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有一种“第四人称讲述者”，一个神秘而温柔的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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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印象的第一张照片是我的母亲，是她早在生我之前的样子。不幸的是，照片是黑白的，许多细节都丢失了，只剩下灰色的轮廓。光线柔和曚昽，大约是在春天，融融的春光从窗外透进来，让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微弱的光晕中。妈妈坐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音机有一只绿色的眼睛和两个旋钮——一个用来调节音量，另一个用来查找电台。这台收音机后来成了我童年的伙伴，我从它那里了解到宇宙的存在。转动硬质塑料旋钮，天线上精致的触角就会随之转动，各种电台就会出现在我的收听范围内：华沙、伦敦、卢森堡或巴黎。然而有时声音会凝固，比如在布拉格和纽约，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天线的触角会触碰到黑洞。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我相信，宇宙中的其他星系正在通过这台收音机与我对话，在噼里啪啦的声响中向我传递信息，而我却不知道如何破译它们。

几岁大的我盯着这张照片，深信母亲正在转动收音机的旋钮寻找我。她就像一台灵敏的雷达，穿透无垠的太空，试图知道我何时从何而来。她的发型和衣着（大大的一字领）表明了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20世纪60年代初。这位略微驼背的女士正注视着画面之外的某处，她看到了什么，这张照片之外的人无从得知。小时候，我认为这意味着她在注视着时间。在这张照片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一张状态的照片，而不是过程的照片。这位女士显得悲伤忧郁，若有所思，仿佛身在此处，却神思不属。

当我后来问及她这种悲伤时——我问了很多次，听到的总是同样的话——母亲回答说，她感到悲伤，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想念我了。

“我还没有出生，你又怎么会想念我？”我问道。

那时我已经知道，人会想念失去的人，思念是失去的结果。

“但也可以反过来，”她回答，“如果你想念一个人，那么他就已经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末，在波兰西部乡村的某个角落，母亲和我——她年幼的孩子——之间的这次简短交流，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为我的余生储备了力量。因为它让我的存在超越了这世界普遍的物质性和随机性，超越了因果关系和概率法则。它将我的存在置于时间之外，置于甜蜜的永恒之中。我以孩童的心智意识到，我的存在超出了我迄今为止的想象。即使我说“我不在”，“我在”也仍然出现在这句话当中，这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奇怪的词。

就这样，我的母亲，一个不信教的年轻女人，赋予我过去被称为灵魂的东西，从而让我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温柔的讲述者。

2

世界是我们每天在信息、对话、电影、书籍、流言蜚语、趣闻逸事的织布机上编织出的布匹。如今，这些织布机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负责或不负责地参与这一过程，带着爱意或憎恨，出于善意或恶念，为了生命或者死亡。故事的每一处变化，都让世界随之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是由文字构成的。

因此，我们如何思考这个世界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讲述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发生过却未经讲述的事情将不复存在，最终消亡。不仅历史学家，就连各类政治家和暴君（也许他们最为清楚）都非常清楚这一点。谁拥有并讲述故事，谁就能统治世界。

今天的问题是——似乎是——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讲述方法，能够既适用于未来，也适用于具体的“现在”，适用于当今世界的超速变革。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观点，缺乏新的隐喻、神话和寓言。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互不相容、锈迹斑斑、不合时宜的旧叙事如何试图融入对未来的憧憬之中，这或许出于“旧的总比没有好”的假设，或者是为了应对自身视野的局限性。总之，我们缺乏讲述世界的新方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第一人称多声部叙事的现实中，到处都是嘈杂的噪音。当我说“第一人称”时，我指的是那种紧紧围绕创作者的“我”来讲述故事的方式，创作者或多或少地只写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或通过他自己来讲述故事。我们认为，这种个人化的视角，这样来自“我”的声音，是最自然、最人性化、最真实可靠的，即使它放弃了更广阔的视角。以这种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就是编织一种绝对独特的模式，一种独一无二的模式，就是拥有一种作为个体的自主意识，能够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命运。然而，这也意味着在“我”与“世界”之间构建起对立面，有时这会让人感到陌生。

我认为第一人称叙事是当代视角的一大特点，在这种视角下，个人充当了世界的主观中心。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和基于这种对“我”的发现之上，这也是衡量现实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人是这里的主角，他的判断——尽管只是众多判断中的一种——总是受到关注和认真对待。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似乎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人们在阅读时庄严肃穆，饱含信任。当我们通过一双“我”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并代表“我”来倾听世界时，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会与讲述者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联系，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的独特处境。

第一人称叙事对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永不会过誉。它将我们无法影响的英雄或神灵世界的传说变成了我们的个人故事，并将舞台交给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此外，我们很容易认同与我们一样的人，这样，故事的讲述者与读者或听众之间就会产生基于共鸣的情感理解。于是，它天生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除彼此间的界限。在小说中，讲述者的“我”与读者的“我”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模糊，而在一部“吸引你”的小说当中，这种界限甚至可以完全消解或失效，读者通过共鸣，短暂地成为讲述者本人。文学因此成为经验交流的场所，成为每个人都可以讲述自己命运或表达另一个自我的阿哥拉。同时，文学也是一处民主的空间，每个人在其中都可以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可以创造一种“会发声的声音”。人类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参与写作和讲故事。看看第一批统计数字就知道了。

当我参观书展时，我看到很多出版的书籍都是关于作者的“我”。表达的本能也许与设计我们生活的其他本能一样强烈，这在艺术中表现得更淋漓尽致。我们希望被关注，希望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要告诉你我的故事”“我要告诉你我的家族史”，或者“我要告诉你我去过的地方”，这样的叙述方式是当今最流行的文学体裁。这种现象之所以规模宏大，还因为今天我们已普遍识字，许多人正在获得这种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能力，用文字和故事来表达自己。然而，矛盾的是，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由独唱者自己组成的合唱团——声音重叠复沓，互相争夺注意力，在相似的轨道上移动，最终淹没了彼此。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能够辨认出他们的身份，把他们的生活当作自己的。尽管如此，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阅读体验往往并不完整，也令人失望，因为事实证明，作者对“我”的表达并不能保证统一性。我们缺少的，似乎是故事的寓言维度。因为寓言的主人公既是他自己，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或地理条件下的人，同时又远远超越了这种具体性，成为生活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人。当读者在小说中追随某人的故事时，他或许会认同所描述人物的命运，并对其处境感同身受；而在寓言中，读者却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成为“每个人”。在这个心理要求极高的过程中，寓言通过为不同的命运找到一个共通点，赋予我们的个体经验以普世意义；而寓言的不足则恰恰是无助感的证明。

也许是为了避免淹没在纷繁复杂的标题和名称中，我们开始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就像在体育比赛中划分不同赛道那样，而作家们就成了专门化的职业运动员。

文学市场的普遍商业化导致了市场的部门化。自此，各种各样的书展和文学节都完全分开，分门别类地举行，从而形成了一批热衷于犯罪小说、奇幻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读者群。这种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原本是为了帮助书商和图书馆员整理书架上的大量图书，让读者在大量书籍中定位某本书的办法，现在却变成了一套抽象的分类，不仅现有的作品被归入其中，作家自己也开始根据这些分类进行写作。类型作品越来越像一个蛋糕模子，生产出非常相似的成品，它们的可预见性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庸常则被认为是一种成就。读者知道该期待什么，得到的也正是他们所想要的。

我一直本能地反对这种“秩序”，因为它们会导致写作自由受到限制，使写作者不愿意试验和超越，而这些正是广义上创作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们完全排除了创作过程中的任何怪诞，而缺乏怪诞就没有艺术。一本好书不必为其流派归属而耿耿于怀。流派的划分是所有文学作品商业化的产物，也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产品来销售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品牌哲学、目标定位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类似发明。

今天，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一种新的讲述世界的方式的出现——我指的是系列电影，其隐藏的任务是让我们信以为真。当然，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早已存在于荷马史诗的神话故事中，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无疑是最早的系列英雄。然而，故事中的英雄从未占据如此多的空间，也从未对集体想象力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21世纪的头二十年无疑属于系列电影。它们对讲述世界（从而也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系列片不仅将参与式叙事延伸至不同的时间段，产生了不同的节奏、支线和形态，而且还引入了自身的新秩序。在许多情况下，系列片的任务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因此，系列片的叙事方式让情节成倍增长，以最不恰当的方式将它们编织在一起，甚至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用上古典歌剧曾经使用过的一种古老的叙事技巧：deus ex machina——天外救星。在编造续集时，人物的整个心理往往会被临时改变，以更好地适应新的事件。开头温柔矜持的角色在结尾时会变成复仇心切的暴力角色，配角一跃成为主角，而我们已经产生感情的主要角色则会失去地位，甚至消失，让我们大失所望。

为了有开启下一季的可能，故事结局总是开放式的。在这种结局中，那种神秘的宣泄——内心的转变、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故事表演的参与感——没有机会出现并回响到最后。这种复杂性和非完成性，即不断推迟宣泄的回报，令人上瘾，如痴如醉。很久以前由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的虚构人物，也是故事中的说书人。的故事发明并闻名于世的“间离式寓言”（fabula interrupta）在系列电影中大行其道，它改变了我们的感性认识，产生了奇异的心理效应，使我们脱离自己的生活，像兴奋剂一样催眠我们。与此同时，系列电影也契合了这个世界新的、杂乱无章的节奏，融入其混乱嘈杂的沟通流，顺应它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或许是当今最具创造性的新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系列电影当中，人们正在认真研究未来的叙事方式，研究如何使故事适应新的现实。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相互冲突、相互排斥、彼此争斗不休的世界里。

我们的先祖相信，获取知识不仅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繁荣、健康和财富，还能创造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缺乏的是从知识中流淌出来的普遍智慧。

17世纪伟大的教育家扬·阿莫斯·夸美纽斯创造了“泛智”一词，包含可能的全知全能、普遍知识、容纳所有认知的想法。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个人人都能获得知识的梦想。难道获取有关世界的信息不会把不识字的农夫变成一个具有反思意识、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个体吗？难道唾手可得的知识不会让人们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审慎，并更加清醒地过自己的人生吗？

当互联网出现时，这些想法似乎终于可以彻底实现了。我钦佩并支持的维基百科，在夸美纽斯等许多思想家看来，似乎是人类梦想成真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创造并接收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它不断被补充、更新，并且几乎可以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公平地获取。

梦想成真往往会让我们失望。事实证明，我们无法应对这些海量信息，它们不是统一、概括和解放的，而是分化、分裂、自我封闭在气泡中，制造出许多互不兼容甚至敌对和对立的故事。

此外，互联网的市场化进程没有经过任何思索，而是被垄断者所掌控，他们控制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并没有被“泛智”地使用，以利于知识的广泛获取，相反，它们首先被用来操纵用户行为，正如我们在“剑桥分析”事件之后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听到的不是世界的和谐，而是各种声音的嘈杂，汇成难以忍受的嗡鸣。我们拼命想从中找出一些最轻微的旋律，或是最微弱的节奏。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前所未有地契合了这一嘈杂的现实： 互联网正日益成为一个充满愤怒和尖叫的白痴故事。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学家的研究也与扬·阿莫斯·夸美纽斯的直觉相矛盾，因为夸美纽斯深信，对世界的了解越广泛，政治家就越能运用理性，做出审慎的决策。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知识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其复杂性和模糊性会催生各种防御机制——从拒绝和否定到逃避，陷入简单化、意识形态化和党派思维的简单规则当中。

假新闻和谣言这类信息，提出了关于什么是小说的新问题。那些多次被愚弄、误导或蒙蔽的读者正在慢慢获得一种特殊的神经功能。非虚构文学的巨大成功可能就是对这种虚构感到疲劳的反应。在这个信息大混乱的时代，非虚构文学在我们的头顶上呼喊： “我告诉你们真相，只有真相。”“我的故事基于真实事件改编！”

小说失去了读者的信任，因为谎言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它仍然是一种原始的工具。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您写的是真的吗？”每当此时，我都觉得这宣告了文学的终结。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无辜的，但在作家的耳朵里听起来却真的是世界末日。我该如何回答？我该如何解释汉斯·卡斯托普、安娜·卡列尼娜或小熊维尼的本体论地位？

我认为这样的阅读好奇心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它削弱了我们参与多维（具体的和历史的，但也是象征的和神话的）事件链的能力，也就是参与生活的能力。生活创造事件，但只有当我们能够解释它们、试图理解它们并赋予它们意义时，事件才会转化为体验。事件是事实，但体验则是另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正是它，而非事件，才是生活的实质。体验是需要加以解释并置于记忆之中的事实。它也指我们头脑中的思维基础，一种深刻的意义结构，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展开我们的生活，仔细观察它。我认为，神话就扮演了这种结构的角色。我们知道，神话从未发生，但却一直在发生。今天，它不再仅仅通过古代英雄的冒险故事来运作，而且还渗透到当代电影、游戏和文学中，在那些最受欢迎的故事里无处不在。奥林匹斯山居民的生活被迁移到《朝代》，英雄们的事迹由萝拉·卡芙特来演绎。

在这真与假的激烈碰撞中，文学对我们经验的叙述有了自己的维度。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热衷于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进行简单划分，除非我们认为它仅仅是陈述性和随意的。在众多关于虚构的定义中，我最喜欢的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最古老的定义：虚构总是某种真实。

小说和散文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对纪实与虚构的区分也让我信服。他写道，当我们说“丈夫死了，然后妻子也死了”，这就是纪实。当我们说“丈夫死了，然后妻子悲痛而死”，这就是虚构。每一次虚构都是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开始，到试图根据人类的经验来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文学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 “为什么？”哪怕假如我们一直用“我不知道”来回答这个它。

因此，文学提出了维基百科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它超越了事实和事件本身，直接指向我们对这些事实和事件的体验。

然而，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小说和文学可能正在被其他叙述方式边缘化。图像的重要性以及直接交流体验的新形式，如电影、摄影、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将成为传统阅读的重要替代品。阅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感知心理过程。简单来讲： 首先，最难以捉摸的内容被概念化和语言化，转化为符号和象征，然后再从语言“解码”回体验。这需要一定的智力。更重要的是，这需要注意力和专注力，而在当今这个浮躁的世界里，这些技能正变得越来越难得。

人类在传播和分享自身经验方面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依靠言语和记忆的口口相传，直到古登堡革命，故事终于能够以文字为媒介得到普遍的传播，从而固定化、编码化，并可以不出错地被一遍遍复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最伟大成就是，我们将思维本身与书写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书写是使用思想、类别或符号的具体方式。在今天，很显然，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同样重要的革命，今天无须借助印刷文字，体验也可以直接传达。

当你可以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将这些照片发送给世界上的任何人时，就不再需要写旅行日记了。打电话更方便，又何必写信。既然可以沉浸在电视剧中，为什么还要读厚厚的小说？与其和朋友一起去城里玩乐，不如在家玩玩游戏。看自传？没必要，因为我在照片墙上关注名人的生活，对他们了如指掌。在讲座上，我会录音而不是做笔记。

今天，图像甚至不再是文本的最大对手，就像我们在20世纪担心电影和电视的影响时所想的那样。那是体验世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一个直接作用于我们感官上的维度。

3

我并不想在这里勾勒出世界故事危机的全貌。但我经常感觉到，这个世界缺少了什么。透过屏幕的玻璃，通过一个个应用程序，世界变得不真实，变得遥远、二维、奇怪地不确定，尽管获取任何具体信息都非常容易。如今，令人厌倦的“某人”“某事”“某地”“某天”可能比那些信誓旦旦的非常具体和明确的想法更危险：地球是平的、疫苗是有害的、全球变暖是无稽之谈、民主在许多国家并未受到威胁等等。在“某个地方”，有“一些”人，在试图渡海时被淹死。在“某个”地方，“某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信息的洪流中，单个信息失去了轮廓，在我们的记忆中溶解，变得不真实，并消失了。

暴力、愚昧、残忍和仇恨言论的画面如洪水般涌来，所有的“好消息”都在拼命抵消它们，但这些都无法驯服压倒性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难以用语言表达： 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这种感觉曾经是那些神经质诗人的专利，如今已成为一种不确定的流行病，是从各处渗出的焦虑。

文学是为数不多试图让我们保持世界的具体性的学科，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总是“心理”的。文学总是关注人物的内在逻辑和动机，以他人无法触及的其他方式揭示他们的经历，或者只是激起读者对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进行解读。只有文学能够让我们深入另一个人的生活中，理解他们的苦衷，分享他们的感受，体验他们的命运。

故事总是围绕着意义展开。即使它没有明确表达这一点，甚至有意回避了对意义的探寻，而专注于形式、实验，即使它进行了形式上的反叛，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即使是阅读最行为化、最乏味的故事，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意味着什么？”“它有什么意义？”“它会导致什么？”甚至有可能，我们的大脑已经朝着故事的方向进化，赋予我们周围数以百万计的刺激以意义，而在睡梦中，它还会继续不知疲倦地编织它的故事。因此，一个故事就是对无穷无尽的信息按时间进行排序，建立它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发现它们的重复性，并按照因果关系对它们进行排列。理性和情感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故事最早的发现之一就是命运。命运除了在人们看来总是高高在上、毫无人性之外，还为事物引入了秩序和不变性。

4

女士们、先生们。照片上的女人，在我尚未出生时就已在思念着我的母亲，在几年后为我读了许多童话。

在其中一篇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创作的童话故事中，一只被扔进垃圾堆的茶壶抱怨它受到了人们的残酷对待——它的把手一掉，人们就把它抛弃了。但如果人们不是那么完美主义、求全责备的话，它仍然可以为他们服务。其他坏掉的东西也纷纷附和它，编织出它们默默无闻的生活中史诗般的故事。

幼小的我听着这个故事泪流满面，因为我相信，这些物件也有自己的问题、情感甚至社会生活，与我们人类的生活相当。餐具柜里的盘子可以互相交谈，抽屉里的刀叉也有自己的家庭。同样，动物也是神秘的、智慧的、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我们一直与它们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就连河流、森林、道路也拥有自己的生命——它们是活生生的存在，丈量着我们的空间，建立起归属感——一种神秘的精神空间原文为德语合成词“Raumgeist”，由“Raum”（空间）和“Geist”（精神、灵魂）组成。在哲学和文化批评中，“Raumgeist”可以被理解为与空间有关的精神或氛围，它代表着一个地方或环境的独特感觉或精神实质。这个概念强调了空间和场所不仅仅是物理存在，它们也承载并传达了文化、历史和情感的意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感知。同样拥有生命的还有我们周围的风景，太阳、月亮以及所有天体。整个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都拥有生命。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这一点的？我在寻找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仿佛咔嚓一声，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变得不那么暧昧模糊，变得简单明了。世界的低语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喧嚣、电脑的杂音、飞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以及信息海洋令人疲惫的白噪声。

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们开始以碎片化的方式看待世界，一切都被分割开来，彼此间像星系一样遥远，我们生活的现实让我们确信这一点： 医生根据专长为我们治疗，税收与我们上班路上的铲雪作业无关，午餐与大型养鸡场无关，一件新上衣与亚洲某地的血汗工厂无关。一切都彼此分离，各自存在，毫无关联。

为了让我们更容易接受，我们被赋予了数字、识别码、卡片、拙劣的塑料身份，它们试图将我们简化为这个整体中单一部分的使用者，而我们已经不再关注这个整体了。

世界正在消亡，而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没有注意到，世界正在变成各种事物和事件的集合体，变成一个死寂的空间，我们在其中孤独而迷茫地前行，被别人的决定所左右，被难以理解的命运所奴役，感觉自己是历史或偶然性之巨大力量的玩物。我们的灵性消失了，或者变得肤浅和仪式化。又或者，我们已经成为简单力量的追随者，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力量让我们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存。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的确是行尸走肉。

这就是为什么我渴望那个茶壶的世界。

5

我一生都对关联和影响之间的网络着迷，通常我们并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却会偶然发现它们，并把它们当作是惊人的巧合、命运的安排，正如我在《云游》中追踪的所有桥梁、螺栓、焊接件和连接件。我对事实的关联和对秩序的探寻非常着迷。实际上，我相信，作家的思维是一种合成的思维，总是坚持收集所有的碎片，再把它们重新黏合成一整个宇宙。

如何写作，如何构建自己的故事，才让它能够承载整片浩瀚星海？

当然，我明白，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神话、童话和传说中那个世界，那个存在于口口相传之中的世界。今天，故事必须更加多维和复杂。毕竟我们实际上知道得更多，我们知道看似遥远的事物之间不可思议的联系。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某个时刻：

1492年8月3日，一艘名为“圣玛丽亚”号的卡拉维尔帆船从西班牙帕洛斯港码头驶出。船长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一天阳光明媚，码头上还有水手，港口工人正在将最后一箱补给品装船。天气炎热，但从西面送来的微风让送行的人们不至于闷热晕倒。海鸥庄严地沿着斜坡漫步，专注地注视着人类的行动。

我们现在穿过时间看到的这一刻，导致了近六千万美洲原住民中的五千六百万人死亡。当时，他们的人口约占地球总人口的10%。欧洲人无意中带来了致命的礼物——美洲原住民无法免疫的疾病和细菌。除此之外，还有无情的奴役和杀戮。这场灭绝历时数年，改变了整块大陆的面貌。在曾经生长着大豆、玉米、土豆和西红柿的地方，在精心灌溉、耕作的田地里，生出了荒凉的杂草。之后的数年间，近6000万公顷的耕地变成了丛林。

植被自我更新，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削弱了温室效应。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全球温度。

这是解释欧洲在16世纪末小冰河时期到来的众多科学假说之一，这使气候长时间变冷。

小冰河时期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寒冷漫长的冬季、凉爽的夏季和密集的降雨降低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率。在西欧，自给自足的小型家庭农场效率低下。饥荒一波波袭来，专业化生产的需求随之而生。英国和荷兰是降温的重灾区，由于经济无法依赖农业生产，它们开始发展贸易和工业。风暴的威胁促使荷兰人排干围垦地的水，将湿地和浅海区改造成陆地。鳕鱼分布区的南移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英格兰和荷兰来说却十分有利——这些国家开始成为海洋和贸易强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大幅降温的感受尤为强烈。与格陵兰岛和冰岛的通讯中断，严冬减少了收成，饥饿和匮乏的岁月自此来袭。于是瑞典将贪婪的目光转向南方，开始了与波兰的战争（尤其是波罗的海结冰，让军队很容易穿越），并卷入了欧洲三十年战争。

学者们为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现实所做的努力，揭示出现实是一个连贯而紧密相连的影响网络。这不再仅是著名的蝴蝶效应（我们知道，过程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在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结果），更是无数只蝴蝶和它们的翅膀在不断振动，让强大的生命浪潮穿越了时空。

在我看来，蝴蝶效应的发现终结了人类对自己掌控力的坚定信念，从而也终结了人类对世界的超然感。这并没有剥夺人类作为建设者、征服者和发明者的力量，但它确实清楚地表明，现实比人类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人类只是这些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许多奇妙的、有时甚至令人非常惊讶的联系。

我们所有人，包括植物、动物和各种物质，都沉浸在一个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空间当中。这个共享的空间有自己的形状，物理定律在其中雕琢出数不清的形式，彼此不断地相互关联。我们的循环系统类似于河流的流域体系，而树叶的结构类似于人类的共同交流系统，星系的运动则与我们洗脸盆中的水流漩涡有关，社会的发展则与细菌群落的生长类似。微观和宏观尺度上呈现出无限的相似。我们的语言、思维和创造力并不是抽象的、脱离世界的，而是世界持续转变的过程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续。

6

我一直在想，如今是否有可能为一个新的故事奠定基础，一个普世的、整体的、非排他性的故事，植根于自然，背景完善，同时又易于理解。

这样的故事是否有可能超越无法沟通的自我牢笼，揭示更大范围的现实，并显示出相互关联性？这样的故事是否能够远离“普遍观点”这个老生常谈、显而易见、平淡庸常的中心，从中心以外的角度看待事物？

我很高兴，文学奇迹般地保留了自己的权利，能够以各种方式表现怪异、幻觉、挑衅、怪诞和离奇。我梦想有高超的立意和广阔的视角，有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的广阔背景。我梦想有一种语言能够表达最晦涩的直觉，我梦想有一种隐喻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最后，我梦想有一种体裁能够变得宽广，具有超越性并深受读者喜爱。

我还梦想有一种新的讲述者——“第四人称讲述者”。当然，“第四人称讲述者”并不只是简化为某种语法结构，而是既能融入每个人物的视角，又能超越每个人物的视角；他看得更多、更广，能够忽略时间。哦，是的，他的存在是可能的。

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中那个高呼“太初有道”的神迹故事的讲述者是谁？是谁描述了世界诞生的第一天，混沌从秩序中分离出来的画面？是谁追溯了宇宙创造的一系列过程？是谁了解上帝的想法，知道他的疑虑，并毫不犹豫地在纸上写下“上帝认为这是好的”这一不可思议的句子？谁知道上帝在想什么？

撇开一切神学上的疑虑，我们可以将这个神秘而温柔的讲述者形象视为完美和典范。它是一个点，一个让人看到一切的视角。洞察万物就是认识到现存事物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终极事实，即使这些联系还不为我们所知。洞察万物也意味着对世界承担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因为很明显，“这里”的每一个举动都与“那里”的动作相关联，在世界的一个角落做出的决定会对另一个角落产生影响，“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别开始变得值得怀疑。

它应该忠实地讲述，以便能够触动读者思维中的整体感——将碎片组合成单一模式的能力，在细枝末节的事件中发现整个星象的能力。讲述一个故事，无视时间流逝的恐怖和遥远空间的另类。编织一个故事，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沉浸在一个共同的想象之中，而我们在地球的每一次转动间，在脑海中费尽心机地营造着这个想象。

文学具有这种力量。我们必须放弃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通俗文学和小众文学等简单的分类，慎重对待流派的划分。我们必须放弃“民族文学”这一术语，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文学的宇宙是一个整体，就像“一元宇宙”（unus mundus）这一概念一样，是一个共同的心理现实，我们的人类经验在其中得到统一，而作者和读者扮演着同等的角色，前者通过创作，后者则不断地进行解读。

也许我们应该相信片段，因为片段构成的星云能够以更复杂、更多维的方式描述更多内容。我们的故事可以无限地相互关联，故事中的人物可以相互影响。我认为，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定义，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让我们能够超越自我的山脊，穿透观察世界的玻璃幕墙。媒体、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上的直接报道满足了当今人们对现实的需求。也许，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某种新的超现实主义，新展开的观点将不怕面对悖论，不怕违背简单的因果秩序。是的，我们的现实已经变得超现实了。我也相信，在新的科学理论的启发下，许多故事都需要在新的知识背景下重新书写。但在我看来，不断回到神话和整个人类想象世界同样重要。这种对神话紧凑结构的回归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处的不确定状态带来某种恒定感。我相信，神话是我们心灵的基石，我们不可能忽视它们（顶多是意识不到它们的影响）。

当然，很快就会出现一些天才，他们能够构建出在今天仍然不可想象的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将融入其中。这样的叙事方式必将改变我们，我们将抛弃旧有的令人尴尬的视角，向新的视角敞开心扉，毕竟，新的视角一直存在于这里的某个角落，只是我们视而不见。

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写道，一位作曲家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能够改变人类的思想。但曼并没有描述这种音乐是由什么组成的，他只是创造了一种听起来像什么的想法。或许，这正是艺术大师的职责所在——预示可能存在的事物，使之成为可以想象的事物。而想象是存在的第一阶段。

7

我写小说，但从来不对自己撒谎。当我写作时，我必须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一切。我必须让书中存在的所有生命和物体，所有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和非生物，都通过我的身体呈现出来。我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凑近了去观察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将他们人格化。

这就是“温柔”的作用——因为“温柔”是一种人格化的艺术，是感同身受的艺术，因此也是一种不断寻找共性的艺术。讲故事就是永无止境地赋予生命，赋予世界的所有碎片以存在，而这些就是人类的经历、处境和记忆。温柔使其所指涉的万事万物人格化，赋予其声音、空间和时间，让其存在并表达自己。是温柔让茶壶开口说话。

温柔是一种最谦卑的爱。它是一种没有出现在经文或福音书中的爱，没有人对它起誓，没有人召唤它。它没有自己的标志或象征，不会导致犯罪或嫉妒。

它出现在我们专注地注视着另一个存在、注视着非“我”的地方。

温柔是自发的、无私的，远远超越了作为移情的共情。相反，它是一种有意识的、也许有点忧郁的命运共享。温柔是对另一种存在的深切关注，关注它的脆弱、它的独一无二、它对痛苦和时间的不可抵抗。

温柔看到了我们之间的纽带、相似性和同一性。正是这种观察模式，让我们看到世界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相互依存。

文学正是建立在“温柔”之上，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与我们不同。这是小说的基本心理机制。通过这一神奇的工具，这一人类最复杂的交流方式，我们的经历穿越时空，到达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手中，他们总有一天会伸出手来阅读我们所写的东西，阅读我们所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文字。

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到他们，我常常感到内疚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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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了拯救世界而面对的气候危机和解决的政治问题并非凭空而来。我们常常忘记，这不是命运或厄运，而是在非常具体的经济、社会和世界观（包括宗教）下进行选择和决定的结果。贪婪、对自然的不尊重、自私、缺乏想象力、无休止的竞争、缺乏责任感，使世界沦为可以被切割、摧毁、利用的物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必须把故事讲得好像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的统一体那样，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渺小而又强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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