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先刑后民”的司法惯性,曾让无数民商事当事人陷入“刑事走不完、民事立不上”的维权困局,成为刑民交叉案件办理的核心痛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施行,正式打破了这一固化裁判逻辑。本文锚定新规核心制度突破,从程序边界、证据规则、财产救济、破产衔接、合同效力等维度逐一拆解,结合典型案例对比新旧裁判路径差异,并提出全流程办案操作策略,可为律师办理刑民交叉案件提供参考指引。
目 录
一、引言
二、程序规则:受理、分别审理与中止诉讼的边界
三、证据规则:刑事裁判事实效力与民事证明标准独立性
四、财产救济与执行衔接:防止重复受偿与权利落空
五、破产与刑事程序并行:单位涉罪不阻却破产
六、人身损害救济:刑事程序停滞下的民事保护
七、合同效力与法人责任:回归民法典框架
八、程序细节与其他重要条款
九、案例分析:新旧规则下的裁判路径对比
十、结语
一
引 言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存在“先刑后民”的惯性思维,导致大量民事案件因涉刑而被驳回起诉或无限期中止,严重影响当事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解决这一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
在《规定》施行前,司法实践多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28条[注1]“分别审理”的精神处理刑民交叉案件,但九民纪要系指导性文件,不可作为裁判依据直接援引,导致各地区、各层级法院裁判尺度不一。
而《规定》作为正式司法解释,赋予了“分别审理”精神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并进一步细化处理规则。这标志着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从“理念倡导”走向“规范治理”,解决了以往指导精神无法落地的问题,使法院可以直接援引《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从根本上遏制了随意阻断民事程序的司法惯性。本文旨在梳理《规定》的制度创新点,为律师办理刑民交叉案件提供实务操作建议。
《规定》第一条即确立了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的基本立场,明确处理原则是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一价值取向标志着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思路的重大转变:首要问题不再是是否存在刑事线索,而是民刑案件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以及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是否“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为刑民交叉案件创设了更为高效的处理空间。
二
程序规则:受理、分别审理与中止诉讼的边界
(一) 案件受理范围实现了突破
《规定》第二条界定了适用范围,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定义为有关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或者“关联事实”的案件。其中,“同一事实”是指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
针对以往实践中常以“涉嫌犯罪”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问题,《规定》第三条列举了六类基于“关联但非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应当依法受理的情形:
1.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或者侵权行为的赔偿权利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
3.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未构成债务人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4.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其中部分债务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其他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5.侵权行为构成犯罪,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
6.当事人基于与犯罪行为有关联但非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其他情形。
该条款是九民纪要第128条关于“分别审理”精神的直接传承,进一步明确了在非同一事实的特定关联事实下,民事诉讼不应一概而论地被刑事程序阻断。
(二) 分别审理为原则,中止诉讼为例外
《规定》第四条确立了“分别审理”的基本原则,即依照第三条受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仅在一种例外情况下可裁定中止民事诉讼: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且刑事案件尚未审结。
《规定》第五条对于实务中常见的“以刑止民”的抗辩作出了针对性回应:
1.当事人仅凭刑事受案回执等申请中止民事诉讼,经审查不符合中止条件的,不予支持。
2.有关机关以已刑事立案为由要求移送案件,法院应审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若不属于同一事实,应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只有符合第四条但书情形,才裁定中止。
3.法院发现犯罪线索应及时移送,但“移送线索”不等于“移送民事案件”。
三
证据规则:刑事裁判事实效力与民事证明标准独立性
(一) 生效刑事裁判事实的免证效力与推翻机制
《规定》第六条确立了生效刑事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具有预决效力: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若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刑事裁判所认定的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时,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不能直接否定,而应当函告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若后者认为原判无误,前者需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这一程序设计既体现了对刑事既判力的尊重,也保留了民事审判在特殊情况下的纠错通道。
(二) 刑事证据材料在民事诉讼中的转化使用
《规定》第七条扫除了刑事证据进入民事程序的障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即使未被刑事裁判作为定案根据,只要未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在民事诉讼中经质证后,法院可根据质证情况决定是否采信。这打破了以往“刑事未认定即民事不可用”的僵化观念,允许民事法官独立评价证据的证明力。
(三) 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适用
《规定》第八条明确因未达到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而在刑事裁判中未予认定的事实,在民事案件中经审查达到“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的,可以依法予以认定。这意味着刑事无罪或不认定某项事实,并不当然导致民事上该事实不存在,民事审判拥有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
四
财产救济与执行衔接:防止重复受偿与权利落空
(一) 双重受偿禁止与扣减规则
《规定》第九条确立了“不得重复受偿”的原则。当事人请求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时,对方主张扣减已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等方式获得返还或赔偿部分的,法院应予支持;民事裁判生效后,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主张相应扣减的,同样予以支持。
(二) 案外人财产权利救济路径
针对案外人对刑事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主张权利的情形,《规定》第十条明确了救济渠道:不得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应向办案机关申诉或控告;若案件已起诉至法院,可向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出权属异议。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通知其出庭。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注2]关于涉案财物调查及案外人异议处理的规定相衔接。
(三) 非法集资案件执行的特殊处理
《规定》第十四条针对非法集资等犯罪案件设定了特殊执行规则。民事执行中发现案件事实属于非法集资等犯罪部分事实的,应裁定中止执行并移送材料。若生效刑事裁判将民事申请执行人认定为集资参与人,则民事裁判终结执行,按刑事裁判执行,且已执行部分在刑事程序中相应扣减。这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债权人权益实现具有重大影响。
五
破产与刑事程序并行:单位涉罪不阻却破产
《规定》第十一条是重大制度创新,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符合条件的破产申请可以被受理,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别进行。法院需统筹做好违法所得追缴与债务人财产清收的衔接,一体、协调地保护刑事被害人与破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便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亦参照该规定处理。这为单位涉刑后的债务清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路径,为受害人高效维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六
人身损害救济:刑事程序停滞下的民事保护
《规定》完善了被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救济途径:
1.后续费用可另行起诉:第十二条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生效后,新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治疗康复费用,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2.逃匿情形下的民事诉讼和先予执行:第十三条规定,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导致刑事程序长期无法进行时,受害人可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定条件的,可申请先予执行。
3.不构成犯罪时的民事判决:第十六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可对附带民事部分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依民法典确定责任。
七
合同效力与法人责任:回归民法典框架
(一) 犯罪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
《规定》第十七条确立核心原则: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即刑事定罪与民事合同效力评价路径分离。
(二) 恶意串通与表见代理的责任分配
《规定》第十八条至二十条细化了具体情形下的责任承担:
1.恶意串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单位利益构成犯罪,单位不得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注3]主张合同无效;相对人也不能主张合同对单位生效(除非单位追认)。单位受损可请求行为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
2.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等犯罪中的代理效力:第十九条不同代理情形的处理作出明确区分: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的,单位承担违约责任;无权代理或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单位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单位有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注4]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犯罪中的合同效力: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或挪用财物构成职务犯罪的,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单位有效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法院予以支持,但相对人有过错的可减少赔偿额。
(三) 担保责任的独立判断
《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主债务人涉罪不影响对担保合同效力的独立审查。若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担保人可在法定期间内请求撤销担保合同。因担保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产生赔偿责任时,法院应综合考虑担保人职业身份、认知能力等因素认定过错程度。债权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可适当减轻担保人责任。
八
程序细节与其他重要条款
(一) 中止期间的利息裁量
《规定》第二十二条赋予法官在中止诉讼恢复审理后,对中止期间利息争议的裁量权。法院可综合当事人有无过错、过错程度、履行能力及中止时间长短等因素合理确定利息。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应主动就己方无过错、对方拖延程序等事实举证,争取有利的利息计算结果。
(二) 刑事不追责后的民事救济
《规定》第十五条明确,在不立案、撤案、不起诉、宣告无罪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下,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这提醒当事人和律师,须保有民事责任承担仍依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独立判断的意识,不得以刑事程序终结作为民事责任免除的理由。
九
案例分析:新旧规则下的裁判路径对比
为直观展示《规定》对实务操作的指引作用,以下选取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这三个案例分别从“正向契合”与“反向对照”两个角度,勾勒出《规定》施行前后裁判逻辑的差异。
(一) 王某与某甲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2026)沪01民终9383号】:裁判原理与新规高度契合
1.案情简介:王某与某甲公司签订《某会籍协议》并支付预付课程款11,800元。后因某甲公司未能提供剩余课程,王某起诉解除合同并要求退款及利息。一审判决支持王某诉请。某甲公司上诉称,其前法定代表人李某涉嫌诈骗罪,且另有后法定代表人刘某乙被李某诈骗案正在侦查,案涉债务发生在李某任职期间,债务真实性需待刑事案件查清,故请求中止审理。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合同相对方是某甲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是否涉嫌犯罪、前后法定代表人之间内部纠纷并不影响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无须中止审理,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法律分析:该案虽在《规定》施行前审结,但其裁判逻辑与《规定》第三条第二款高度一致。该款规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或者侵权行为的赔偿权利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原告王某是与被告某甲公司签订合同,而非与前法定代表人个人签约。前法定代表人个人涉嫌犯罪的行为与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承担的合同违约责任在主体和基本事实上均不相同,不属于“同一事实”。因此,民事案件不应被刑事程序阻断。该案是《规定》出台前“裁判原理先行”的典型例证,而《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出台,为此后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明确的司法解释依据,使得这一裁判智慧从个案经验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
(二) 陈某与卢某、某合作社民间借贷纠纷【(2025)闽0721民初253号】:新规对债权人的保护显著增强
1.案情简介:卢某向陈某借款341,000元,某合作社在借条上盖章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卢某拒不还款,陈某起诉卢某还款、某合作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以“卢某的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2.法律分析:该案发生在《规定》施行前,法院依据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注5],采取了较为保守的“全案驳回”的处理方式。若该案在《规定》施行后审理,裁判结果将截然不同。依据《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未构成债务人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即使卢某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涉嫌犯罪,某合作社作为担保人,其保证责任能否成立应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独立审查,而非因主债务人涉刑一律驳回。原裁定未区分主债务人与担保人的责任层面,是“先刑后民”惯性思维的体现,而《规定》切断了主债务人刑事责任对担保人民事责任传导性阻断的通道。
(三) 蒋某与彭某、孙某民间借贷纠纷【(2024)浙0205民初5699号】:新规对“以刑止民”的程序性限制
1.案情简介:蒋某起诉彭某偿还借款47,000元,孙某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彭某辩称其与多人存在借贷关系,目前还款300多万本金及利息后,累计欠款金额仍有110余万,可能被骗,已报案,公安机关也已出具《立案告知书》。法院仅凭《立案告知书》,认定本案涉刑,裁定驳回蒋某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2.法律分析:该案是“以刑止民”的典型,法院依据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注6]驳回蒋某的起诉。若在《规定》施行后审理,依据《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以刑事受案回执等为依据申请中止民事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不符合中止诉讼条件的,不予支持。法院则不能仅依据刑事《立案告知书》就终止民事案件。首先,刑事立案仅表明侦查机关认为存在犯罪嫌疑,并不等同于民事案件所涉事实已被生效刑事裁判确认为犯罪事实。其次,本案民事案件被告为债务人彭某和担保人孙某,而刑事案件指向的是彭某被多人诈骗,二者在主体上不具有同一性,不属于《规定》第二条所称“当事人相同”的“同一事实”。再次,原告对担保人孙某的诉讼请求与彭某是否被诈骗并无直接关联,不能因主债务人存在涉刑案件而一并驳回对担保人的起诉。《规定》要求法院对是否属于“同一事实”及民事案件基本事实是否须以刑事审理结果为依据进行实质审查,而非形式化地以涉刑为由驳回,从而保障了民事程序的独立性和当事人的诉权。
十
结 语
《规定》将九民纪要第128条之指导精神上升为司法解释规范,为今后裁判提供了明确法规依据。这一制度演进不仅在于规则本身的细化,更在于将裁判理念从“倡导性”升级为“约束性”,从根本上扭转了“先刑后民”的惯性思维,确立了“刑民协调”的新导向。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充分利用《规定》赋予的程序权利,通过精准的“民刑事实区分”论证,推动民事案件的高效审理,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规定》在具体适用中仍面临若干挑战。首先,“同一事实”与“关联事实”的界限在复杂个案中仍可能存在认定争议,这对代理律师的事实甄别、法律适用、逻辑论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在把握刑事裁判既判力与民事审判独立性之间的平衡时,要求代理律师具有更高水平的证据筛选和串联能力。此外,在涉及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犯罪案件中,民事执行与刑事退赔的衔接机制、防止重复受偿的具体操作细节,仍需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后续或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以实现刑民程序协同治理的更佳效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江华
国浩上海合伙人
业务领域:知识产权、合规与监管、刑事
邮箱:jianghua@grandall.com.cn
谷嘉雯
国浩上海律师
业务领域:民商事争议解决、刑事
邮箱:gujiawen@grandal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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