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税收征管法》时,第38条与第40条通常会被放在一起比较分析,第38条规定税收保全,第40条规定强制执行。教科书上说,前者针对纳税期之前有转移资产迹象的情形,后者针对纳税期届满后仍不缴纳税款的情形。但是很长时间里,两个条款更像是纸面上的工具。实务中,哪怕企业欠税时间很长或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基层税务机关动用保全和执行措施都相当审慎,真正启动第38条或第40条的案例并不多见。
2020年后,在法院公布的判例中,出现了多起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裁定不予受理的情形,法院的理由很明确:法律已经赋予税务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无需申请法院。这从侧面说明,基层对第38条、第40条赋予税务机关怎样的权力存在不确定性;税务机关开始想到执行权了,这本身也提示征管风向在收紧。
近两年,明显能感觉到征管的变化,总局修订了《欠税公告办法》,基层税务机关针对税款和滞纳金的清欠也明显比往年更加积极,公开报道的强制执行案例逐渐增多。在这一背景下,今年10月,笔者遇到了执业以来第一起税收强制执行项目。笔者的一家企业客户已处于破产边缘,税款本金已全部清缴,仅剩部分滞纳金未缴,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征管法第38条对客户存款采取了扣缴措施。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与思考:当强制执行真正被激活,第38条与第40条的适用边界、滞纳金能否脱离税款本金被单独执行,这些问题都会在个案中浮现。
一、38条与40条的硬边界:纳税期限是否届满
实务中容易产生一种模糊印象:第38条和第40条都是强制,似乎可以视情况灵活选择。但二者的界限是清晰的,而且是时间性的。
第38条的功能定位是纳税期限届满之前的税收保全。它的逻辑起点是“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在纳税期尚未到来时提前介入,通过冻结存款、扣押查封财产等方式,防止未来税款落空。第38条第二款确实包含“扣缴税款”的表述,但这本质上是保全措施在期限届满后的自然转化,而不是一条独立的强制执行依据。
第40条则严格以纳税期限届满后仍不缴纳为前提。它的适用对象是已经发生的欠税,执行对象是“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
将第38条用作第40条的替代路径,风险是实质性的。第38条的启动门槛“有根据认为”、“明显迹象”,在行政法上指向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如果税务机关仅凭申报表数据或会计报表科目的差异,就认定纳税人存在转移资产的“迹象”,而未经实际调查,纳税人完全可以在复议或诉讼中质疑保全措施的合法性。实务判例中,也有在纳税期限届满后错误适用第38条而被法院认定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第38条未规定滞纳金的适用,因为该条款并非为“已经确定的欠税”设计的执行工具。毕竟在税款本身尚属潜在计算的阶段,滞纳金的数额基础并不确定。
所以,当税务机关在个案文书中援引《税收征管法》第38条时,特别是针对滞纳金援引第38条时,纳税人首先应当追问的问题是:纳税期限是否已经届满?如果已经届满,第40条才是强制执行的正确起点。
二、滞纳金单独执行:第40条的“同时”二字绕不过去
《税收征管法》第40条第二款的表述是明确的:“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同时”二字在文义上指向的是滞纳金与税款本金一并执行,而不是滞纳金可以脱离本金单独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实务中,确实存在另一种操作,其依据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的第六条规定。其原文是:“根据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纳税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的立法精神,对纳税人已缴纳税款,但拒不缴纳滞纳金的,税务机关可以单独对纳税人应缴未缴的滞纳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一表述在实务中也常被援引。
但问题在于,可以单独执行滞纳金并无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支撑,而是出自规范性文件,且依据的是“立法精神”。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这一结论是存疑的。
第一,文义解释优先是法律解释的基本规则。当条文明确使用“同时”一词时,以立法精神为由得出的可以单独执行的结论,已经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在扩张解释法律。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使直接干预纳税人的财产权,扩张解释尤其需要克制。
第二,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位阶不足以独立支撑对法律文义的扩张。国税发〔2003〕47号属于税务规范性文件,用其扩张《税收征管法》第40条,在效力位阶上是存疑的。
第三,体系解释不能用来推翻清晰的文义。体系解释通常是在文义出现多种合理解释、需要结合条文位置和前后关联进一步确定其含义时发挥作用;当文义本身已经清楚时,它的功能主要在于确证而非改变文义。第40条第二款“同时强制执行”的表述并无歧义,其紧接第一款关于税款强制执行的规定,印证了滞纳金是随税款本金一并进入执行程序,而不是另设一个独立的执行入口。以“立法精神”作为体系解释的支点,其论证力有限。立法精神本身需要从条文、体系和目的中推导。
第四,滞纳金的定性使单独执行面临比例原则的质疑。税收滞纳金究竟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罚,还是资金占用的利息补偿,学理与实务长期存在分歧。无论将其定性为执行罚还是利息补偿,其从属性都决定了它不宜脱离税款本金被单独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比例原则要求执行手段与所执行义务的性质和紧迫性相称;对一项从属性金钱负担单独发动强制执行,是否满足这一要求,仍有讨论空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25年4月公布的《税收征管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滞纳金”更名为“税款迟纳金”,但是其仍是要求与税金同时执行的模式未作修订。但名称变更是否改变实质呢?迟纳金仍然以逾期不履行税款义务为条件,以持续加重的金钱负担督促履行,司法实践未必会放弃其原有的实质判断。那么滞纳金定性上的争议以及单独执行的合法性疑问就仍将持续存在。
三、破产情形下:滞纳金是普通债权,单独执行会撞上公平清偿
如果说滞纳金单独强制执行在常态下是一个解释论问题,那么在出现破产情形下,它就会变成一个分配正义问题。
滞纳金属于普通债权,这在破产法中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长期一直按此操作。2025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企业破产程序中若干税费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2025年第24号),再次明确“企业所欠的税款滞纳金、利息按照普通破产债权申报”,与税款本金区分处理。
24号公告同时要求,税务机关收到受理破产申请裁定后,“应当依法解除对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和中止强制执行措施”。司法实践已经将这一逻辑推进到具体案件中。在(2025)川14行终56号案中,某房地产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税务机关申报的滞纳金已作为普通债权、按重整计划劣后处理,但税务机关随后仍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径行扣划滞纳金117万余元。二审法院认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仍属破产程序,已申报为普通债权的滞纳金应按照重整计划确定的顺位和比例参与分配;税务机关径行强制扣划,违反破产法公平清偿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强制执行决定应予撤销。该案被列入四川省2025年度全省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由此带来了另一个思考:在破产程序中,滞纳金的法律地位是普通债权,须与其他普通债权人平等受偿;而在破产受理之前,如果税务机关可以仅因滞纳金尚未缴纳就对其单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实际上就是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以行政强制力赋予滞纳金一种事实上的优先地位,这与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基本逻辑相悖。尤其是在破产受理前六个月这一敏感窗口内,如果单独就滞纳金实施扣缴,很可能受到破产管理人和其他债权人的挑战。
四、给纳税人的建议
第一,欠税或欠滞纳金发生后,主动接触、尽早沟通。第40条的强制执行以“责令限期缴纳以及逾期仍不缴纳”为前提,《行政强制法》第35条还要求事先书面催告。在催告和限期缴纳阶段,纳税人仍有充分的沟通空间。主动提出可行的清欠计划,比被动等待《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更有利于控制事态。
第二,区分“欠税款”与“仅欠滞纳金”,在沟通中明确法律立场。如果税款本金已经结清,剩余仅涉及滞纳金,纳税人可以援引第40条第二款的“同时强制执行”文义,对税务机关单独强制执行滞纳金的依据提出疑问;如果已有破产迹象,可以提及破产程序中滞纳金按普通债权处理的规则,说明滞纳金不应在事实上获得优于普通债权的地位。当然,这一立场只宜作为沟通中的论点提出,而非作为拒绝沟通的前提。
第三,清欠计划执行中出现实际困难时,及时书面沟通,避免技术性逾期。清欠款项未到位、经营现金流出现阶段性紧张时,应当尽早向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和调整方案。强制执行程序中的许多不利后果,往往不是因为最初的欠税,而是因为程序推进中的沉默和失联。
第四,收到《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后,围绕“责令限期缴纳和批准程序是否完备”、“纳税期限是否届满”、“引用的是38条还是40条”等逐项核对,结合专业意见,判断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牟云 单位:中汇江苏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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