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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中国需要一场"体系革命"

科技成果转化:中国需要一场"体系革命" 元宇宙科技评价研究院
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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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科技成果转化:中国需要一场"体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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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中国需要一场"体系革命"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加快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这为新时代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其形成关键在于让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真正进入生产线、走向市场、形成现实生产力。实践证明,科技创新是“源”,产业创新是“流”,二者深度融合的堵点恰恰在转化环节;抓不住成果转化,就抓不住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牛鼻子”。

当前,我国科研论文和专利数量已居全球前列,但成果就地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中试熟化支撑、长期资本投入、政策协同服务等仍存短板。与此同时,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成果转化的底层逻辑、组织模式和生态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高校基础研究 — 企业产业化应用” 的线性创新模式,已难以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伴随产业创新能力整体跃升、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创新主体多元崛起,科技创新已经转变为多点发力、双向互动、网络协同、全域扩散的立体化创新格局。认清这一范式变革规律,重塑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协同的现代化转化体系,是我国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正因如此,在党中央明确要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系统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构各类创新主体协同格局,具有极强的现实紧迫性和理论价值。本文据此提出以企业牵引、高校源头、院所熟化、金融赋能、政府统筹为内核的“五力协同”框架,力图从体制机制层面回答:怎样把中央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转化路径,怎样让创新链与产业链在深度融合中双向奔赴,从而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一、激活企业创新主力,构建链主牵引的内源转化体系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载体、需求主体和市场主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越能实现技术成果快速消化、就地迭代、即时落地,最大限度压缩科研与产业的时空割裂,从根本上破解 “成果悬空、产业滞后” 问题。

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大企业深耕基础研究、布局源头创新,补齐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短板。数据显示,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近 80%,但企业自身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不足 1%;从全社会基础研究资金来源看,美国企业出资占比达35%,谷歌、微软等头部科技企业持续布局前沿基础探索,原始创新投入力度显著高于国内企业。企业基础研究薄弱,是我国高端原创成果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长期处于跟随迭代的深层原因。

央企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肩负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核心功能,是产业链创新的 “压舱石” 和 “链主”。新时代央企不仅要做技术应用的承接者,更要承担原始创新策源地使命,主动布局行业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前沿交叉领域,依托自身完整产业体系实现科技融入产业创新,而且闭环迭代、全域外溢,带动产业链整体技术升级。同时,应引导头部民企进一步加大基础前沿研发投入、搭建自主成果转化体系,推动头部民企开放产业链场景、创新平台,带动初创企业协同攻关,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良性生态。

二、释放高校创新活力,重塑面向产业的源头供给体系

高校是基础研究主力军,新时代高校的办学使命、科研导向、评价体系、转化机制都需要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实现系统性升级。长期以来,很多高校科研偏重于自由探索、论文导向,科研产出与国家需求、产业场景、市场痛点衔接不够紧密。

新形势下,高校必须主动调整职能定位,紧扣 “四个面向” 要求,将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发展、服务社会需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基础研究从学术自由探索为主,转向问题导向、需求牵引。要改革科研评价指挥棒,把产业贡献、成果转化、技术溢出、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引导科研人员立足产业真问题开展原创研究、应用研究。

同时,要建设专业化、职业化、数字化的科技成果转化队伍。依托大数据、智能匹配工具,打通高校专利、科研成果、在研课题与企业技改需求、场景缺口、技术瓶颈的精准对接通道,建立从成果挖掘、专利布局、中试跟进、落地服务、收益分配的全链条专业化服务机制,真正把高校丰富的基础研究资源转化为产业升级的现实动能。

三、强化院所创新接力,回归行业公共平台本源优势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推进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实施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 政策,大量行业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并入央企体系,激发了科研院所的市场活力。同时也要客观看到,市场化、利润导向的企业地位,也带来一定的结构性偏差。行业大院大所原本承担着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公共标准制定、产业检测验证、中试平台支撑、行业技术溢出的公共功能,是连接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产业应用的关键中间枢纽。过度强调短期营收利润,导致部分院所重产品经营、轻共性研发,重短期收益、轻长期赋能,行业公共创新平台功能弱化,国家创新体系中间衔接环节出现短板。

需要让行业院所回归本源。要实施差异化治理,对承担行业公共创新、共性技术攻关、产业平台服务职能的院所,剥离单一市场化盈利硬约束,恢复其行业技术策源地、公共服务平台、双链衔接枢纽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大院大所熟悉产业工艺、深耕行业多年、积累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承担前沿技术行业适配、工艺固化、场景验证、标准凝练的关键接力任务,补齐基础研究产业化 “最后一公里” 短板。

四、夯实金融赋能动力,完善全周期科创支撑体系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血脉,是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技术雏形走向产业规模的关键支撑。国家将科技金融摆在金融 “五篇大文章” 首位,充分凸显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顶层政策框架已经全面成型。

但从实践层面看,科技与金融双向融合仍存在明显堵点。一方面,传统金融模式适配难以适配科技创新长周期、高风险、轻资产、迭代性强的特征,针对基础研究、中试熟化、早期硬科技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对金融工具认知不足,金融从业者对科创规律把握不深,双向认知壁垒、信息壁垒长期存在,导致大量优质科创成果缺乏资本助力、难以快速放大。

因此,需要持续深化科技金融创新,推动金融逻辑适配科创逻辑。借鉴美国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资本化的成熟经验,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构建覆盖基础研究、小试中试、示范应用、产业化落地的分层、分类、分阶段金融产品体系。积极探索适配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新业态的资产估值、权益质押、收益分成模式,让金融真正实现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原始创新”,以持续资本活水赋能科技创新迭代升级。

五、筑牢政府统筹定力,塑造系统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

新时代下的科技创新,是多主体、多要素、多环节交织的网络化复杂生态,单靠市场自发力量难以完全实现高效协同,必须更好发挥政府的战略引领、制度供给、资源统筹、生态塑造作用。

首先,要持续用好政策指挥棒,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优化高校、科研院所、央企国企的创新考核体系,将支持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作为重要绩效指标,让科研导向面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次,要强化区域创新资源整合,打破部门壁垒、信息孤岛、要素分割,统筹企业、高校、院所、资本、场景、平台各类创新资源,形成网络化协同创新格局。再次,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壮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中试服务、科创咨询、产业赋能等生产性服务业,补齐成果转化专业服务短板。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主动顺应生产力变革,动态调整生产关系与制度规则。面对数字化、智能化驱动的创新范式变革,要持续开展政策研究、机制创新、规则优化。用好场景创新这一中国式创新的重要路径,以开放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以真实场景验证创新成果、以场景试错培育新兴产业,持续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适配网络型创新生态、适配现代化成果转化的制度体系,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总体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已经进入范式升级、体系重构、生态再造的新阶段,构建企业主力牵引、高校活力供给、院所接力熟化、金融动力赋能、政府定力统筹的五力协同新格局,能够系统破解当前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突出问题,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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