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成昊 张学玉
来源:《历史评论》2026年第4期

麦卡锡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得名于极力推动反共调查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主义并非一套成型的思想体系,而是一场以“反共”为旗帜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与非理性运动。麦卡锡主义将“反共”塑造为具有绝对正当性的政治立场,以此点燃社会非理性情绪,并动用国家权力对左翼进步群体实施大规模政治迫害。此风潮严重影响美国政治生态与文化氛围,侵蚀法治原则与公民权利。如今,伴随国际格局演进与美国自身变化,身份焦虑与安全叙事再起,但麦卡锡主义的历史已经证明,恐惧与对立无法带来持久安全,只会反噬美国自身。
冷战阴影下的反共政治
二战结束后,美苏战时同盟瓦解,意识形态分歧与地缘政治竞争全面显现。作为资本主义阵营核心国家,美国高度警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1946年,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撰写“长电报”,认为苏联会出于天生的不安全感而进行势力扩张,引发美国决策层高度关注。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正式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指导思想,颁布9835号行政令,实施“忠诚调查计划”,对联邦雇员进行审查,被认为与共产主义有联系者遭到解雇。
麦卡锡主义不仅制造敌意,更激活美国社会文化中潜藏的反共倾向,助长保守派对左翼运动与共产主义的不满。首先,美国建国初期的清教伦理影响深远。清教价值观将个人成功与“道德”紧密结合,贫困被归因于个人“懒惰”甚至“道德缺陷”,轻视结构性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工人革命与解放运动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推翻阶级压迫与不平等制度,这在美国往往被视为企图颠覆“道德”与“秩序”的“暴民政治”。其次,共产主义奉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将宗教视为社会历史现象而非超验性“真理”,强调以现实平等取代“彼岸救赎”。美国社会具有浓厚宗教文化传统,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秉持自身宗教道德观,抵触共产主义。最后,战后美国左翼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早已引起保守派反感。因此,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初,得到共和党保守派、富裕阶层、东北部天主教徒等保守反共组织与人物支持。
歇斯底里的阴谋论叙事
“全社会合谋”是麦卡锡主义的另一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及美国在朝鲜战场的失利,削弱了美国战略优势,使美国感到世界正在“失控”,外部压力被转化为社会内部安全忧虑。此时,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利用民众不安,故意操纵媒体并煽动公众恐惧情绪,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美国政坛、行政机构与两党竞逐,则为麦卡锡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麦卡锡还擅长通过人身攻击削弱被指控者的辩护可信度,并滥用权力对其进行定罪与迫害。麦卡锡先给目标贴上“共产主义嫌疑分子”或“具有颠覆倾向”的政治标签,以此为前提推动听证调查,使被指控者在尚未举证前就在道德与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麦卡锡活动早期,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试图通过内部反对制止其行为,而麦卡锡借助反共大势,采用诬陷诽谤、人身攻击、伪造证据等手段,将反对者污蔑为“亲共”分子。在此逻辑下,任何为被调查者辩护或质疑指控者,都可能被扣上“同情共产主义”甚至“亲共”帽子。1953年,共和党掌握参议院,麦卡锡成为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进一步扩大调查权,聘用罗伊·科恩为首席律师,在政府人员、媒体工作者、图书馆工作人员、高校教师甚至军方人士中搜查“共产主义者”。被指控人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试图避免自证其罪,更会被歪曲为“变相认罪”。
“遏制共产主义”战略为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创造空间。当意识形态对抗被赋予国家级优先性时,美国自身面临的制度性问题与社会矛盾,便容易被外部威胁叙事所遮蔽,即一切矛盾都被归罪于“共产主义鼓动”。更重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在道义层面为反共行动赋予先验正当性,即反共不再只是特定政策选择,而被等同于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民主价值本身。在此逻辑下,凡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行为统统被视为天然正当,反共立场本身也逐渐免于被质疑与批评。
系统性的政治迫害
麦卡锡主义深刻扭曲美国民主制度,渗入社会各部门肌理,使怀疑、恐惧与服从成为该时期公共生活常态,对美国人权保障构成严重侵蚀。麦卡锡主义推动“思想犯罪”合法化,将思想、言论与结社行为视为潜在犯罪,定罪凭据从“实际行为”转向“立场存疑”。清剿共产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弥散性恐慌”,国会、联邦调查局与社会各类部门相互配合展开审查,任何人都可能因历史记录和思想倾向受到指控。从哈佛大学到好莱坞,美国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人因受到政治指控而被开除,基本公民权利遭受侵犯。
麦卡锡主义沉重打击美国文化产业和学术研究。电影与文艺行业被保守派视为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的“重灾区”,许多电影人因政治立场和交往经历遭到审查与封杀,多部批判现实、反思社会问题之作被迫下架或停拍。书籍是重点审查对象,大量左翼、共产主义书籍被移出书店和图书馆。在教育领域,胡佛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教育体系,于是要求联邦调查局监控美国高校。20世纪50年代,联邦调查局对50多所高校进行监控,部分高校行政机构还与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合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均在其中。不少高校教师因拒绝回答涉及政治信仰的质询、检举其他共产党人或进行忠诚宣誓,遭到开除或拒聘,高校生态和学术自由严重受损。
回溯历史,麦卡锡主义并非偶然降临美国政治舞台的插曲,而是诞生于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美国自身安全焦虑不断累积的夹缝。冷战的结构性对抗固然是直接诱因,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反进步主义传统,对身份与地位“相对滑落”的不安,以及周期性浮现的反智冲动,才是滋生麦卡锡主义的真正温床。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见证了由美国主导、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中国威胁”叙事复兴。伴随国际力量格局持续调整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该叙事在2024年总统大选周期中成为两党竞逐的重要议题。“中国威胁”被不断重新包装、反复强调,在选举政治中演化为一种高频次、低成本的动员工具。美国政策界与社会长期回荡诸如“美国政策会令中国再次伟大”、“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国际地位”、“中美必有一战”等言论。这些论调虽未发展成席卷全国的反华浪潮,却强化美国鹰派对中国的对抗心态,并在双边互动、人文交流、学术合作等具体领域投下阴影。大批中国学者与学生签证被撤销,华裔学者实验室与科研项目被迫关停,跨国学术合作受到严格审查,大量中国企业被列入限制清单。当美国面对毒品泛滥、产业空心化与就业流失等深层社会问题时,中国成为最具象、最便利的替罪羊。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