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积极应对新就业形态所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上海一中院在原《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白皮书》基础上,增补了近两年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旨在明确市场主体行为指引,提供劳动维权司法参考。现将新梳理的六件典型案例刊发如下。
案例二|协议主体与实际用工主体不符时应根据用工事实认定劳动关系
案例三|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 变动用人单位的审查
案例四|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时的处理规则
案例五|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治疗职业伤害期内可享受的生活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承担
案例六|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直播勤工助学的,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
基本案情:某梦公司承接了某超市的配送业务,周某池由案外人李某飞招聘入职成为驻店骑手,通过某平台 App 为该超市提供配送服务,按件计酬,未约定底薪。李某飞对周某池进行管理,平台 App 上周某池名字下方显示某梦公司。2024 年 1 月 28 日,李某飞向周某池发送两张截图,截图 1 为违规处理通知,记载周某池因迟到被扣罚 50 元,落款为邑某公司;截图 2 为某梦公司的微信管理群聊天记录,显示某梦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蔡明某曾发出前述违规处理通知,李某飞对此回复:“明哥,两位骑手是自招的新人,第一次警告了,先不做处罚”。2024 年 2 月 11 日,周某池向李某飞报备其手机坏了,晚点打卡时,李某飞又向周某池发送一张截图并要求:“下次尽量早点说”,截图内容显示在某梦公司的微信管理群中,李某飞发送:“明哥,周某池手机坏了,打卡迟到,不做处罚”。
2024 年 2 月 20 日,周某池在配送过程中受伤,此后没有再从事配送工作,后周某池要求确认其与某梦公司之间于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4 年 9 月 11 日存在劳动关系。某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已将配送业务分包给了邑某公司,李某飞是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邑某公司还为周某池投保了雇主责任险。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周某池在工作中受到李某飞的劳动管理,虽无证据显示李某飞向周某池明示代表何公司,但周某池日常工作使用的平台 App 上,个人信息页面显示有某梦公司名称。而且,双方微信沟通过程中,李某飞曾向周某池发送截图,截图中李某飞向某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蔡明某报备周某池迟到等事宜,故周某池有理由相信系为某梦公司提供劳动,周某池与某梦公司于案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上海一中院认为,本案中,周某池与某梦公司均具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周某池为某超市提供配送服务,而该超市的配送服务由某梦公司承包,故周某池所提供的配送服务属于某梦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某梦公司抗辩其已经将案涉配送业务分包给了邑某公司,未对周某池进行劳动管理,但案外人李某飞将周某池迟到、打卡是否扣款等信息均向某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蔡明某汇报,加盖邑某公司公章的违规处理通知亦是由某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蔡明某直接发送给李某飞。二审中某梦公司虽主张李某飞并非其员工,然其提供的李某飞劳动合同明显异常,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李某飞系代表邑某公司进行管理;相反,在卷证据显示李某飞系以某梦公司的名义对周某池进行管理,某梦公司对此明知却从未提出异议。某梦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足以佐证周某池是邑某公司员工。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的本质在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现实生活中,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企业则主张系通过层层转包、多重分包等方式用工,真实用工主体难以查明。对此,法院一方面需尊重新业态自由、灵活的用工方式,保障平台经济有序运行,另一方面要准确认定支配性劳动管理的有无和主体,以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审理中,如骑手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应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企业提供了劳动,企业亦对其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企业以其已将该业务转包或分包为由主张其非劳动关系相对方的,也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案例二 协议主体与实际用工主体不符时应根据用工事实认定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2023 年 8 月 21 日起,张某在致某公司办公场所从事客服工作。张某通过 “钉钉” App 打卡考勤、申请加班并接收各类工作安排的通知。“钉钉” App 显示,张某所属企业为致某公司。张某通过 “千某” 平台进行工作,显示商家为 “致某公司旗舰店”。张某另通过微信工作群进行工作沟通,安排其工作的人员为致某公司的工作人员。
致某公司唯一的股东又某公司与新某公司曾签订《外包服务合同》,约定外包服务仅涉及人员发薪、代缴社会保险等。张某入职后扫码登录了由新某公司运营的 “斗某” 微信小程序。该小程序中 “我的钱包” 栏下显示每月发放的工资,提取至银行账户后显示支付主体为弘某公司。“斗某” 小程序中 “已签合同” 一栏下显示《灵活用工协议》《灵活用工协议签约告知书》,其中《灵活用工协议》载明,甲方为张某、乙方为弘某公司、丙方为新某公司,落款日期均为 2023 年 8 月 30 日。
现张某要求确认与致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其在入职后被要求绑定 “斗某” 小程序以发放工资,《灵活用工协议》《灵活用工协议签约告知书》中的签名是自动形成的,并非本人所签。致某公司则称张某系由新某公司招聘,知晓其所签署的《灵活用工协议》内容,张某与新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新某公司亦认可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入职后在致某公司处工作,“钉钉” App 中人事档案显示,张某属于致某公司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张某受致某公司的用工管理,由致某公司安排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其所从事的客服工作亦为致某公司业务组成部分。虽张某入职后扫码登录 “斗某” 小程序,通过该小程序领取工资,但该种工资的发放形式并非张某个人所决定。案涉《灵活用工协议》《灵活用工协议签约告知书》并未明确该协议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也并未明确排除与致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况且,又某公司与新某公司签订的《外包服务合同》仅涉及人员发薪、代缴社保等,从实际招用张某的过程来看,确也仅涉及到招聘及工资发放,并不涉及劳动用工和管理,故张某与致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上海一中院认为,张某在案涉期间入职致某公司从事客服工作,致某公司的 “钉钉” App 显示张某系致某公司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张某从事的致某公司所安排的有报酬的客服工作,系致某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张某平时通过 “钉钉” App 进行考勤和申请加班,致某公司的日常工作安排亦通过 “钉钉” App 通知张某,可认定张某接受致某公司的用工管理。张某入职致某公司后曾通过扫码登入 “斗某” 小程序并通过该小程序领取工资、签署《灵活用工协议》等,但张某实际工作性质与《灵活用工协议》不符,故本案应以张某与致某公司之间的实际法律关系进行认定。致某公司的关联公司又某公司与新某公司虽签订有《外包服务合同》,但该合同约定内容并不涉及劳动用工和管理,亦不足以证明张某与新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以及致某公司与新某公司存在外包关系。综上,张某与致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用人单位以双方签署承揽、合作等民事协议,通过第三方发放工资等方式主张其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法院应审查用工实质,以实际用工事实为准。民事协议的名称、形式、工资支付主体、社会保险缴纳主体等,均不能替代实质标准的判断。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用人单位直接的支配性劳动管理,如劳动者的考勤、工作安排、奖惩都由用人单位决定,即使存在承揽、合作等民事协议,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第三方企业签订的外包服务合同如仅涉及代发工资、代缴社会保险的,亦不影响用工主体认定。
案例三 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 变动用人单位的审查
基本案情:2024 年 8 月 18 日,薪某公司以李某杰不服从管理为由辞退李某杰,李某杰因此提起诉讼,要求薪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审理中,李某杰主张其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即入职某通快递公司周浦某街道快递网点,现薪某公司系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计算赔偿金的工作年限应从 2023 年 10 月 11 日起算。
薪某公司对李某杰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其成立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该日之前不能和李某杰建立劳动关系;实际上该快递网点之前系由案外人崇某公司承包,薪某公司也是从崇某公司处受让了该快递网点经营权;此外,不管是薪某公司还是崇某公司,与李某杰之间均系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薪某公司不应支付李某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薪某公司与李某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薪某公司未能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具有合法事由,为违法解除,薪某公司应支付李某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故结合李某杰入职时间,核算薪某公司应支付李某杰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数额。
上海一中院认为,薪某公司成立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该日之前其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薪某公司成立后与李某杰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现薪某公司无证据证明其解除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李某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工作年限,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李某杰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亦非因其个人原因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且用工模式和结算方式亦未发生变化,薪某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李某杰与崇某公司非劳动关系,故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李某杰在崇某公司的工作年限可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并据此核定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官提示:在快递、外卖等行业,平台更换承包商、网点经营权转让、关联公司轮流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等情形较为常见,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关系主体频繁发生变更。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时,能否将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成为此类案件核心争议焦点。对此,应识别劳动关系的变动是否源于用人单位的主导,重点审查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和真实意愿,考察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是否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以确定是否符合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工作年限应否予以连续计算,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 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时的处理规则
基本案情:朱某在鑫某达公司从事配送员工作,在职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后未再至鑫某达公司工作。2023 年 11 月,朱某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与侵权人及保险公司签署赔偿协议,朱某获得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康复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住院护理费、定损费、后续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医疗费等共计 16 万余元。因鑫某达公司未为朱某缴纳工伤保险,朱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鑫某达公司向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仲裁委员会裁决鑫某达公司支付朱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及医疗费等。鑫某达公司不服,提起诉讼,主张其无需支付上述款项。其称朱某与机动车一方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全责,朱某应当先从机动车一方取得人身损害赔偿,鑫某达公司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此外,工伤保险待遇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相同并存在重复的项目,包括工伤保险赔偿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朱某不能就此获得重复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的残疾赔偿金与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属于相同并重复的项目,为可兼得项目;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鉴定费均属于工伤保险专属项目;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属于相同并存在重复的赔偿项目,应按照 “就高原则” 进行处理。故最终判决鑫某达公司支付朱某相应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鉴定费;鑫某达公司无需支付朱某相应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医疗费。
上海一中院认为,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劳动者向侵权人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后,仍可行使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对于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发生竞合的部分项目,按照 “就高原则” 确定赔偿标准符合民法填平原则和实际赔偿原则。本案中,鑫某达公司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不属于重复赔偿项目,其应予以赔偿;而鑫某达公司主张的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则属于重复赔偿项目,一审法院按照 “就高原则” 处理,并无不当。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在外卖配送、快递等行业,因第三人侵权引发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由此会产生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问题。工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具有福利性质或社会保障功能,而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基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而发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两者请求权基础不同,原则上不存在冲突。故因第三人侵权而致工伤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既可请求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也可依法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但部分重复项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可重复获赔。这既避免劳动者就同一实际损失获得超额赔偿,又充分保障其依法享有的工伤保险权益。
案例五 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治疗职业伤害期内可享受的生活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承担
基本案情:李某系某快公司经营的某外卖配送平台众包骑手。2023 年 6 月 24 日,李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因左侧髌骨粉碎性骨折等住院治疗。2024 年 5 月 23 日,李某所受伤害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为职业伤害。
李某主张某快公司作为平台企业,应承担其在治疗职业伤害期内的生活保障费。某快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平台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在平台注册,进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外卖、即时配送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属于新就业形态人员。李某依据《上海市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要求某快公司承担职业伤害期间内的生活保障费,符合规定,故判决某快公司支付李某相应生活保障费。
上海一中院认为,李某于 2023 年 6 月 24 日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出具《职业伤害确认结论书》,认定李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为职业伤害。李某于 2023 年 6 月 24 日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故本案应按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印发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在治疗职业伤害期内的生活保障费,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停工留薪期的规定执行,由平台企业承担。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作出的重要部署。平台企业应当依法参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职业伤害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和平台企业分别承担相应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及生活保障费等。其中,职业伤害人员需要暂停工作接受职业伤害医疗救治的,在治疗职业伤害期内可享受生活保障费,生活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承担。
案例六 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直播勤工助学的,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
基本案情:杨某于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就读某理工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普通全日制本科。2025 年 1 月 21 日,杨某作为乙方和某文化传媒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直播合作协议》。某文化传媒公司另提供了一份《主播及公会合作协议》,其中,甲方为某科技公司,乙方为杨某,丙方为某文化传媒公司,主要内容为三方一致同意,协议期间丙方有权对乙方及乙方账号在甲方平台的网络直播活动进行运营管理。现杨某要求确认其与某文化传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系全日制本科在读,在毕业前仍为具有学籍的在校学生,无法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适格劳动者,故杨某主张其与某文化传媒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上海一中院认为,杨某为全日制本科在读大学生,根据杨某与某文化传媒公司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来看,双方约定杨某与某文化传媒公司仅为平等合作关系,并非劳动或劳务等其他法律关系。双方协议明确排除劳动关系,约定的直播时长、内容等要求,系合作成果的履约标准,并非某文化传媒公司对杨某的人身性、强制性劳动管理。杨某对直播有自主空间,某文化传媒公司对直播地点、方式以及直播内容的约定,是基于双方平等协商以及应当遵守的行业规范,并非基于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行为。杨某的收益按平台收益分成结算,亦无劳动关系下稳定报酬特征。另杨某并未初步举证证明在具体履约过程中存在工作考核、考勤休假、奖惩等较明显的劳动关系确认情形。故杨某与某文化传媒公司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签约成为主播,已成为当前网络直播行业中的常见现象。需引起注意的是,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应届毕业生以就业为目的到用人单位工作,接受用人单位支配性劳动管理,与用人单位具有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的,可以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实践中仍需根据当事人合意、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进行实质审查,充分考量在校生劳动权益、用人单位利益以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等因素,既要避免将在校大学生兼职、实习等行为不当纳入劳动关系调整范畴,也要防止用人单位规避法定义务。
来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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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燕律师,高文律师事务所金融市场部负责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研究生,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执业18年,并兼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硕士生导师,对外经贸大学校外导师,著有《企业大合规》一书。李明燕律师擅长公司治理、合规与制度建设,跨境合规,制裁与反制裁,贸易管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