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1月,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陷入一场涉及证券诉讼、政府调查、国家安全审查及公司治理的复杂法律风波。据《纽约时报》报道,黄仁勋已聘请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宝维斯(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LLP)的两位合伙人Melinda Haag和Walter Brown提供法律服务。与此同时,英伟达董事会独立成员另行聘请沃奇尔·立普顿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由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Joon H. Kim负责独立调查。
两家律师事务所同时介入,看似都是在处理同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两条不同的法律路径:一条是维护黄仁勋个人的合法权益,控制其个人法律责任;另一条是代表公司独立董事查明事实,评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问题。在黄仁勋已经辞去英伟达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的背景下,这场法律危机的重点已不再只是个人声誉如何恢复,而是如何区分个人责任与公司责任、如何应对不同性质的调查,以及如何避免一场个人危机演变为公司的长期经营风险。
一、Paul Weiss:两位前联邦检察官组成的白领犯罪辩护团队能否挽救英伟达创始人的法律危机?
Paul Weiss是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其白领犯罪与政府调查业务长期处理涉及美国司法部(DOJ)、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国会调查的复杂案件。该所的特点不仅在于诉讼经验,更在于拥有大量曾经在美国政府执法部门任职的律师,能够从政府调查机关的工作方式、证据审查逻辑及执法决策角度制定辩护策略。此次据报道参与黄仁勋法律事务的两位律师,均具有联邦检察官经历。
第一位Melinda Haag——前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Haag于2010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检察官。该辖区覆盖旧金山及硅谷等重要科技和金融产业区域。在任期间,她负责监督联邦刑事和民事案件的调查与起诉,涉及证券欺诈、内幕交易、公共腐败以及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CPA)等白领犯罪领域。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前及结束检察官任期之后,她均在私人律师事务所从事诉讼业务,并积累了处理复杂商业调查和重大刑事案件的经验。Haag的价值在于,她不仅熟悉企业面对联邦调查时的辩护策略,也曾站在联邦检察官的立场决定案件是否应当继续调查、如何组织证据以及是否提出刑事指控。
Melinda Haag
第二位Walter Brown——擅长复杂刑事调查与企业危机应对的资深诉讼律师。Brown同样具有丰富的联邦检察经验。他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担任助理联邦检察官,之后长期从事私人执业,曾担任大型律师事务所白领犯罪辩护与企业调查业务负责人。其业务范围包括企业和个人面临的刑事及监管调查、相关民事诉讼以及重大商业争议。与Haag相比,Brown的突出优势在于复杂案件的诉讼策略、证人询问、证据组织以及危机管理。他曾参与多起重大企业调查及高管辩护事务,能够将刑事调查与后续民事诉讼结合起来考虑。两位律师的组合具有明显的互补性:Haag能够从政府执法逻辑出发评估案件风险,Brown则能够从诉讼和证据攻防角度组织具体辩护。
Walter Brown
二、Wachtell Lipton:董事会为何另聘独立调查律师?
与Paul Weiss不同,Wachtell Lipton并非据报道代表黄仁勋个人,而是受英伟达董事会独立成员委托,开展独立调查。该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司法律师事务所,长期处理重大并购、公司控制权争议、董事 fiduciary duties(信义义务)、股东诉讼以及公司治理事务。其业务特点是高度集中于重大公司交易和复杂公司法律争议。
此次负责调查的Joon H. Kim尤其值得关注。Kim曾于2017年至2018年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代理联邦检察官。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该办公室刑事部门负责人、副联邦检察官等职务,监督涉及证券及金融欺诈、腐败、洗钱、经济间谍活动、商业秘密盗窃等领域的案件。进入私人执业后,Kim继续从事白领犯罪辩护、监管调查、公司内部调查及重大诉讼业务。2021年,他还曾参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针对时任州长Andrew Cuomo性骚扰指控开展的独立调查。从其专业背景看,Kim既熟悉联邦刑事执法,也具有代表公司董事会开展独立调查的经验。当企业CEO本人涉及重大争议时,公司董事会不能简单地将CEO的个人利益等同于公司的利益。这也体现了美国公司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董事会的职责是维护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维护某一位管理者的个人利益。
三、两家律师事务所能够为黄仁勋挽回什么?四个法律层面的辩护重点
律师团队介入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事实调查、法律分析和程序性辩护,尽可能控制不同法律程序可能产生的后果。第一,控制潜在刑事责任,避免调查进一步发展为刑事指控。律师可以通过与调查机关依法沟通、审查证据、提出法律意见等方式,争取避免不必要的刑事指控。第二,应对证券集体诉讼,争取降低个人赔偿责任。2026年11月9日,投资者Mark Kistenmacher已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证券集体诉讼,将英伟达及黄仁勋列为被告。辩护律师需要重点审查黄仁勋是否具有证券法所要求的主观过错以及投资者所主张的股价损失是否能够归因于被指控的信息披露行为而非其他市场因素等,争取通过诉讼早期程序限制或驳回相关请求,从而降低个人及公司的潜在赔偿风险。第三,应对国会调查,防止法律风险进一步扩大。黄仁勋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的调查。国会调查与司法部刑事调查并不相同。对于企业高管而言,国会调查的风险不仅在于是否需要提供信息,还在于如何准确、完整地回答问题,以及如何避免不准确陈述造成新的法律问题。律师团队可以协助当事人准备事实材料、梳理时间线、审查拟提供的文件、准备询问事项,并就证人权利、保密义务及合法拒绝披露的范围提供意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向国会提供虚假陈述可能产生独立法律责任。因此,律师在这一环节的价值不仅是帮助当事人回答问题,更是确保回答建立在准确事实和适当法律判断的基础上。第四,协调不同调查程序,避免不同法律风险相互传导。本案具有明显的多程序并行特征。证券集体诉讼关注投资者是否因误导性披露遭受损失;潜在刑事调查关注是否存在违反联邦刑事法律的行为;国会调查关注国家安全及政府监管问题;董事会独立调查则关注公司内部管理和治理责任。这些程序可能使用部分相同的证据,但法律标准和程序规则并不相同。例如,黄仁勋在个人律师协助下作出的某些陈述,可能成为证券诉讼或其他调查中的证据。因此,律师需要在不同程序之间协调证据披露、证人陈述、保密义务和诉讼策略。这也是大型白领犯罪辩护团队的重要价值:不是孤立地处理某一个案件,而是对整个法律风险体系进行统筹管理。
四、跨境经营中中国企业如何防范多重法律责任叠加?
黄仁勋辞去英伟达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后,Colette Kress被任命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启动正式继任者遴选程序。这一变化意味着,黄仁勋个人的法律辩护与英伟达未来的公司经营已经逐渐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对于英伟达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第一,相关事件是否影响公司与重要客户、供应商及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第二,公司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客户尽职调查及最终用户审查是否充分;第三,董事会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重大风险报告和内部监督机制;第四,公司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高管利益冲突申报、信息披露和内部调查制度。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芯片和先进计算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重要领域的背景下,英伟达面临的风险并不局限于传统证券法律问题,还涉及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出口管制和全球供应链治理。对于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而言,个人危机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与公司能否重新建立政府、投资者及商业伙伴的信任,是两个相互关联但不能相互替代的目标。
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必须从事后危机辩护进一步转向事前合规审查、内部监督和重大风险信息披露。第一,建立跨境经营风险的综合识别机制,避免单一合规审查。第二,强化商业伙伴尽职调查,关注实际控制人和最终用户。第三,重视重大风险的信息披露,防范合规风险向证券责任传导。第四,完善董事会独立监督机制,明确公司与高管个人的责任边界。第五,重视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建立重大危机事件应对机制。第六,建立跨境法律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应对境外调查和诉讼的专业能力。中国企业不应等到政府调查、证券诉讼或者重大商业争议发生后,才临时寻找境外律师,而应当将国际法律服务和合规能力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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