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央国企管理人员而言,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开放合作并不稀缺,稀缺的是让开放合作持续产生战略回报的机制。过去数年间,央企在产业链融通发展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供需对接日益频繁。然而,规模可观并不等于机制成熟,若缺乏稳定的治理规则和退出安排,合作就容易停留在“签了协议、开了会、落了灰”的表层。2026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将“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确立为改革主线,明确要求培育现代产业链“链长”,推动央企与地方国企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合作,并支持企业从“点上开放”转向“全链条开放”。这意味着,开放合作的重心正在从“有没有合作”转向“合作有没有机制、有没有闭环、有没有退出”。
合作对象的分类管理:
走出“一哄而上”的泛化协同
实施方案首先解决的是“和谁合作、各自承担什么功能”的问题。将合作对象划分为央地企业、国有民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产业伙伴四类,并非简单的分类陈列,而是一种功能定位上的分工:央地企业侧重资源场景与项目协同,国有民营企业侧重技术市场与运营互补,高校科研机构侧重联合研发与成果转化,产业伙伴侧重境内外市场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这一分类的内在逻辑是,不同类型的合作对象对应不同的能力供给和治理重点,不能用同一套协议模板、同一套考核口径去覆盖所有合作。
图1:开发合作的对象分类管理
新一轮改革的四个 "能" 不是独立动作,而是一套耦合机制:机构瘦身让岗位更精,岗位重塑让干部员工流动更市场化,考核穿透让分配拉开差距,分配激励又反过来支撑组织和人员优化。四者联动,才能真正实现 "改革 — 经营 — 激励 — 组织" 的良性循环。
合作的五种模式:
能力引入与风险控制必须对称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方案中列出了的联合研发、合资合作、产业基金、并购合作、场景共建五种模式,覆盖了从技术攻关到市场验证的主要合作形态。但每一种模式的风险结构截然不同,治理规则不能“一刀切”。
图2:合作模式与治理规则的选择
五种模式的共同要求是:能力引入的方向必须与治理规则的设计同步确定。引入技术人才,就要同步约定知识产权的分配;引入市场运营能力,就要同步约定决策权和退出机制。治理规则滞后于能力引入,是合作后期失控的主要根源。但各自又有不同的风险侧重点:
联合研发:核心风险不在研发失败本身,而在知识产权归属与成果分配的前置约定。如果在立项阶段没有明确技术节点的验收标准和知识产权的分割规则,研发投入越大,后续争议的沉没成本越高。
合资合作:风险集中于出资节奏、决策权配置和收益安排,需要在协议层面把“谁说了算、钱怎么进、利怎么分”固化为可执行的条款。
产业基金:治理重点则转向专业投资能力与退出通道——基金的生命周期决定了它不能按照实体项目的逻辑来管理,职责边界、利益冲突识别和退出条件必须在设立之初就写入治理文件。
并购合作:风险后置特征最为明显,尽调估值的审慎性和整合责任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交割后的协同效果能否兑现。
场景共建:看似最“轻”,但数据授权边界和服务责任划分是决定其能否从一次性验证走向持续性合作的关键。
七步闭环:
把合作从“一次性交易”变为“可管理的过程”
实施方案最具操作价值的设计,是将开放合作纳入一个七步闭环:责任边界、资金安排、收益分配、风险承担、信息披露、争议解决、退出机制。这一闭环的意义在于,它把合作从“谈成即结束”的交易逻辑,扭转为“从进入到退出全过程可管理”的治理逻辑。
图3:开放合作七步治理闭环操作要点表
七步之中,退出机制尤其需要管理者投入前置注意力。长期以来,国企合作中“进得去、退不出”的困境,根源不在于退出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进入时没有为退出预留制度通道。实施方案要求在合作设计阶段就明确退出触发情形、实施路径和各方权益保障安排,这实际上是在倒逼管理者在合作热度最高的时候,冷静地预设终止条件。同样,信息披露和争议解决机制的价值也不在于“出了问题再用”,而在于它们向所有合作方传递了一个信号:这项合作有规则、有监督、有救济,从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
七步闭环与前述五种模式形成矩阵关系:每一种模式都需要完整走完七步,但每一步的权重和具体设计因模式而异。联合研发的退出机制可能更多表现为技术成果的归属分割,产业基金的退出机制则必须包含份额转让和清算安排。管理者需要具备的,是在模式差异中保持闭环完整性的判断力。
治理机制如何与考核监管衔接
开放合作与产业链协同,最终要嵌入改革的考核监管体系才能获得持续动力。实施方案在“考核监管”板块强调“一企一策指标、穿透监测与整改”,这与开放合作的治理要求形成呼应。合作项目的验收依据——技术节点与应用、经营目标与资金投入、合规及组合表现、交割与协同效果、客户使用与采购结果——应当成为考核指标的来源,而不是在合作结束之后另行“补材料”。
更深一层的衔接在于:产业链协同的成效,不能仅以合作项目数量或签约金额等规模性指标来衡量。前期的探索已经展现了积极态势,但新一轮改革需要回答的是“质”的问题——合作是否真正补上了产业链的关键短板,能力引入是否转化为了自主可控的技术或市场能力,场景开放是否催生了可持续的订单和迭代。考核指标应当向这些“转化结果”倾斜,而非停留在“合作动作”层面。
结语
对央国企管理者来说,开放合作与产业链协同机制的落地,考验的不是“愿不愿意合作”的态度,而是“会不会设计规则”的能力。合作对象分类、模式治理要害、七步闭环、考核衔接,构成了一套从“能不能合作”到“合作能不能善终”的完整操作框架。新一轮改革方案将产业链协同置于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框架之下,其深意正在于此:开放合作不是改革的附加项,而是检验企业治理能力是否真正升级的一块试金石。机制先于规模,规则先于热情,这应当是2026—2029年改革周期中产业链协同工作的基本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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