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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研观察|胡振宇,郑宇劼:从更高层次统筹沿海城市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下)——发展契机与政策建议

综研观察|胡振宇,郑宇劼:从更高层次统筹沿海城市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下)——发展契机与政策建议 综合开发研究院
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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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深圳拥有较好的海洋生态资源和产研基础,又迎来APEC会议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等平台机遇,应当抓住机遇,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本地分散行动转向城市统筹和区域协同。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性治理,亟须提高统筹层次。当前,BBNJ协定生效、全球30%保护目标推进,以及亚太海洋生态保护合作不断深化,为沿海城市参与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深圳拥有较好的海洋生态资源和产研基础,又迎来APEC会议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等平台机遇,应当抓住机遇,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本地分散行动转向城市统筹和区域协同。

为什么当下必须提高统筹层次

(一)BBNJ(以下简称协定)生效,把公海规则与沿海实践接成一条链

中国已于2025年12月15日交存协定批准书,成为首批缔约国,该协定以深海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和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为四大支柱为主体内容。

这套规则看似只管公海,实则把沿海城市拉进了同一条制度链,一是公海海洋保护区的科学识别和生态连通性研究,需要充分利用海洋生物分布、迁徙通道及生态系统联系等科学资料。沿海城市长期积累的近岸生态数据,可以成为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二是协定确立的环境影响评价标准会向上游传导,公海活动使用的评价理念、累积影响分析方法,可能会成为近岸项目的参照系;三是能力建设条款为各沿海国家输出治理经验提供了合法渠道,而可供输出的经验,恰恰产生在城市。

202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生态廊道维护以及沿海地方政府对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责任。如何将国家法律要求转化为城市尺度的系统治理机制,是当前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二)30%目标与城市开发正面相撞,新增保护空间只能靠统筹获得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我国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约15万平方千米,已把99%的红树林、91%的珊瑚礁、89%的海草床纳入严格保护,若继续以“划新保护区”的方式扩大覆盖,边际成本会越来越高——城市近岸恰恰是生态价值最大、地价最高、用海需求最密、新增保护地最难的空间。

可行的增量只能来自三处:一是“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把城市岸线、社区共管海域、修复后的退化生境纳入等效保护;二是“网络化”,把分散的保护地通过廊道和踏脚石连成系统,提升整体有效性;三是“存量提质”,通过削减陆源污染、恢复水文连通、控制人为干扰,让已经划定的保护地真正发挥作用。三者都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

(三)亚太合作窗口已经打开,但缺少城市级的常设载体

2026年是中国APEC年,深圳既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办城市,也已在7月连续承办两场重要活动。7月8日至10日,“APEC基于社区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与区域协作研讨会”在深圳举行,13个经济体200余名代表参会,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全体经济体认可,中印尼、中泰代表签署“姊妹社区”共建协议。7月,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并通过联合声明,提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亚太区域生态系统修复和栖息地保护合作;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正式落户深圳,从全球倡议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会议披露的一组判断值得注意: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

问题在于,这些成果目前仍是“项目型”的:一次研讨会、一份工具包、几对姊妹社区。要把它们变成可持续的网络,需要一个常设的协调机构、一套共同的数据标准、一份定期发布的区域报告。在国家层面之外,深圳是少数同时具备海洋产业能力、国际会议经验、红树林与珊瑚礁修复实践和APEC平台的城市。

(四)深圳已具备牵头储备,但有表述、缺实体

《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3-2035年)》明确提出,由深圳牵头建立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渔业资源联合监测与共管共保机制。空间规划也已落子:严格保护岸线约占市域海岸线总长度的40%,51个无居民海岛中41个纳入海洋生态保护区,到2035年营造与修复红树林不少于1.2平方千米、整治修复海岸线不少于20千米、湿地保护率达到55%[1]。

本底条件同样扎实:全市记录283种候鸟、187种海洋游泳动物、429种海洋底栖动物、182种海洋潮间带生物,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50种/类[2],东部海域分布30多片珊瑚群落,大鹏湾2018年获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但“牵头”目前还停留在规划表述层面:没有常设机构,没有共同的数据平台,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也没有稳定的资金渠道。大湾区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多个城市并存的格局,使联合监测在样点布设、数据共享、船舶跨境作业等环节都面临现实障碍。制度供给不足,“牵头”就容易变成“牵头开会”。

提高统筹层次的五条路径

(一)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建立海陆统筹的治理机制

第一,强化城市统筹,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发展和海洋强市建设总体部署,在市级层面依托现有海洋发展协调机制,建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议事协调制度,明确年度任务、部门责任和考核机制。

第二,明确保护单元,构建海陆衔接的生态保护网络。以海陆交互带为基本单元,将河口、潮间带、滨海湿地、珊瑚礁、海草床及重要物种栖息地、迁徙通道等纳入整体保护,识别重点保护和修复区域,推动分散的保护空间相互衔接。

第三,强化规划衔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落实到开发建设全过程。将重点保护和修复区域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衔接。在沿海重大开发建设和岸线利用决策中,强化对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影响评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落实到城市空间规划和开发建设管理。

(二)把大湾区联合监测与协同保护从规划部署转化为常态化机制

第一,建立跨区域联合观测网络。由深圳牵头,联合广州、珠海、惠州、东莞、香港、澳门等城市,围绕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重点海域,推动监测指标、调查方法和数据质量标准衔接,共享监测点位、调查航次和科研成果,形成覆盖主要海湾、河口和重要生态廊道的区域监测网络。

第二,建立联合调查评估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各城市物种调查、栖息地监测和生态修复数据,建立区域物种与栖息地信息台账,定期开展联合评估、发布大湾区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动态掌握跨区域物种分布、栖息地变化和生态风险。

第三,建立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以跨界海湾、共同物种和重要生态廊道为重点,推动相关城市建立协同保护协议,明确保护责任和合作事项,联合开展重点物种调查、栖息地修复、野生动物救助和生态风险预警,探索建立信息通报、执法协作和应急联动机制。

(三)开展区域累积影响评价,探索建立栖息地净增益与生态补偿机制

第一,开展海湾-河口区域累积影响评价。统筹评估一定区域和时期内港口、航道、海上风电、滨海旅游等开发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叠加影响,重点识别栖息地损失、生态连通性受阻和关键物种生存环境变化,在重点海湾和河口开展试点,为项目布局和开发强度调整提供依据。

第二,将栖息地质量和生态功能纳入评价重点。在水质和污染物评价基础上,将潮滩面积、岸线自然度、水体交换能力、生态连通性和关键物种栖息地质量纳入评价指标。对确需影响重要生境的项目,优先采取避让和减缓措施,并通过同类生境修复弥补不可避免的生态损失。

第三,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建立长期修复投入机制。推动生态补偿从一次性货币支付向实际修复和长期管护延伸,探索建立以栖息地质量改善和生物多样性增益为核心的补偿核算机制,统筹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社会资本和蓝碳收益,并对碳汇与生物多样性成效分别核算。

(四)以数字技术构建动态监测体系,解决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看不清、测不准、难评价”的问题

第一,建立重点海域和关键物种长期监测体系。围绕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等重点海域,针对中华白海豚、海龟及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重点物种和栖息地,分类设置监测点位和调查周期,形成连续、可比较的物种与栖息地变化数据。

第二,推动多源监测技术融合,建设城市海洋生态数据底座。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水下影像、声学监测、环境DNA等技术,结合人工智能识别分析,提升物种识别、栖息地调查和人类活动影响监测能力。统一监测指标、数据格式和质量标准,推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保护地和企业监测数据有序汇集共享。

第三,建立年度评价和保护成效反馈机制。围绕物种与种群变化、栖息地质量、生态连通性、人类活动压力和保护修复成效等维度,建立城市海洋生物多样性年度评价制度,定期发布状况报告。将评价结果用于重点海域保护、沿海开发建设项目审查和生态修复决策,形成“监测—评估—决策—反馈”的治理闭环。

(五)把城市经验转化为亚太公共产品,推动沿海城市从交流合作走向联合行动

第一,发布城市倡议,形成共同保护议程。依托APEC会议及相关国际交流平台,联合亚太沿海城市、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发起《沿海城市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圳倡议》,倡导参与城市加强本底调查和动态监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沿海开发建设与生态修复决策,推动形成自愿参与、务实合作的共同议程。

第二,搭建合作网络,以项目合作带动机制建设。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等现有平台,联合亚太沿海城市和科研机构建立开放式合作网络,围绕滨海湿地、珊瑚礁、海草床及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开展联合研究、技术培训和案例交流,探索姊妹社区、姊妹保护地等合作形式,逐步形成常态化协调机制。

第三,推动共同物种保护,形成可持续的区域行动。以中华白海豚、海龟等跨区域活动物种为切入点,推动相关城市开展联合调查、信息共享和栖息地保护,形成一批可持续合作项目。定期发布亚太沿海城市海洋生物多样性合作进展报告,展示参与城市、合作成果和保护成效。

参考文献:
[1] 《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 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划(2025—2035年)》


本文作者

胡振宇

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博士、研究员

📞 13530366702

本文作者

郑宇劼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助理、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知联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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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是顺应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形势和需要,于1989年2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政策性、全国性的新型智库。2015年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www.cd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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