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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三化”引领开发区“管委会+公司”体系落地深耕 | “AI赋能开发区改革”系列

以新“三化”引领开发区“管委会+公司”体系落地深耕 | “AI赋能开发区改革”系列 正略咨询
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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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以新"三化"破解管委会与公司的权责衔接难题。


2026年,《浙江省开发区条例》《四川省开发区条例》分别于7月1日、8月1日起施行。地方立法围绕开发区管理机构职责、经济管理权限、开发运营机制等作出规定,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更具体的制度依据。如何将这些规定落实到日常运行中,是开发区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开发区改革并非从此才有法治遵循。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提出实行管理机构与开发运营企业分离,积极探索开发区法规规章建设。


2025年5月,商务部印发《深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创新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推动各地区适时制定修订开发区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强调“推动园区行政管理主体与开发建设主体相对分离”。从政策部署到地方立法,改革要求逐步细化,落实的责任也更加明确。


本文讨论的“管委会+公司”,是开发区管理机构与运营公司分工协同的一种组织方式,所要解决的是行政管理与市场经营如何合理衔接的问题。机构分设和公司组建只是组织上的安排,不能替代运行机制的调整。若经营事项仍依靠行政指令推动,公共任务与经营业务不分成本,授权又缺少相应的责任约束,改革便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以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推进这一体系建设,关键在于把权责关系、经营机制和履职能力一并落到实处。


以法治化明晰权责,稳定改革预期


开发区管理涉及地方政府、管理机构、职能部门和开发运营企业。改革中容易产生分歧的事项,往往集中在权限来源、职责归属和责任承担上。法治化首先要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使行政权力的行使有依据,企业经营的边界可识别,参与各方的责任可追溯。


应当把行政管理权限与公司经营权限分开确定。管委会承担哪些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要依据法律法规及依法作出的授权、委托安排;公司承担哪些开发建设、招商服务和资产运营业务,要依据其经营范围、公司章程及有关合同。


不能因为公司承担了园区运营任务,就将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职权一并交给公司;也不能因为公司具有国有属性,就以行政隶属关系替代公司治理。


浙江的立法对这种衔接作出了具体安排。《浙江省开发区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可以委托运营公司承担项目建设管理、园区运营、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事项,并应当在委托合同中明确具体职责、工作要求,加强过程监管和绩效评价。这意味着,委托事项不能止于笼统交办,还需要落实到可执行、可评价的合同关系。项目做什么、服务达到什么要求、由谁验收,都应事先明确。


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调整,同样不能停留在机构划转。浙江条例对具备条件的开发区提出逐步剥离的要求,并规定对暂未剥离的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制定清单,向社会公布。这里的“具备条件”“逐步”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教育、卫生、社区服务等事项涉及公共服务连续性,移交前必须明确承接主体,妥善安排人员、经费和资产,不能因追求机构精简留下管理空缺。


还要准确把握行政管理、出资人履职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出资公司,应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授权,区分国有独资和国有资本控股等不同情形,落实股东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董事会和经理层各自适用的权限安排,以及党组织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要求。


政企分开不意味着出资人不再履职,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也不意味着取消监督。需要纠正的是越权干预和责任混同,而非正常的治理程序。


以市场化改进经营,增强发展后劲


衡量公司市场化程度,不能只看名称和组织形式,更要看它能否根据实际需求组织业务,独立核算成本收益,并承担相应的经营责任。


首先需要把公共任务与经营业务的账分清。开发区公司可能同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服务和产业载体运营,这些业务的收益来源、回收期限并不相同。


对依法委托的公共任务,应在适用的预算、采购和国资管理制度下,明确资金来源、履约标准、成本核算和结算方式;对商业性业务,则应依据市场需求判断投资规模、收费水平和盈利条件。


不能将公共任务形成的合理支出全部归为企业经营不善,也不能用公共任务长期掩盖商业性业务的亏损。


公司的发展方向,应从园区产业需求和自身能力出发。已有厂房和配套资产的,要先提高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具备产业研究、投资管理能力的,可以依法开展产业投资;适合由专业机构提供的检测认证、技术转移等服务,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引入。


不能把“转型”理解为增加业务门类,更不宜在团队、资本和风控能力不足时,盲目进入金融或其他高风险领域。业务是否可持续,要落实到真实客户、合理收费和可实现的现金流。


市场化也要求公平的交易规则。开发区公司参与园区建设运营,不能当然取得排他性经营地位。依法需要履行采购、招标等程序的,应按规定执行;招商政策和服务安排,应遵守公平竞争要求。管理机构可以协调公共资源、改善营商环境,但不能以行政便利替代公司的服务能力和竞争能力。


债务管理尤其需要分清主体和责任。公司的市场化融资,应与项目收益、偿债能力相匹配,不能把地方政府信用作为当然担保。


浙江、四川条例均对符合条件的开发运营企业拓展融资渠道作出支持性规定,“符合条件”不能省略。支持融资不等于降低审核标准,更不等于承诺财政兜底。对存量债务,也应依据实际债权债务关系和适用政策分类处理,不能借组织重组作形式上的转移。


经营评价要与业务性质相适应。商业性业务应关注利润质量、现金流和资本回报;公共服务任务应重点评价履约质量、成本控制和服务效果;产业投资则应结合投资阶段、项目周期和风险暴露进行评价。以同一利润目标考核所有业务,既可能挤压必要的公共服务,也可能诱导企业追求短期收益。分类核算、分类评价,才能使市场约束真正作用于经营过程。


以专业化提升能力,夯实履职基础


职责划清以后,能否履行到位,取决于人员、组织和业务能力。专业化建设既是公司的任务,也是管委会的任务。


管委会需要提高产业研判、政策执行、行政服务和风险监管能力。承接经济管理权限,应同步落实业务培训、信息系统衔接和办理规范。


不能只统计下放了多少事项,还要看企业能否按明确流程办成事,是否仍需在园区和原审批部门之间反复往返。对暂不具备承接条件的事项,应依法完善服务衔接,不能以“放权到位”代替履职能力建设。


公司需要形成与主业相匹配的专业团队。招商人员应能够判断项目的技术路线、市场前景和要素需求,投资人员应具备尽职调查、估值和投后管理能力,运营人员则要熟悉资产维护、客户服务和成本管理。对重大项目,应建立业务、财务、法律等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决策支持机制,必要时引入独立专业意见。专业判断的价值,在于及时识别不适合引进、不宜投资或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而不只是为已经作出的决定补充论证。


专业化不能简单等同于高薪招聘或人员退出。《四川省开发区条例》第十六条对有条件的开发区依法依规探索全员聘用制度作出规定;绩效薪酬制度方案还须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按照管理权限报批后实施。


落实这些规定,要区分行政、事业和企业人员的不同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要求和考核依据,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岗位调整、职务变动与劳动合同解除是不同事项,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固定淘汰人数证明改革力度。


专业能力还应通过持续办事积累下来。招商项目的研判记录、建设项目的成本数据、企业服务的办理规范,都应形成可复用的工作资料。人员交流和岗位轮换,应有必要的交接与培养安排,避免项目随人员调整而中断。只有将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能够持续使用的工作方法,专业化才不会停留在少数骨干身上。


以制度衔接促进协同,推动改革落实


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各有侧重,又相互依赖。权责不清,市场经营容易受到随意干预;核算和考核不合理,专业团队难以按照业务规律工作;承接能力不足,依法赋予的权限也难以有效行使。推进“管委会+公司”体系建设,应围绕实际业务调整相关制度,不能将三项工作割裂实施。


一个产业项目从研判、洽谈到建设、投产,需要规划、审批、建设运营和企业服务等环节衔接。可以据此明确管委会、职能部门和公司的责任,建立信息共享、事项移交和问题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应解决跨主体协同问题,不能替代依法应由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也不能替代公司内部决策。对招商承诺、投资决策和建设安排,更要在前端核清权限、资金和履约条件,防止后续由企业或财政被动承担成本。


改革实施宜从最突出的问题入手。权责交叉较多的,先清理职责和授权;公司业务边界模糊的,先核清资产、债务、合同和公共任务;专业力量薄弱的,先补齐关键岗位和必要的服务支撑。在推进中定期评估职责是否真正转移、结算是否及时、企业服务是否改善,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改革进度不应只按公司是否挂牌、制度是否印发来计算。


鼓励探索与严格监管应当相互配合。对符合规定的探索失误,要依规落实容错纠错;对违规决策、利益输送和失职失责,则应严肃追责。不能将投资损失直接等同于失职,也不能以改革创新为名回避审查和监督。


开发区制度创新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和企业服务上。以地方立法实施为契机,把法定职责落到岗位,把经营责任落到业务,把专业要求落到决策和执行,“管委会+公司”才能形成稳定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作者:董翔

编辑:Huang

责编:Littl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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