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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从黄仁勋事件看公司治理

夏春:从黄仁勋事件看公司治理 财经ThinkTank
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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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黄仁勋还有没有可能回归英伟达?


原标题  夏春:学术视角看黄仁勋事件


作者:夏春 (资料图)汇集团创始人、香港城市大学客座金融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全球价值投资协会首席顾问


2026年11月12日,英伟达董事会宣布:黄仁勋辞去总裁、CEO和董事职务,立即生效。辞职的直接起因是一桩私德丑闻:11月8日黄仁勋承认与一名客户存在婚外情关系,该行为违反了公司行为准则,董事会同时委托外部机构展开独立调查。63岁的黄仁勋在1993年创办英伟达,用33年时间把一家显卡小公司做成全球有史以来第一家市值达到5.78万亿美元的公司。该事件从10月初媒体曝光到11月15日,英伟达市值蒸发了1.85万亿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因为公司治理不当造成的最大市值损失。


过去几天,全球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和解读这一事件。财经频道在测算股价、猜测接班人选;科技媒体关心AI芯片版图会不会松动;政治记者挖出了国会听证、执法部门调查,以及他与华盛顿强硬派的多年恩怨;社交媒体上更为热闹,马斯克公开表态"雇佣他是我的荣幸",特朗普提议由苹果的库克接棒,称之为"传奇接替传奇"。英伟达内部也不平静,几千名员工联名要求董事会集体辞职,并把创始人请回来。


黄仁勋资料图


喧嚣之外,我作为一名金融学教授,这几天被问到最多的并不是"股价能不能涨回来",而是几个听起来简单、细想却相当模糊的问题:董事会凭什么能够赶走创始人?一桩私德丑闻为什么会对股价产生如此大的杀伤力?大股东和独立董事,到底谁说了算?被赶走的人,还能不能回来?这些问题被媒体反复讨论,但大多数讨论停留在个案层面,其实它们都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老问题。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理论、证据与案例,恰好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相当清晰的回答。本文就从黄仁勋事件出发,对"谁来管住CEO"这一问题背后的研究脉络做一次简要梳理。



为什么私德问题的杀伤力这么大?


一个最直觉的疑问是:出轨属于个人私事,股价为什么因此大幅下跌?金融学界系统地算过这笔账。有研究者收集了高管私德失范的公开事件,包括婚外情、说谎与药物滥用,再用事件研究法测量公告前后的股价变化,结论相当明确:此类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显著下跌,且这种价值损失在统计上是真实可靠的(Cline, Walkling and Yore, 2018;Jory et al., 2015)。#MeToo运动之后,市场对此类丑闻的定价趋于更加严厉(Mooibroek and Verschoor, 2021);高管团队的性别构成,也会影响市场折价的程度(Lins et al., 2024);职场性骚扰本身同样被证明会切实损害公司价值(Au, Dong and Tremblay, 2024)。


其中的机制值得仔细说明。市场所惩罚的从来不是道德瑕疵本身,而是可信度的受损。商业世界的运转高度依赖无法写入合同的信任:客户相信企业能够交付,供应商相信企业能够回款,投资者相信企业披露的信息。一个在个人生活中背弃庄重承诺的人,其商业承诺的可信度难免被打上折扣。研究发现,在私德失范曝光之后,公司在商业谈判中获得的条件确实明显恶化,合同条款更为苛刻,并购交易更难推进(Cline, Walkling and Yore, 2018)。换言之,交易对手在以真金白银索取"信用风险溢价"。


这一逻辑也可以解释英伟达董事会一个看似草率的决定:为什么不等待调查结论便要求CEO离任?原因在于丑闻的定价是每天实时发生的,股价持续下跌、客户保持观望、竞争对手趁机争夺订单,等待本身就在不断产生成本。对董事会而言,程序瑕疵的代价可能小于拖延的代价。


另有两组研究与此相关,值得一并介绍。第一组关注CEO道歉的效果:有诚意且明确承担责任的道歉能够挽回一部分市值损失,但也仅仅是一部分(Koehn and Goranova, 2018)。第二组关注丑闻之后更换CEO的效果:换帅确实能够恢复市场的部分信心,但前提是市场相信这一动作是实质性的;如果被解读为寻找替罪羊,换帅所释放的信号便不会得到认可(Gangloff, Connelly and Shook, 2016)。


这些研究的核心结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丑闻摧毁的是信任,而信任是所有资产中最难重建的一种。这一判断在后文讨论“被赶走的人能否回归”时将发挥关键作用。



3.58%的持股,为什么保不住创始人?


黄仁勋辞职前持股3.58%。公司前两大股东是贝莱德和先锋领航,持股比例均为7%以上,均超过创始人本人。英伟达没有设置双层股权结构,即那种让创始人一股对应多票投票权的安排;公司甚至没有设立董事长一职,而是设置了一位"首席独立董事",其职责正是监督CEO。这意味着黄仁勋的地位完全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董事会愿意让他继续任职。一旦独立董事形成共识,他不拥有任何投票权上的屏障。


可以与扎克伯格做一个对照。扎克伯格在Meta的持股比例同样不高,但凭借双层股权结构掌握着接近六成的投票权。这些年来,Meta经历了数据泄露、国会听证与大规模裁员,其中任何一件事放在其他公司都可能令CEO离职,而扎克伯格的地位始终未受影响。原因不在于董事会不想更换他,而在于董事会在投票权上无法更换他。


同样是创始人,却是两种命运,差别就写在股权结构这一纸安排上。这张纸应当如何设计,正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谁来监管CEO?


“谁来管住CEO”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谈起:出资的人不参与经营,经营的人不出资,如何防止经营者损害出资人的利益?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将这一问题形式化为委托-代理框架(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股东聘请CEO经营公司,但CEO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天然一致,他可能给自己发放过高的薪酬、建造豪华的总部、推动能够提升个人声望却未必盈利的并购,这些损耗被统称为代理成本。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谁来监督CEO?按理说应当是股东。然而当股权分散在成千上万的小股东手中时,每个人都会计算这样一笔账:监督需要付出时间与金钱,收益却由全体股东分享,不如把这项工作留给别人。这就是著名的搭便车难题(Grossman and Hart, 1980)。当所有人都指望别人来监督时,最终的结果便是无人监督。


搭便车问题的后果不止于日常监督的缺位,它甚至会削弱"接管"这道最后的约束:假设一位收购者发现某家公司管理不善,于是宣布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要约收购股票,计划在取得控制权之后更换管理层、改善经营。此时每一位小股东都会计算这样一笔账:如果收购成功,经营改善之后的股票价值将超过要约价格,那么不卖反而更划算;如果收购失败,不卖也没有损失。于是每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按兵不动,免费分享别人创造的改善。而当每位股东都这样盘算时,收购者将一股也买不到,接管根本无从发生。分散的股权结构就这样同时瓦解了内部监督与外部接管两道防线。这一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公司法都不得不为接管设置专门的制度安排,例如允许取得绝对多数股份的收购者强制收购剩余股份,或者允许收购者在发起要约之前悄悄积累筹码,否则控制权市场将陷入瘫痪(Grossman and Hart, 1980)。



用脚投票,还是用手投票


在此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学界与实务界发展出两类治理机制。赫希曼在1970年出版的一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中,为这两类机制起了流传至今的名字:退出(exit)与发声(voice),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Hirschman, 1970)。


发声机制并不难理解,包括投票表决、提交议案、争取董事会席位、私下约谈管理层以及公开施压。不过,发声有效的前提是话语权足够大。小股东致信上市公司,多半得不到回应;而持股5%的机构投资者约见管理层,公司方面很难拒绝。因此大股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治理资源:他们既有动力,因为监督的收益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归自己所有;也有能力,因为管理层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Shleifer and Vishny, 1986)。当然,发声也有代价。研究大股东监督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警告:监督过强会挫伤经理人的积极性(Burkart, Gromb and Panunzi, 1997)。如果经理人的每一项决策都会被质询乃至否决,他便不会再去主动寻找和投资那些理由难以说清、却可能意义重大的机会。有效的管束与窒息性的干预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退出机制则更为微妙。股东对管理层不满,并不一定要正面冲突,也可以选择卖出股票。卖出股票为何能够约束公司?其传导链条是:大股东抛售会压低股价,股价走低则与股价挂钩的经理人薪酬随之缩水;股价长期低迷的公司容易成为收购标的,管理层的职位因此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股价本身就是市场对管理层表现的公开评价(Holmström and Tirole, 1993)。因此,一个可信的"随时可以卖出"的姿态,就足以让经理人在决策时多一层顾忌。研究者将这一机制称为"华尔街走人"(Admati and Pfleiderer, 2009;Edmans, 2014)。


这些研究得出了若干反直觉的结论,值得逐一说明。


第一,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直接影响治理质量。直觉上,股票越容易卖出,股东越不愿意费心监督管理层,因为他们随时可以离开。法学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这样批评美国股市的流动性的:人人都有退路,便没有人愿意留守(Coffee, 1991;Bhide, 1993)。但此后的理论模型表明,事情并非如此单向:流动性越高,大股东建仓的成本越低、撤出越容易,他们反而更敢于重仓持股,而监督的收益恰恰来自重仓之后股价的升值(Maug, 1998;Kahn and Winton, 1998)。把视野拉长,最优的股权结构还会随着公司生命周期在集中与分散之间动态变化(Bolton and von Thadden, 1998)。流动性既可能瓦解监督,也可能孕育监督。


第二,大股东即使从不直接干预公司事务,仅仅"参与交易"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发挥治理作用。模型显示,大股东基于私下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会将这些信息逐步反映到股价之中;经理人知道自己的短视行为会被大股东识别并引发抛售,因而不敢采取短视行为(Edmans, 2009)。退出机制的治理效力,并不需要把威胁说出口。


第三,几个中小规模的大股东,可能比单一超大股东更有利于治理。传统理论认为单一大股东的监督最为有力,但研究证明,当公司存在若干中等规模的大股东时,他们彼此之间会在交易上展开竞争,从而使股价更快、更充分地反映信息,退出威胁也因此更加可信(Edmans and Manso, 2011)。现实中的公司大多呈现多股东结构,这未必是缺陷,反而可能是市场演化出的优化结果。


第四,发声与退出并非二选一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的一对机制。管理层之所以认真对待股东的发声,恰恰因为发声背后站着可信的退出威胁(Dasgupta and Piacentino, 2015)。追踪机构投资者完整行为链条的实证研究观察到典型的行为次序是:先私下沟通,沟通失败之后方才卖出(Becht, Franks and Wagner, 2019)。退出威胁的可信度,也已被证明能够切实改善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Dou et al., 2018)。


顺便说一句,在公司治理研究的年轻一辈学者中,伦敦商学院的Alex Edmans是公认的杰出代表。他的学术贡献覆盖了这一领域的多个前沿方向:大股东通过买卖股票而非直接干预来约束管理层的"退出治理",多个大股东并存时的治理结构,以及全行业的共同持股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本文正文中引用最多的学者正是他。与许多埋首于模型的同行不同,Edmans同样重视把研究结论传递给学术界之外的读者,2020年出版的Grow the Pie即是一次系统的尝试,中译本名为《蛋糕经济学》。这本书的核心主张可以用一个比喻概括:传统的商业思维把企业价值视为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股东、员工、客户与社会之间是你多我少的分配关系;而大量证据表明,善待员工、服务客户的企业往往能够把蛋糕做大,让所有参与者同时受益。换言之,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可以相互成就。这本书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既没有停留在口号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宣传上,也没有退回到股东利益至上的旧立场,而是逐条检视证据,说明哪些"做蛋糕"的承诺有数据支持、哪些只是漂亮的措辞。对于读完本文仍想继续深入的读者,这本书是最合适的下一步。


伦敦商学院的Alex Edmans资料图


股权应当集中还是分散?


在讨论了监督与退出之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浮现:从公司价值的角度看,股权究竟应当集中,还是应当分散?这个问题几乎与公司治理这门学问同龄。上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在考察美国大公司时发现,股权正在日益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股东手中,而管理者在几乎不持有股权的情况下掌握着公司(Berle and Means, 1932)。他们将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视为现代公司的标志;此后几十年的分析则逐渐意识到事情的另一面,分散的股权恰恰为前文所述的搭便车难题埋下了伏笔,股权越分散,监督越缺位,经理人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越大。


实证研究试图直接测量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答案并不简单。最早的经典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并非线性关系:持股比例较低时,增持使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更趋一致,公司价值随之上行;持股比例越过某个区间之后,管理层地位趋于稳固,外部约束难以触及,公司价值转而回落,整条曲线先升后降(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 1988)。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非线性形态(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0)。这类结果的含义在于,股权安排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持股比例太低则利益不一致,太高则约束够不着。


不过,对这类估计应当保留一份警惕,因为股权结构并不是随机分配的。公司选择集中还是分散,本身取决于行业特性、发展阶段与创始人偏好,而这些因素同时又影响公司价值。直接比较股权集中公司与股权分散公司的价值,很可能把原因与结果倒置。有研究指出,一旦认真对待这种内生性,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统计关联便大为减弱(Demsetz and Lehn, 1985;Demsetz and Villalonga, 200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学术界后来逐渐放弃寻找普适的"最优股权结构",转而追问什么样的公司在什么阶段适合什么样的结构。这一思路在后文讨论创始人控制权时还会再次出现。


最后,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教科书里股权分散的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是例外而非常态。系统考察世界各国公司的研究表明,除美英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大公司都由家族或国家集中控股(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1999;Claessens, Djankov and Lang, 2000;Faccio and Lang, 2002);即便在美国,股权集中的公司也远比教科书描绘的普遍(Holderness, 2009)。全球经验同时表明,集中的股权本身并非价值的天敌,真正决定其后果的是制度环境:在投资者保护薄弱的市场里,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空间更大,同样的股权集中程度对应着更低的公司估值(La Porta et al., 2002)。这一规律在后文讨论时将再度浮现。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公司治理研究比作一座大厦,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几乎参与了每一层楼的设计。本文的多条线索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工作:大股东如何监督管理层,控股股东如何"掏空"上市公司,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如何决定各国资本市场的面貌,最后这条线索开创了"法与金融"这一研究领域,他与合作者系统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深刻影响了此后二十多年的公司治理研究。但公司治理只是他学术版图中的一部分。在法和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领域,他关于制度起源、产权保护与政府角色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他与合作者关于"噪声交易者风险"与"有限套利"的研究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市场上明显的价格错误可以长期存在,因为纠正错误本身是有成本和风险的,理性交易者未必有能力和意愿去做。这一思想为理解泡沫、崩盘与金融不稳定提供了统一的框架。衡量一位经济学家影响力的硬指标之一是论文被引用次数,Shleifer常年位居全球经济学家引用榜首位,1999年便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学界普遍认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资料图


董事会:友好型还是监督型


对管理层的日常监督主要依靠董事会,然而董事会自身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张力。董事会同时承担两项职能:一是监督管理层,防止其损害股东利益;二是为管理层提供建议,帮助其改善决策。这两项职能在实践中常常相互冲突。CEO掌握着大量关于公司的"软信息",例如哪个项目的风险实际上很高、哪位高管并不称职、哪笔收购的价格实际上过高。这些信息无法写入财务报表,只有在相互信任的氛围中,CEO才会向董事会如实透露。一个姿态强硬、处处质疑的董事会,恰恰难以获得这些信息;而缺乏信息,监督也就无从下手。


这一逻辑被形式化为著名的"友好董事会"理论(Adams and Ferreira, 2007):最优的董事会并非独立性最强的董事会,而是与公司需求相匹配的董事会。信息密集、研发驱动、决策高度依赖创始人判断的公司,例如科技企业,需要更接近顾问角色的董事会;而业务成熟、信息透明、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例如多元化集团与金融机构,则需要姿态更强硬的监督型董事会。沿着这一思路,后续研究进一步推导了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最优配比:内部董事了解公司,但容易与管理层立场一致;外部董事地位独立,但对公司所知有限,最优结构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孰强孰弱(Harris and Raviv, 2008)。也有学者对董事会的有效性提出了更为根本的质疑:在信息不足、时间有限、激励错位的三重约束之下,指望董事会完成理想意义上的监督,本身就不太现实(Boivie et al., 2016)。


另一条研究线索的结论更值得警惕:董事会的构成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CEO与董事会反复博弈的结果。业绩优异的CEO议价能力更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反而会下降;只有业绩不佳的CEO,才会"迎来"更多的监督者(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因此,在看到"某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较高,所以治理较好"这类论断时应当格外谨慎,因为因果关系很可能恰好相反。


回过头来看英伟达,其治理安排其实相当典型。创始人掌握着技术路线与客户关系,属于标准的软信息公司,董事会多年来以温和著称;首席独立董事一职在平稳年份只是形式上的安排,在危机时刻却成为行动枢纽。事发之后,公司迅速增设了董事长职位,并邀请一位资深的芯片行业CEO出任,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董事会需要从顾问模式切换为监督模式,因为公司此时需要处理的已经不再是创新问题,而是信任问题。



当指数基金成为大股东


过去二十年,全球股市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资金不再购买个股,而是买入指数基金。贝莱德、先锋、道富三大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持有美国上市公司约四分之一的股份,是许多大公司的前三大股东。有学者将这一新结构称为"代理型资本主义":投资者把钱委托给基金,基金再代替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委托链条由此增加了一层,治理问题也随之加倍(Gilson and Gordon, 2013)。


指数基金具有一个先天的行为特征:它无法退出。既然持有的是整个指数,就不存在"卖出某一家公司"的选项,除非该公司被移出指数。按照前文的理论,退出是发声的信用背书,那么无法退出的股东,其意见还有分量吗?


学界对此争论激烈。怀疑派指出,指数基金依靠极低的费率展开竞争,其商业模式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每一家组合公司身上投入足够的监督成本,所谓"管家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营销话术(Bebchuk and Hirst, 2019)。缓和派则提出辩护:指数基金对单家公司的投入虽然有限,但可以借助积极股东的倡议、聚焦关键议案、借助代理投票顾问来发挥杠杆作用(Kahan and Rock, 2020);大型机构也确实拥有一定的参与激励,只是强度不及理想水平(Lewellen and Lewellen, 2022)。实证检验的证据总体上对怀疑派更为有利:与主动管理型基金相比,指数基金投反对票的次数明显更少,在争议性议案上更倾向于顺从管理层(Heath et al., 2022)。


争议更大的问题是共同持股。当贝莱德们同时是一个行业内所有大公司的大股东时,它们是否仍然希望这些公司彼此激烈竞争、相互压价?有研究找到了共同持股弱化竞争的证据:共同持股程度越高的行业,高管薪酬对同行业绩的敏感性越低,相对绩效评估被系统性地弱化(Antón et al., 2023)。也有研究认为共同持股反而可能强化治理,因为股东能够把单个公司治理改善所带来的外部收益内部化到整个投资组合之中(Edmans, Levit and Reilly, 2019)。还有学者对整个文献的因果识别提出了系统性批评,认为行业层面的冲击与共同持股的效应很难加以区分(Gerardi, Lowry and Schenone, 2024)。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但它表明治理研究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典型股东是"某一家公司的大股东",而今天的典型股东是"所有公司的小股东"。



创始人控制权:毒药还是解药


回到黄仁勋与扎克伯格的对照。双层股权这类安排究竟是好是坏?早期的主流观点几乎是一边倒的:一股一票才是正当安排,超级投票权会让创始人即便行为失当也无法被制约。近年来的研究则细致得多。有实证研究发现,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科技公司反而表现出更多的创新,在创始人亲自掌舵的情形下尤为明显(Baran, Forst and Via, 2023)。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颠覆式创新需要下重注、着眼长期并容忍失败,而每个季度都被业绩考核约束的CEO往往不敢下这样的赌注。从这个角度看,创始人控制权在本质上是一种使企业家免受短期压力干扰的制度安排。围绕这一主题,法律与经济学界还发展出更为精细的设计讨论,例如为超级投票权设置"日落条款",使超额控制权随时间或特定条件的出现而自动衰减(Winden, 2018;Reddy, 2021)。


这一发现与"过度监督会挫伤经理人主动性"的早期理论一脉相承(Burkart, Gromb and Panunzi, 1997),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行业适合不同的治理结构。分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治理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确实存在系统性的行业差异(Amin and Cumming, 2025)。技术路线瞬息万变的芯片公司,与现金流稳定的公用事业公司,对创始人权力的需求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最大的风险是错过未来,后者最大的风险是管理层谋取私利。此外,创始人掌舵与公司业绩之间确实存在正向关联,这也为"创始人不可替代"的叙事提供了经验基础(Adams, Almeida and Ferreira, 2009)。


因此,"什么是最优治理结构"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什么样的公司、在什么发展阶段,适合什么样的治理结构。超级投票权对于一家正在定义未来的公司而言是一项特性,对于一家成熟公司而言则可能是一个漏洞;集中控股对于需要容错空间的企业是解药,对于需要严格问责的企业则是毒药。



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


黄仁勋事件展示了市场型治理的一个极端:持股3.58%的创始人,董事会几天之内就可以令其离任。把视线转向中国,画面几乎完全相反。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典型难题不是如何看住经理人,而是如何看住大股东。


先看市场层面的表现。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A股的长期回报却与之明显不匹配,这是许多投资者的切身感受。一项系统考察中国股市长期表现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偏弱、治理水平不高,能够解释A股相对其他市场相当大一部分的估值折价(Allen et al., 2024);更早的研究也表明,治理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反映在中国上市公司的估值之中(Bai et al., 2004)。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股权高度集中(Xu and Wang, 1999)。于是,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就从经理人失控转化为大股东"掏空",即控股股东通过关联借款、关联交易等方式,将上市公司的资源转移至自己控制之下,此类行为已被大量实证研究反复证实(Jiang, Lee and Yue, 2010;Liu and Lu, 2007;Cheung et al., 2009)。


再看退出与发声这两种机制在中国市场上的实际效力。发声方面,利用独立董事个人投票记录开展的研究发现,独董确实在意自己的职业声誉,但其约束作用边际而有限(Jiang, Wan and Zhao, 2016)。针对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元分析同样表明,教科书中那些被认为有效的治理安排,在中国市场上只有部分得到验证(Mutlu et al., 2018)。当然也不乏积极的迹象:互联网为小股东提供了新的表达渠道,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在网络平台上的集体发声确实能够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形成抑制(Huang et al., 2025)。退出方面,中国散户的换手率极高,表面上人人都在用脚投票,但频繁的交易并不等于有效的价格发现;退出机制要发挥治理效力,前提是股价之中确实包含关于公司基本面的信息。


这一对照为理解黄仁勋事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美国市场的问题可能在于创始人权力过小,3.58%的持股使他在丑闻面前毫无缓冲余地;中国市场的问题则恰恰相反,控股股东的权力过大且几乎不可撼动,中小股东保护因此成为制度上的短板。国美的控制权之争、万科门口的"野蛮人",都曾让中国市场短暂体验过美式控制权争夺的滋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既没有更换大股东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一端是经理人面前人人自危,一端是大股东面前人人沉默。治理结构没有可以直接进口的替代方案,只有与本国制度环境相匹配的设计。


黄仁勋会回来吗?


在众多讨论之中,最富悬念的问题是:黄仁勋还有没有可能回归英伟达?商界把离开之后又重新掌舵的CEO称为"回旋镖CEO"(Bingham et al., 2019),这个名单比想象的要长。


回归并且取得成功的案例中,最著名的是乔布斯:1985年被逐出苹果,1997年随NeXT被收购而回归,此后便有了iPod、iPhone和一家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戴尔2004年退居幕后,公司业绩下滑后于2007年回归,其后主导了戴尔的私有化转型。舒尔茨2000年卸任星巴克CEO,2008年在金融危机中回归并力挽狂澜。多西2008年被Twitter董事会解职,2015年回归再任CEO。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柳传志在联想巨亏的2009年复出,稳定局面之后再次交棒。


回归但未能成功的案例中,雅虎的杨致远具有代表性:2007年回归出任CEO,拒绝了微软的收购要约,两年后黯然离任。国美的黄光裕出狱之后重新掌权,提出的口号一度令市场振奋,最终却未能扭转公司的颓势。


希望回归而未能如愿的案例同样值得关注。WeWork的诺伊曼试图出资买回公司,未能成功;American Apparel的查尼为重返公司打了多年官司,同样失败;Men's Wearhouse的齐默被自己创办的公司逐出,终身未能回归;Uber的卡兰尼克辞职之后清仓离场,与公司彻底切割。


把这些案例与学术界的统计研究放在一起,可以提炼出三条经验规律。


第一,离开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回归的可能。因战略分歧或业绩周期而离开的人,例如乔布斯、戴尔与舒尔茨,时间往往最终证明其判断是正确的,回归因此顺理成章;而因道德丑闻或法律问题离开的人,例如查尼、诺伊曼与黄光裕,几乎没有回归的先例。将这样的人请回来,等于董事会公开承认行为准则是可以谈判的,并且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当事人手中是否握有股权杠杆。戴尔之所以能够回归,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他始终持有大量股份,资本结构本身就是谈判的筹码;没有股权杠杆的人,呼声再高也难以敲开董事会的大门。


第三,员工动员所能产生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是2023年的OpenAI事件:董事会突然解除奥尔特曼的职务,七百多名员工几乎全体联名,以辞职并加入微软相威胁,五天之后董事会重组,奥尔特曼复职。不过需要指出,奥尔特曼被罢免的理由是"沟通不够坦诚"这类模糊指控,其本人并未承认任何实质性过错,这与黄仁勋公开承认过失的处境存在本质区别。


学术界对回旋镖CEO的整体评价偏于负面。统计研究表明,回归CEO的任期表现平均而言显著逊于其他新任CEO(Bingham et al., 2019;Fahlenbrach, Minton and Pan, 2007);CEO与董事长两个职位如何分设,本身就是影响公司后续业绩的重要治理决策(Krause and Semadeni, 2013);还有学者更为尖锐地指出,请回退休或离任的老掌门,多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董事会继任规划失败的表现,宝洁与迪士尼两度请回前任CEO,都被归入此类(Santora, 2023)。


将上述三条规律应用于黄仁勋的处境,结论并非一目了然。


支持回归的因素相当有力。员工动员的规模与强度堪比OpenAI事件;创始人与公司的人格深度绑定,股价的剧烈下跌本身就是市场对董事会决定的公开评价;据报道,董事会成员多为公司早期投资者和黄仁勋多年的旧识,关系纽带依然存在;合适的继任者也难以寻觅,临时接任的CFO明确表示只是过渡人选,董事会不得不聘请外部猎头寻访正式继任者。


反对回归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他的离开并非源于战略分歧,而是本人承认且涉及直属下属的行为失范,直接触碰了公司行为准则的红线,历史上因同类原因离职的CEO尚无回归先例,波音与CNN的前任掌门人即是前车之鉴;他不是被董事会突然解职,而是正式签署了辞职文件,程序上难以逆转;3.58%的持股意味着他不掌握任何可以撬动董事会的资本杠杆;此外,奥尔特曼式"五天逆转"的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临时安排每多维持一天,便固化一分。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此前未展开的因素:政治。创始人被董事会逐出并不罕见,但原因绝大多数是业绩、战略或私德,因政治因素而倒台的极少。这并不难理解,美国企业家主动卷入政治的本来就不多,卷入得如此高调的更少。黄仁勋是过去几年在商业逻辑上成立,却与华盛顿强硬派的立场正面冲突。有市场分析认为,此次风波背后最大的政治推手是共和党强硬派而非民主党;这一说法无从证实,但一个事实是清楚的:事发之后,无论商界还是政界,几乎没有人公开替他说话。黄仁勋独自前行多年,身边却没有形成任何政治同盟,这本身就说明他未必意识到自己站在多么危险的位置上。


另一笔账关乎产业格局。英伟达一家占去了AI产业利润的绝大部分,有估计认为达到八成五;下游却是另一番景象,有买家囤卡囤到对外出租,而美国大量中小AI企业排队仍拿不到卡。在这样的格局里,希望市场结构松动的利益方远多于希望维持现状的利益方。从行业整体看,倘若权力交接能够带来竞争加剧、算力分散,对AI产业的普遍繁荣未必是坏事;但这也意味着,希望他留在场外的力量,不会随着丑闻的平息而自动消退。


最后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法律关口。与英伟达芯片流转相关的出口管制案件仍在推进。目前一切还停留在"涉嫌"阶段,但对回归前景而言,这是最硬的变量:法律问题没有结论,董事会任何请他回归的讨论都无从谈起。先过法律关,再谈其他。


黄仁勋资料图


综合来看,我倾向于认为最可能的路径并非全面复职,而是某种形式的降级回归:待独立调查结论公布之后,如果结论认定其行为不涉及职务层面,他可能以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回到公司,CEO一职则由他人担任。危机初期就有评论向董事会建议:留下黄仁勋,但限制他的权力。这条路径既绕开了行为准则的硬约束,又回应了员工与市场的巨大压力,还能保留公司最需要的资产,即他的技术判断力与客户关系。


当然,也存在就此别过的可能:他挂一个荣誉性头衔淡出公司,如同英伟达另一位联合创始人Chris Malachowsky那样。接下来有三个节点值得密切关注:11月17日的财报电话会,这是临时管理层的首次大考;独立调查的最终结论;正式CEO的任命。新任CEO一旦确定,回归的大门基本上也就关闭了。


还有一种更为安静的结局同样值得想象:几年之后风波平息,董事会重新想起这位创始人并向他发出邀请,而彼时的他早已退休多年,恐怕也已无此心境。倘若故事以这种方式收尾,那么这场风波中其实没有赢家。


结语


黄仁勋事件之所以值得仔细讨论,是因为它在短短数周之内,把公司治理的经典问题依次推到了台前: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退出与发声的选择、董事会的监督与建议、创始人的权力与制约。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谁来管住CEO?半个世纪的研究给出的最大启示是,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一股一票的教条让位于因情而异的匹配;独立性最强的董事会未必是最好的董事会;能够随时卖出股票的市场既有好处也有代价;创始人的控制权既是风险也是资产。好的治理结构不是看起来最规范的那一种,而是与公司的行业属性、发展阶段和人员特质最为契合的那一种。


33年前,黄仁勋没有为自己安排扎克伯格式的控制权护城河。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被视作对投资者的尊重,也被视作公司走向成熟的标志。制度安排的后果往往要在多年之后才会显现,而显现的方式几乎总是超出当事人的预料——当年那份体面的章程,如今正以最不体面的方式经受检验。这或许正是公司治理这门学问的诚实之处:它不承诺保护任何具体的人,它只是反复证明,在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刻,决定一个人去留的从来不是功绩与声望,而是事先写好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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