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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跨境腐败法》企业合规核心问题解读

《反跨境腐败法》企业合规核心问题解读 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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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解读反跨境腐败法核心问题,助企业识别风险、完善合规。

引言

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共6章47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国反跨境腐败领域首部专门立法。此前相关规定散见于监察法、刑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法律,线索移送、举报、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有关单位配合调查、追逃追赃等环节缺少系统安排,本法将上述规则整合为集惩治、预防、反制于一体的专门制度。海外资产规模扩大后,廉洁经营不再仅属企业自律事项,亦关系境外经营的稳定性与国际竞争能力。

 01

反跨境腐败法的主要适用主体

本法对主体的规定分两层。第一层为合规义务主体,由第29条第二款定义,第四章设定义务,第45条配置独立行政责任,不以企业已发生腐败行为为前提。第二层为行为与程序责任主体,由第2条界定行为范围,第35条至第44条配置刑事、行政、处分与民事责任,第17条、第25条第二款另设程序义务。两层交叉而不重合,同一主体可能仅落入其中一层。



第一层:合规义务主体

1. 境外设有机构或投资的境内企业。 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开展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是第四章合规义务的核心主体,认定上不以所有制、行业或规模为限。业务链条较长、境外审批环节较多、本地第三方介入较深的安排,会加大尽职调查与留痕的履行难度,但不构成入网条件。第10条仅规定对跨境腐败易发的行业领域加强监督管理,未点名具体行业,不宜将任何行业清单理解为法定分类。

2. 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机构。 第29条第二款将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列为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与境内出海企业同等承担第四章义务。就行贿行为的管辖而言,境内注册的子公司属境内企业,落入第2条第(一)项前段;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属该项后段所述情形;向境内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贿的,另落入第(二)项。行贿对象为境内抑或外国公职人员,均不决定管辖有无。

3. 国有企业及其境外派驻人员。国有企业属第一层合规义务主体,第31条第二款另设加重要求:加强对境外重点岗位、重大资金、重大项目的廉洁风险防控,依照相关规定采取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驻外人员轮岗轮换、利益冲突回避等措施。境外派驻人员同时可能落入第二层,其在境外实施贪污贿赂、利益输送、滥用职权等行为的,涉及第2条第(三)项的适用判断;构成《刑法》所规定犯罪的,依第35条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属于公职人员的依第37条给予处分。是否构成犯罪,仍须回到《刑法》分则构成要件与管辖规则作个案判断。



第二层:行为与程序责任主体

1. 第三方机构与相关人员。 代理商、经销商、咨询顾问、中介机构、清关代理等第三方兼具两重身份,既是第33条要求企业开展尽职调查、监督管理的管控对象,也可能作为第35条、第41条所称其他组织和个人,就共同实施、教唆或者帮助实施行贿的行为,依其在共同违法或者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别承担责任。第33条同时禁止利用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实施跨境腐败行为,第三方自行实施不能当然排除企业自身的合规责任。

2.  资金监测链条上的协同主体。 第13条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指导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跨境资金加强监测;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派出机构发现涉嫌跨境腐败的可疑交易活动的,可以依法开展调查,并及时将问题线索和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此类主体处于资金监测与线索移送的协同链条,不属于第29条第二款定义的合规义务主体,亦不因本条成为第45条的问责对象。

3. 受贿侧、阻断规则与程序性主体。 第2条第(二)项在列举向境内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以及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贿的同时,将相关联的受贿行为一并纳入;第37条对公职人员,以及企业、其他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的公职人员设定处分责任。第25条第二款约束在我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非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不得向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和其他相关协助,其覆盖面宽于任何一类企业,境内主体向海外总部直接发送内部调查报告、员工邮件与交易数据即可能落入其中。第17条规定有关组织和个人负有配合调查、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办理重大案件时可按对等原则要求外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予以配合;第2条第(五)项所列涉嫌腐败人员,以及第44条所列拒不提供证据、隐匿伪造毁灭证据、拒绝阻碍调查者,同属本法的责任范围。

 02

企业需要重点注意的事项



(一)合规义务由自律事项转为法定义务

反腐败合规此前多被视为企业自律事项。第45条就不履行廉洁合规义务设定了独立追责路径:先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第29条至第34条另就廉洁合规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作出全过程规定,境内企业应根据企业规模、业务范围、风险防控等因素,合理设置廉洁合规管理部门或者人员,并可以向境外机构派出廉洁合规专员。



(二)第三方机构的尽职调查与统一管理

海外业务中资金常经代理商、经销商、咨询顾问、清关代理、旅行社等第三方流转。从已公开的执法与裁判材料看,行贿款多以佣金、渠道费、咨询费、市场推广费名义经第三方支付。第33条针对该环节,要求对聘用的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开展尽职调查、实施监督管理,要求其遵守企业廉洁合规行为准则,并明文禁止利用第三方实施跨境腐败。第33条第二款另要求境内企业使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执行统一的第三方管理制度,境外子公司在当地自行选任的代理,同样纳入母公司的尽调与监督范围。实务中,佣金比例明显高于当地市场水平、代理商不愿书面披露最终收款方、付款目的地与业务发生地不一致、履约中途变更收款账户等情形,应作为重点核查对象。



(三)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

第32条要求企业保证跨境经营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不得利用财务会计手段实施、掩饰、隐瞒跨境腐败行为。虚增交易环节、虚构咨询服务、以会议费差旅费套现,是使行贿款在账面上表现为正常经营支出的常见手法,第三部分案例二所述李某案即涉及虚增交易环节、安排关联公司收取佣金。会计资料的真实性既属对外法定义务,也是企业日后证明合规体系实际运转的关键证据。



(四)内部举报与线索移送

第31条要求企业开展廉洁风险识别评估、完善内部举报机制,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依法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举报、报案。线索来源并不限于企业内部。反洗钱部门依第13条监测跨境资金,审计、财政、税务、金融监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资金异动依第14条移送线索,海关另通报出入境携带现金信息。内部举报渠道未有效运转的,员工直接向机关举报时,企业可能在较晚阶段才知悉相关情况。对内部举报人,第28条规定依法予以保密、奖励和保护。



(五)境内机构的配合义务与数据出境阻断

配合义务方面,第17条规定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办理跨境腐败案件时,有权向有关组织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配合;办理重大案件时,还可以按对等原则要求外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配合。第44条将拒不提供证据、隐匿伪造毁灭证据、拒绝阻碍调查单独列为违法情形,可能引发治安管理处罚乃至刑事责任。

阻断要求方面,第25条第二款规定,非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我国境内开展反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在我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和其他相关协助。

境外总部法务或者外国执法机构要求境内子公司提交内部调查报告、员工邮件、交易数据的,未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即行提供,可能落入第25条第二款;对境外执法机构的来函不作回应,又可能违反当地法律。宜先暂停对外提供,对照两地法律要求评估,必要时寻求专业意见并与主管机关沟通,而非按境外总部要求直接提供。

 03

典型场景与处理路径

关于本节案例的说明

本法未新设罪名,亦未规定新的刑罚或者财产刑幅度。实体责任仍由《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公司法》,以及《证券法》《反洗钱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数据安全法》等既有规范承担。下列案例均依行为时有效法律作出裁判,不属于适用本法作出的裁判,其意义在于说明同类行为模式,以及本法施行后相应事实可能增加的评价层次。



案例一:

向外国公职人员直接付款(奚某、周某案)

2017年至2019年,某集团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奚某伙同副总经理周某,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三次向新加坡公职人员行贿22万新加坡元;奚某另在国内受贿人民币192万元。法院以行贿罪判处奚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以受贿罪判处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决定执行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周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该行为涉及第2条第(一)项的适用判断。同类事实若发生在本法施行后,除原判所解决的刑事责任外,尚需审查企业是否依第29条督促指导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是否依第30条建立合规制度并派出廉洁合规专员,是否依第32条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是否依第33条对经手的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上述义务未落实的,第45条可独立启动责令限期改正直至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的程序,不以该笔付款已被认定构成犯罪为前提;第36条另将行政处罚延伸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案例二:

境外项目佣金、关联公司代收与国有企业境外管控

某国有石油企业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某,1996年至2023年利用多个职务便利,为有关企业和个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6794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受贿所得及孳息予以追缴。

该案涉外因素突出,超过83%的赃款来自境外,由商人在境外代为收受、流转和存放,境外调查取证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手法包括虚增交易环节、安排关联公司收取中介佣金以掩盖利益输送,通过离岸公司、离岸账户经多个国家和地区银行流转,以及境外项目长期向外国代理商支付明显不合理的高额佣金;最终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执法合作取得境外关键证据、全额追缴境外赃款。

该案所涉跨境环节,在本法下另有一层评价。境外代理商参与、境外代收代存赃款以及资产跨境流转,分别涉及第2条第(二)项、第(三)项与第(五)项的适用判断;具体定性仍须依个案事实和当时有效的实体法确定,不因本法的定义条款而改变。对国有企业而言,第31条第二款将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驻外人员轮岗轮换、利益冲突回避写成法定义务;第32条要求会计凭证、账簿、报告真实完整并强化内部审计;第33条要求对聘用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开展尽调、监督管理;第23条、第24条则把本案依靠国际合作完成的追逃追赃固化为法定渠道。



案例三:

境外企业在华机构借第三方套现行贿(某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公司案)

被告单位某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公司为扩大药品销量、谋取不正当利益,采取贿赂销售模式,利用旅行社等渠道,以多种形式向多地医疗机构从事医务工作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公司高管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组织、推动、实施。被告单位构成《刑法》第164条第一款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亿元;五名高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三年、缓刑二至四年,其中法定代表人系英国公民,并处驱逐出境。

有一处边界应予说明。该案依行为时法律被认定为境内商业贿赂,不属于本法第2条所列跨境腐败行为,不能作为适用本法作出的裁判加以引用。但被告单位属于第29条第二款所定义的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子公司,无论是否发生跨境腐败行为,均属第四章合规义务主体。同类事实若发生在本法施行后,除原判所涉罪名外,还会叠加第32条关于不得利用财务会计手段实施、掩饰、隐瞒的要求,第33条关于第三方尽调与监督管理、禁止利用第三方的要求,第30条关于及时调查处理违规行为的要求,以及第45条的独立行政责任。



案例四:

腐败资产跨境转移与追赃(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李某贪污案)

2006年至2010年,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李某伙同他人骗取基建专项资金9400万元,其中2953万余元转至新加坡后潜逃。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日裁定没收其转移至新加坡的违法所得540余万新加坡元;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判决将扣押财产全部返还中方。李某于2015年5月9日被遣返回国,2017年1月23日上饶中院以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剩余赃款继续追缴。该案系刑事诉讼法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后适用该程序的第一案。

本案所涉跨境资产转移,在本法施行后的制度环境下另有法定工具可供适用。第2条第(五)项把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直接写入跨境腐败定义,不再只是前罪的后续情节;第18条关于限制出境,第23条关于引渡、移管被判刑人、遣返、境外追诉,第24条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责令退赔、资产返还与分享合作,第40条关于违法犯罪所得及孳息、收益的没收追缴责令退赔,把本案分别依靠刑诉法特别程序和国际司法协助完成的动作集中固化为法定工具。第39条的信用记录与从业限制、第43条的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也与本案到案后的处置形成呼应。

结语

本法的意义不在于新增罪名或者加重刑罚,而在于把企业此前分散在内部制度、行业惯例与个案应对中的廉洁管理要求,转化为可由主管机关直接监督检查的法定义务,并配以独立于腐败行为本身的行政责任。定罪量刑的依据仍是刑法及相关法律,变化发生在案件进入刑事程序之前:制度是否建立、第三方是否经过尽调、会计资料是否真实、线索是否依法移送、境外调取材料的请求是否经过审批,今后都会成为被单独评价的对象。

配套指南与行业机制尚待陆续出台,可供参照的适用案例短期内亦不会出现。企业当前可做的,是先按第29条第二款确认自身是否属于合规义务主体,再按第2条逐项核对现有业务的跨境连接点,随后检查文件与数据向境外流转的路径是否符合第25条第二款,并将第三方管理、会计资料、内部举报三项制度落到可留痕的执行层面。上述工作不以已经发生问题为前提,第45条的责令改正程序同样不以发生腐败行为为启动条件。

作者 | 郑晨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与见解,不构成对法律条文的正式解释,亦不代表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官方观点。

律师介绍




郑晨

德禾翰通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

德禾翰通上海企业反舞弊与合规业务委员会主任


021-6032 8686

zhengchen@dehehantong.com

郑晨律师深耕刑事辩护多年,在职务犯罪、商业犯罪领域具有丰富的实务办案经验,办理了江苏省首例民营企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公安部督办历史最大规模金融行业商业贿赂案以及登上央视法治栏目和《东方110》的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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