明,在履行法律规定的事务或业务所必需的限度内,行政机关如果有充分理由需要使用个人信息,这一个人信息可以由其他行政机关向其提供。 作为迄今为止覆盖面最广的全球性数据(信息)隐私保护法规,GDPR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法上的经验与启示,该法第9条是关于特殊种类个人数据处理的规定,其中第1款采取了原则上禁止处理的规定,第2款则是能够对特殊种类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条件的规定,包括个人“明确同意”、实现公共利益在内的10项情形, 足见立法者认为,即便是对于个人信息需要高度保护的情形,明确同意也不是唯一前提,特别是面对到公共方面的利益。正如印度《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 DPDP)在第17条规定所指出的,包括同意访问数据、保证数据安全的义务等,在涉及国家或国家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时均不适用,政府可以“为了主权和完整、国家安全、与外国的友好关系、维护公共秩序或防止煽动任何可识别的犯罪……”的利益不经个人同意而处理个人数据。

 

尽管是出于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的考虑,但单独同意作为典型的私法规定,不应当也不适宜对公法关系进行调整。换言之,对于以履行法定职责为合法性基础的个人信息处理,即便属于特殊情形,也不适用单独同意规则。据此,单独同意并不适用于所有法定特殊情形下的个人信息处理。而从维持体系融贯性的角度思考其适用范围,为防止因不同合法性基础而差异化适用单独同意规则带来的割裂感,宜将单独同意的适用限定在以同意为合法性基础的个人信息处理情形之中。


(三)法定职责的辐射作用

     第23条单独同意规则不予适用的前提是,这一处理行为以同意之外的情形作为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政府数据共享中,提供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并非为履行提供者的法定职责所必需,共享在法律层面的主要阻碍就在于此。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可能的解释路径:从接收机关的角度看,其从其他行政机关甚至是作为私主体的第三方数据持有者处获取相关的个人信息,只要属于“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就可以不经个人同意而合法地获取个人信息,以此推理,提供者的提供行为并不违法。 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可取性,但还存在进一步优化与改善的空间。正如这一学者所坦诚的,这种仅是“并不违法”的解释不足以排除个人信息持有者对提供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顾虑。 要突破这一法律层面的阻碍且取得可信的说服力,应当致力于论证共享中的提供行为是合法的。 

      法学大儒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对区分合法、不法、违法这三个概念有一定借鉴价值。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为是被认为是对社会有害的,并且根据法律秩序的意图是要加以避免的,那么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作不法。为了避免这种行为的出现,法律规范一般会附加制裁性后果。在一般认识中,正由于某一行为是不法行为,才会引发惩罚性后果,即不法行为→制裁。 但在凯尔森看来,一定的行为之所以是不法行为,是因为法秩序对这一作为条件的行为赋予了制裁这个法律后果;换言之,并非是因为这些行为的不法遭致制裁,而是因为遭致了制裁,这些行为才构成不法, 也即制裁→不法行为。引入这一视角的理论意义在于,在一般的违法与合法观念基础上,有效解释了不法行为的独特意义:不法是基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作出的判断,而通常所述的违法实际上是在事实层面作出的判断。申言之,违法是将行为事实与法律规定的义务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在事实层面违背法律要求的结论,不法是基于整体法秩序在规范层面判断得到的不为立法者所容忍的结论。作为行为事实的违法行为,必须满足引起制裁的规范效果才可归于不法行为。 就如同《刑法》第275条规定是对禁止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的规范性描述,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与之相比较能够得出这一行为在事实层面与法律要求相悖的结论,但不一定能够归属于《刑法》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行为,即这一行为在规范层面不一定“不法”;只有这些行为满足应受刑罚制裁这一规范效果,才可归属于故意毁坏财物这一不法行为。例如紧急避险中对公私财物的故意毁坏与《刑法》第275条规定所禁止的相悖,但这一判断仅限于在事实层面,经由《刑法》第21条紧急避险条款在整体法秩序上的“辐射”作用才构成完整判断——在规范层面这一行为并不构成不法。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当我们讨论一个行为是否合法时,其实是在讨论这个行为是否为社会、为整体法秩序所容许,是在评判这一行为是否构成“不法”;一个行为与法律要求相悖不一定构成“不法”,对“不法”的判断还须结合整体法秩序一同作出。 

      回到个人信息共享这一问题上,发生在私主体间的共享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提供者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3条规定向个人取得单独同意,但接收者并没有就其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以及后续处理取得个人同意。单从第13条规定来看,接收者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未经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在事实层面违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更何况,共享中对个人信息真正进行实质处理的实际上是接收者,提供者仅起到了提供作用,从权责一致的角度出发,接收者理应自行向个人取得同意方可进行处理。然而,同意虽有意思表示的属性,但本质上仅是作为处理行为合法的构成要件, 并不直接决定合法性成立与否。第23条规定的单独同意作为提供者提供行为与接收者后续处理行为合法的构成要件,经由整体法秩序的辐射作用,覆盖了第13条规定的处理行为合法的构成要件,这也就是为什么接收者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这一命题的底层逻辑。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与此稍有不同,但在逻辑上也是相似的。尽管提供机关的提供行为并不一定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但这一事实层面的判断并不能当然得出提供行为不法的结论,合法与否取决于是否为整体法秩序所容许。间接收集说视角下,共享的真正重心在于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以及后续的处理之上,提供行为仅是收集机关收集行为的反射而已,接收机关的法定职责经由整体法秩序“辐射”作用覆盖到了提供机关的提供行为之上。在为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下,行政机关不经个人同意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为整体法秩序所容许;作为收集必然的产物,提供行为自然也应为整体法秩序所容许,否则收集行为不应为整体法秩序所容许。前述学者的顾虑其实是因没有对违法、不法的概念作区分所致,在事实层面上违背法律义务不能就此得出该行为不法的结论,仍然要结合包括法律体系、立法目的、利益衡量在内的整体法秩序综合判断。与其说提供行为“并不违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提供行为“并非不法”,而“并非不法”正是合法性成立的决定性因素。

四、政府数据共享视阈下对“履行法定职责”的阐释


在明确“履行法定职责”作为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之基础上,仍然有必要深入讨论的是应当如何界定“履行法定职责”的内涵与外延,而这必须置于数字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既要确保个人信息得到了有效保护,也要能够满足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正常需要。
(一)“履行”的要求:以产生实际需求为前提

由于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个人隐私,相比一般的政府数据,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在共享时面临更大的风险。据此,有学者主张,从避免数据集中引发的泄露风险、大数据监控风险角度出发,“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不适合含个人信息的政府数据领域;对个人信息的共享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以让社会公众可以预期。 这就意味着,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共享的个人信息,原则上不得予以共享;换言之,对于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府数据应当以“不共享为原则”。
 
这种观点主要建立于这一认识之上:数据共享的目的是挖掘或集中数据。 然而,用于挖掘的数据更加关注数据的整体性特征而非个体性,在涉及到个人信息时通常伴随着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化处理,无法或者是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到特定个体。更何况,共享的目的不仅限于挖掘数据,还在于推动业务协同、精简办事流程,并不必然导致数据的集中。一方面,政府数据共享还秉持“需求导向”原则,即先由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信息的部门提出明确的共享需求和信息使用用途,再由共享信息的产生和提供部门及时响应并无偿提供共享服务; 在涉及个人信息时还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约束,“履行法定职责”中的“履行”一词,意味着对个人信息的处理需要在实际履职需求产生之后进行,不能以一揽子地方式事先处理个人信息,此处的“处理”自然包括提供、收集、存储等行为在内。“履行”与“需求导向”原则共同约束了对个人信息不加区分地事前提供、概括收集、集中存储,从而避免个人信息过度集中。另一方面,“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系指可以通过共享方式获取的数据不再重复采集,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拥有的数据都要一概被归集至统一数据平台。从政府数据共享的模式来看,共享可以是中心化的(即通过统一数据平台进行共享),也可以是端到端的(即提供机关与接收机关之间进行共享);对于个人信息来说,采取后一种模式符合“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要义,也能够避免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 

综上,对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采取“不共享为原则”的特殊对待,理由并不充分。尽管如此,从避免数据集中带来泄露与监控风险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仍然具有提示意义,即应当尽可能采用端到端的共享模式,避免将个人信息归集至大型中央数据库,且对其的共享应当以产生履行法定职责的实际需求为前提。

(二)“法定职责”的涵义与理解

1.无需对共享行为特别授权的“法定职责”








 

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共享同样遵循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律。讨论分析作为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合法性基础的“法定职责”,对理解作为共享依据的“法定职责”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从概念的结构来看,法定职责包括“法定”与“职责”两个面向。前者是依法行政原则对公权力机关的普遍要求,构成对个人信息处理范围的控制,如果行政机关不具备某项规范明确授权的职责,相应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在此意义上,“法定”之“法”还应当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本身。这意味着“履行法定职责”可以吸收《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4、6项等,即“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均可归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范畴。 就后者而言,我国法律规范对职权、职责、职能并没有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法定职责”概念同样应当理解为包括职责、职权和职能,且多数学者也多未对职责、职权和职能加以区分, 这种理解具有一定的通说性质。此外,“职责”并不必须由法律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从事特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只要行政机关是在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法定职责,而特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又是履职所必需的,就可以合法处理,无需法律对处理活动本身特别授权。 共享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除非有明确的例外或者相反规定,也应保持一致,在规范层面无需对共享活动本身进行特别授权,只需要所共享的个人信息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即可。







 

2.作为共享唯一合法性基础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对个人信息进行共享无需取得单独同意,反过来讲,取得单独同意能否成为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合法性基础? 


仍然先从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说起。从各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来看,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往往是单方性的,至于同意能否成为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依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欧盟GDPR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给出否定答案,但强调了同意的自愿性质; 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将“经当事人同意”列为公务机关归集、处理、利用个人资料(即个人信息)的法定允许情形之一; 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存在相反规定,行政机关持有个人信息仅限于履行法令(包括条例)所规定的主管事务或业务所必要的场景。 有学者认为,公共职能的实现不应以个人是否同意作为基础,且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法律上处于不对等地位,对个人构成不对称权力优势,使得同意的真实性、自主性存在很大折扣,因此个人同意不应成为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基础。 然而,现代行政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管理法,如今已出现大量“给付行政”下行政机关作为主体通过提供资金、物资、服务的情形,不仅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生活权利,也是为了能够改善公民行政办事服务体验。比如,现在方兴未艾的各类政务服务网站上,个人可以通过同意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供电子邮箱、手机号、联系地址等个人信息,行政机关通过这些信息能够将办事结果快速、高效地通知到个人,个人也因此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此类个人信息并非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抑或个人办事所必需,但却是为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所必需;个人即便于此作出不同意的决定,也不会因此招致行政机关的不利对待,这种同意是真实、自愿且有效的。正如欧盟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个人不是被置于压力或者强制之下(无论这种压力是源自环境的、直接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或者其他情况),且能够具有拒绝同意的真实意愿而非虚幻的拒绝同意的可能性,那么即便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双方的地位存在重大不平衡,个人同意也仍然存在有效成立的空间。因而,同意能够成为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共享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为特殊同意的单独同意存在理论上的适用空间。 


但是考虑到共享的特殊性,单独同意不应成为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前提。共享之于一般的个人信息处理具有更大的风险,在享受共享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应当尽量避免处理范围的扩大。作为一种特殊的同意,单独同意也仅仅是个人信息提供行为合法的要件,并非满足了单独同意这一要件,提供行为就一定合法,仍然要结合整体法秩序综合判断。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作为同意的特殊形态,单独同意意味着通过这一渠道所获取的个人信息并非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否则不需要经过单独同意),而是出于改善相对人办事服务体验的目的。易言之,这一类个人信息已经超出了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退一步讲,即便数据共享中的接收机关同样拥有改善相对人办事服务体验的意愿,改善服务体验所需的个人信息也宜由接收机关亲自征求相对人同意取得。面对处于权力不平等位置的行政机关,个人能够基于同意提供个人信息完全是出于对处理者的信任,同时也是因为知晓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会被用于何种具体目的。数据共享固然包括了提供,但真正实质性的处理发生在提供之后的接收者对共享所获个人信息的利用过程之中。从提高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能力与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知晓程度方面来讲,由接收机关取得个人同意相比由提供机关取得单独同意具有更高的真实、自愿程度。据此,履行“法定职责”应是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三)“法定”之“法”的范围

1.外在范围对共享的授权











 

“法定职责”之“法”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本身,除此之外,“法定”之“法”的范围应有多大?在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一般情形中,有的学者认为,“法定”之“法”应当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 有的观点主张应当仅限于法律。 此类较为狭义的理解旨在通过限制依据的规范位阶,防止行政机关扩张职权职责、过度处理个人信息,从而实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文认为,“法定”之“法”的范围要着重对行政机关因履职而处理个人信息的需求进行授权,应采取广义理解,理由分述如下: 


其一,从《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来看,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为;在当前实践中,在满足“合法有效”的前提条件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可以被视作是“法定职责”的来源, 考虑到个人信息处理之于现代行政管理的不可或缺性,如果说少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较低位阶的法源作为依据会导致行政机关难以“依法行政”,那么对个人信息处理过高的规范要求可能使得行政机关难以“行政”;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之“法”的范围应与行政机关法定职责之“法”的范围保持一致,方能照顾到正常履职的实践需求。 


其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目的还蕴含了对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追求,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就属于这一范畴;狭义的理解虽然能够起到限制行政机关过度处理个人信息的效果,但过度的保护可能会使得“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这一立法目的落空。何况防止过度处理个人信息的措施与手段并不拘泥于规范位阶上的限制,还可以通过结合目的限制、最小处理等原则或具体规则抑制行政机关过度处理个人信息的冲动。此外,相比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职责规定的模糊性,通常情况下规范性文件对职责的规定更加细致、清晰,更有利于明确个人信息处理目的。 


其三,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已经得到授权,无须再考虑“法”的范围对个人决定权的限制。有的学者认为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限制的是个人对信息处理活动的“决定权”,而该项权力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层面设定的,限制这项权益的“法定职责”的规范依据应当与设定该权益的规范处在“同一”法律位阶”。 然而,行政行为从定义上就具有调整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侵害(限制)权利是其内在属性,但因法的授权而合法。 个人信息处理中个人决定权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个人同意,但如前所述,个人同意在公法关系中的适用空间相当有限。《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在规定个人享有“决定权”的同时,也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而这一“法律、行政法规”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自身;在对限制决定权的理解上,应当将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视作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例外情形,而不能理解成排除个人决定权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也即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而对个人决定权进行的限制已经得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授权,从而使得这种限制“侵权但合法”,无需再从“法定职责”之“法”的位阶去考虑权益限制的问题。 


因此,“法定职责”之“法”的位阶如何,应当首先考虑从满足行政机关履职需要的角度进行授权。正如GDPR在序言第41条指出的那样,为履行法律义务而处理个人信息中的“法律义务”不一定必须由议会立法加以规定,只要是清楚、准确、可预见的即可。从为满足合理利用需要而进行授权的角度来看,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共享没有理由有所不同,作为共享依据的“法定职责”之“法”同样应采取广义理解。











 

2.内在范围对共享的约束











 

作为共享依据的“法定职责”之“法”应当采取广义理解,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可以成为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从外在范围对共享进行授权,共享还须受到内在范围的约束。完整的共享中存在两个作为处理者的行政机关,与此对应的是存在两个“法定职责”,一个是提供机关在共享前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之依据的“法定职责”,另一个是接收机关通过共享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之依据的“法定职责”,内在范围是指这两个“法定职责”之间的关系。 


德国学界的重要性理论对判断这两个“法定职责”之间的关系可资借鉴。根据这一理论,无论何种行政事项,只要具有“重要性”,就应当纳入法律保留范围,次重要的事项属于可授权的法律保留,不重要的事项则无需法律保留。 尽管这一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批评与质疑,指摘对判断重要与否缺乏客观的标准,但在大体上,较高法律位阶规范所规定的事项在重要程度上要甚于较低法律位阶规范所规定的事项,这一趋势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个人信息处理来说,处理行为的审慎程度同样应与处理行为的重要性相匹配:处理活动越是对个人权益有影响,其所需要的法律依据在效力位阶上应当越高。因此,具体到共享行为,除了要考虑共享相较于一般的个人信息处理对权益影响更大,还要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共享的方式绕过前一个“法定职责”之“法”的位阶限制,从而对正常情况下无法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这就要求,后一个“法定职责”之“法”在效力位阶上应当等于或者高于前一个“法定职责”之“法”,即共享的规范依据应当在效力位阶上不低于原处理行为的规范依据。相比外在范围主要起到对共享进行授权的作用,内在范围扮演了约束共享行为的角色。

五、结语

涉个人信息政府数据的共享旨在实现“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而理想的个人信息处理还应同时满足“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就此意义而言,对数字政府、整体政府理念下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行为予以研究是相当必要的。当然,相比政府数据共享的海量实践,本文的研究仍然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对于共享内容、程序以及救济等相关制度和规范的体系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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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高端智库(社会治理发展研究部)由社会治理、金融司法和互联网司法等自建研究中心和N个共建研究中心组成智库生态矩阵,聚焦数字、法治、平安中国和网络强国需要,发挥司法大数据研究优势,形成系列研究和分析报告,服务国家、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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