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跟踪的科普相关项目中,2021年的服务内容中提升改造类有74个;202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71个。五年间,提升改造占当年科普相关项目的比重,从约4.8%上升至9.8%。另一边,2025年全国已有综合性科技馆622座,但建有综合性科技馆的县区占比只有13.5%。两组数据来自不同的统计体系,却恰好让我们看见一种反差。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为旧馆寻找下一轮更新资金,有些基层地区还在思考如何获得稳定的科普服务。
如果只讨论科技馆市场还有多少项目、市场规模是多少,恐怕已经不足以解释眼下的变化。我们真正需要区别认识的,是三种越来越值得重视的错位。科普场馆或科普场景布局与服务可达性之间存在空间错位,建设资产与长期服务之间存在错位,公共需求与实际财政能力之间也存在错位。它们不仅出现在科技馆,也存在于博物馆、城市展示馆和其它公共文化空间。本文先把镜头聚焦于科普,是因为科普市场的数据和项目足够具体,也足够有代表性。
一、项目没有消失,但服务的内容正在变化
截至2026年11月,新文化整理的综合科普相关资料覆盖662种项目类型和110种服务内容。我们从2018—2025年这一时间段视角出发作连续观察,共有10,122个项目或标段,总的市场成交规模合计383.81亿元。其中既有传统科技馆,也有自然生态、消防安全、医疗健康、国防科技、气象、湿地等专题科普。它们不是全国科普市场的全部,却能让我们观察不同采购内容的变化。
第一篇已经讨论过年度成交规模的起伏,这里不再重复讲一遍市场发展史。这次我们想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件事上。一座场馆建成以后,市场究竟还在买什么。
服务内容 |
2021年 |
2023年 |
2025年 |
总承包 |
812 |
1,303 |
886 |
提升改造 |
74 |
82 |
171 |
运维 |
22 |
53 |
121 |
临展特展 |
70 |
84 |
96 |
数据来源为新文化平台经济研究社大数据库
总承包仍是最常见的采购形式,但后续业务越来越值得单独观察。提升改造从74个增至171个,至少说明,在我们跟踪的采购范围内,已有场馆的更新活动越来越容易被看见。运维、临展特展各自的项目数量也有变化,不过它们的合同范围和采购周期差别很大,不能简单相加,更不能推算出全国的场馆运营市场有多大。
还有一组数据容易打破直觉。按项目规模分组,2021—2023年,5,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占约0.9%,贡献同期成交额的24.6%;2024—2025年,这类项目的数量占比仍约为0.9%,成交额占比反而达到31.5%。大项目没有在采购数据中消失。减少的是某些类型的大型新馆机会,而不是所有大额科普项目。二者必须分开讨论。
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简单得出项目越来越碎、大型项目全面退潮等结论的原因。一个预算投入大的科普项目,可能来自新馆,也可能来自专题建设、系统集成或其他复杂采购。市场究竟买了什么,不能只看总金额,还得看项目本身和每平方米的造价预算和成交情况。
二、离上海越近,越需要建一座自己的科技馆吗?
关于基层科普,我们过去习惯按行政级别提问题,省里有没有馆,市里有没有馆,县里有没有馆。但放到长三角,这种问法未必足够。嘉兴、湖州,以及苏州所辖的昆山、吴江、太仓和嘉兴下辖的嘉善、平湖,还有上海的崇明岛等地区,面临的不是孤立的本地建设问题,而是与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之间的资源关系。
一个家庭可以利用周末前往上海参观大型科技馆,却不代表孩子所在学校能够把跨城参观当作日常科学课程。反过来,地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复制一座规模较小、内容相似的综合科技馆,也未必是最合理的公共投入。跨城交通改善的是偶尔前往中心城市参观的条件,本地科普服务解决的则是能否经常使用的问题。这两件事看似接近,实则不同。
从项目区域分布看,2018—2025年,上海有280个项目或标段,成交额9.63亿元;苏州118个、2.82亿元;嘉兴63个、0.93亿元;湖州65个、2.97亿元。杭州297个、6.73亿元;无锡46个、1.54亿元;常州37个、1.58亿元。这些数字反映各地的采购活动,并不是场馆数量排名,更不能据此判断哪座城市居民享有的科普服务更好。
项目所在地 |
项目或标段 |
成交额(亿元) |
上海 |
280 |
9.63 |
杭州 |
297 |
6.73 |
苏州 |
118 |
2.82 |
嘉兴 |
63 |
0.93 |
湖州 |
65 |
2.97 |
无锡 |
46 |
1.54 |
常州 |
37 |
1.58 |
2018—2025年,按项目所在城市统计。昆山、平湖在本表中一般归入所属地级市,地级市数据无法单独反映其辖区差异。
真正值得注意的,还不是项目量差异,而是城市之间的项目类型并不一样。在这组资料中,湖州的生态类项目有17个;苏州出现了安全教育、生态、健康科普等较多专题场景;杭州的自然类项目有36个。它们不能证明某一地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特色科普体系,却提示了一个方向。周边城市未必需要与上海争夺同一种大而全的科普场馆角色,更可能从本地产业、自然资源、学校教育和居民生活中寻找不可替代的内容。
所谓卫星城市科普,值得研究的恰恰是这种两难。一方面,中心城市拥有足够强的场馆、人才和内容资源,周边地区有条件共享;另一方面,本地的日常科普服务又不能全部外包给中心城市。如何共享而不依赖,如何差异化而不重复建设,才是重要问题。
北京周边也有类似的观察角度。数据库中北京有579个项目或标段,天津87个,石家庄55个。它们的行政级别、人口规模和项目组织方式都不同,不能拿采购数量直接横向评比。但对于距离强势中心城市较近的地区来说,建设一座本地版大型科技馆之前,至少应该认真计算本地真正需要的教育服务、已有资源的可达性,以及日后能否承担长期运营。
三、基层真正缺的,未必是一座大馆
如果把视线从长三角移向中西部一些普通县域,问题又换了一副面孔。与大都市周边能够借助城市群共享科普资源不同,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的部分县域,还面临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口流入不足、产业支撑偏弱等现实约束。这里的难题不仅是财政不宽裕,更在于常住人口规模和结构正在变化。规划纸上可以有科技馆,现实中的采购却可能迟迟没有开始。

一些县域以农业或少数传统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撑,本地就业机会有限,青壮年外出工作,部分家庭举家迁移,也有老人和儿童留在当地。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财政和消费基础,也改变了科普服务的对象与组织条件。学校分布、出行距离、常态观众规模以及专业人员的配备,都需要重新考虑。人口减少不意味着科学教育需求消失,但若仍然沿用人口增长时期的建馆思路,设施建成后反而可能承受更大的持续使用压力。
2025年末,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共有1,988个,其中综合性科技馆622座。全国78.7%的地级市、13.5%的县区建有综合性科技馆。这一统计很有启发,但没有综合性科技馆,并不意味着当地完全没有科普服务。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学校、社区、自然保护地以及其他公共文化设施,都可能承担科普职能。问题是,这些不同形态的服务,能否真正覆盖当地人的日常需要。
以我老家的县城为例,虽然也建过规划馆,但不咋开放。老百姓长期缺少能够经常进入、持续获得文化教育服务的场馆。个别地方的情况不宜轻率推广为全国普遍现象,却足以提醒我们,一个地方有没有建成项目,与群众是否真正享受到服务,是两件不同的事。
基层的难处还在于,需求未必拥有转化为采购的条件。孩子需要科学教育、学校需要课程资源、居民需要公共文化活动,这些需求是存在的;但谁来提出项目、谁来协调场地、谁来安排预算、谁负责后续维护,却未必能形成完整的责任链。项目不能启动,有时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需要,而是每个环节都各有约束。
因此,我们更愿意讨论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如何真正抵达,而不是仅仅计算还有多少县城没建馆。对人口持续净流出、产业支撑薄弱且财政承压的县域而言,科学教育不能因为本地人口减少而退场,但供给方式需要更加灵活。利用学校、图书馆、文化馆等现有空间,配合巡展、流动科普、便于维护的模块化展项,以及区域共享的专业力量,可能比一座建成后难以持续运行的大馆更适合当地。对人口和财力较为稳定、服务对象明确的县级市,独立建设专业场馆仍可能是合理选择。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当地人口如何变化、居民分布在哪里、服务怎样抵达,以及投入能否长期维持。
四、建成的资产,不会自动变成持续的公共服务
过去十几年,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最容易被看见的,是建设工程。2018—2025年,新文化数据库中,总承包的项目或标段有5,652个,总成交规模合计约243.76亿元,占同期科普项目总规模的约63.5%。这个占比描述的是我们数据库中的采购结构,不意味着全国科普事业有63.5%的资金用于总承包。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区别?因为工程只是负责建设,而一个场馆之后十年的开放时间、观众服务、科学教育和内容更新,很难在同一张项目表里完整体现。以工程项目数量衡量公共服务能力,等于拿建设时的账本回答运营十年的问题。
全国统计也能说明两类指标之间的差别。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参观人数达到3.38亿人次,这是公共科普服务总体活跃的信号。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由这个全国总量推断某个县城的场馆一年开放多少天,或某个城市展示空间是否常态向公众开放。总体人次高,与局部空间利用不足,完全可能同时存在。

这就是第二种错位,建设资产与持续服务之间的错位。资产有形,服务无形;一次投入容易形成漂亮的竣工成果,长期投入却需要稳定的财政安排、内容团队、管理能力和持续的责任。场馆如果常年只有固定展览、缺少教育活动和内容变化,即使硬件并不差,也可能难以吸引居民反复到访。反过来,一个较小的场馆如果能够进入学校教学和社区活动网络,实际服务价值也可能更高。
不能仅凭招投标公告就判断某种运营外包模式是否有效,更不应轻率评价场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管理机制有没有为持续开放、内容创新和合理试错提供条件。若工作考核主要看项目是否建成、资金是否合规支出,而轻视乃至忽略场馆有没有被持续使用,基层单位即便希望创新,也可能缺少动力和手段。
五、有需求却没有订单,是另一道更现实的门槛
存量场馆的更新改造需求值得重视,但需求不会自动变成业务。设备老化了,可以再修一次;内容过时了,可以推迟更新;展厅需要改造,预算没有落实,也只能继续使用。这不是展陈企业的业务能力问题,而是公共服务需求与资金、审批、采购条件之间的转化问题。
这一点恰好与全国科普经费的增长形成值得思考的对照。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为243.98亿元,其中各级政府部门拨款194.55亿元,占79.74%。财政仍是科普事业的重要支撑,但这些钱包含活动、人员、设施等不同用途,不能等同于可以投入科技馆新建和改造的资金。全国层面的投入增长,也不意味着每个地方都具备更新改造的支付能力。
2024年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已经明确要求加强现有科普场馆的利用、维修和改造升级,并对财政性资金资助的场馆开展运营绩效评估;尚不具备独立建设条件的地方,可以利用既有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等设施开展科普。这些制度安排并不是简单要求各地继续建馆,而是把已有设施如何使用摆进了公共责任。

这就引出第三种错位,公共需求与实际购买能力之间的错位。行业里经常讨论县域市场的广阔空间,但如果没有预算来源、明确的采购主体和可持续的后续经费,所谓空间很可能只是社会需求,而不是近期可及的订单。我们不能拿需求地图直接当市场地图。
同样,过去一批科普场馆正陆续进入设备与内容更新周期,2027年前后更新改造需求可能进一步释放。但需要改造的场馆多,并不意味着有钱有能力改造且进入市场的项目就会同步增加。需求来自场馆使用,订单则取决于财政预算、项目审批和资金安排。在新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始终需要把公共服务需求、项目筹划和实际采购分开观察。这既关系到甲方如何安排投入先后,也关系到企业如何判断项目成熟度。把三者混为同一个市场规模,反而容易造成误判。
六、有效供给,不是再造一个漂亮的考核指标
回到文章开头。科普场馆未来最重要的变化,可能不只是业务从建设转向更新和运营,而是评价一项公共文化投入的方式需要发生变化。过去习惯统计建了几座、面积多大、花了多少钱,以后还应该关心服务到了谁、使用频率如何、能不能持续,以及与周边资源是否重复。
我们把这组问题称为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供给。它不是要用一个新指标替代所有旧指标,更不是简单用参观人次评价一切。偏远地区的应急科普、县域学校的科学教育、城市大型科技馆的专题展览,服务目标本来就不同。一个有教育价值但观众规模有限的场馆,不应仅因客流不高就说它没用;同样,一个人流量大的大馆,也不一定解决了周边县域的日常科普需求。
对于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有效供给不仅表现为大型场馆的吸引力,还表现为教育内容、人才和展教资源能否向周边地区辐射。对于太仓、昆山、吴江、嘉善、平湖等周边地区,重点可能是本地特色与跨城资源能否合理衔接,避免简单复制。对于远离都市圈、人口流出较多、产业比较单一的县域,则要看学校和居民实际分布、既有公共空间能否利用、流动服务是否能够持续抵达。不同类型的区域,不应该被要求使用同一种建设答案。
这也意味着,未来甲方采购、支出的要求和价值可能从一次性交付延伸到长期服务。比如同样是100万的预算,过去可能购买一批展品,现在也可能需要考虑展项升级、教师培训、活动设计、巡展服务和后续维护的组合。这里不是说哪种花法必然更好,而是要把建设完成与服务实现放在同一张决策桌上。
在很多公共文化场馆中,主管部门、资金来源和管理职责各不相同。科技馆、博物馆、城市展示馆、革命纪念场馆分别有自己的安排,但它们共同面对的长期问题高度相似。怎么开放,怎么更新,怎么让老百姓愿意来,怎么把一次性的项目资金变成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能力。这些问题既是科普专题的核心,也是新文化今后研究整个文化展示产业需要持续追踪的线索。
结语
从这一轮研究来看,中国科普展示产业并不是简单地从大项目走向小项目,也不是从建设一下转向运营。大型工程、场馆改造、专题科普和日常服务会长期并存。我们看到的,更像是两张尚未完全重合的地图。一张是有明确预算、标段和采购结果的项目地图,一张是由居民需求、学校需要、场馆开放和区域服务构成的公共服务地图。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建成资产与持续服务、社会需求与采购能力之间的错位,就发生在这两张地图的接缝处。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只看建了多少馆,更要追问公共文化投入最终服务了谁。
对场馆业主和主管部门,我们想说,项目建成不是公共服务的终点,反而是长期责任的起点。立项之前,除了建筑规模和展陈内容,还应当把未来的开放使用、人员安排、设备维护、内容更新与学校社区协同纳入决策。位于大城市周边的地方,要认真辨别哪些资源可以共享、哪些服务必须留在本地;对于中西部一些人口持续净流出、流入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的县域,还要把常住人口变化、学校分布、交通条件和长期财政负担考虑进去。既不能因为人口减少就忽略科普服务,也不必为了行政层级而复制一座难以持续运行的大馆。不是所有地方都必须建一座大馆,但每个地方都值得拥有与自身条件相匹配的科普服务。
对于企业和相关服务机构,我们同样有话要说。存量设施需要改造,基层也有科普需求,但并非每一项需求都能立即形成订单。比追逐抽象的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辨别项目的资金条件、采购主体、推进阶段和后续服务责任。与此同时,企业也要考虑自己的能力能否从一次性工程交付,延伸到内容更新、展教服务和长期维护。未来的机会未必只属于能建大馆的公司,也可能属于真正理解场馆如何被使用、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专业团队。
下一篇,我们将继续把目光投向公共财政之外的力量。社会资本、专业内容、科学教育和科普消费正在以不同方式进入这个领域。当公共科普与商业体验、文旅场景相互连接,哪些需求能够通过新的组织方式得到满足,哪些仍必须由公共财政承担?我们会继续追问这两种供给如何相互补充,而不是简单地让商业模式替代公共责任。
资料与统计说明
新文化平台经济研究社《新文化2026综合科普数据》
科技部:《科技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2026年9月20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科普事业发展报告(2026)》,有关综合性科技馆县区覆盖率与现代科技馆体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24年修订)》,相关场馆建设、利用与运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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