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济崛起：从“有用”到“趣味”的时代变迁
有人为办公室安静寻找“静音皮鞋”，追求鞋底柔软、行走无声；有人参加四百公里戈壁越野赛，不再分装睡袋与羽绒衣，而是需要“保暖便携、可穿在身上”的睡眠装备。
这些被传统市场和大数据忽略的碎片化、个性化需求，正汇聚成一股新兴经济力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其定义为——“生活经济”。
近期，小红书举办“生活经济小峰会”，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2026生活经济报告》，首次系统提出“生活经济”概念，并邀请资深媒体人何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帆、产品战略专家梁宁展开一场打破学科边界的“非线性对话”。
传统经济学依赖“线性假设”：投入越多、收益越高，规模越大、越成功。这一逻辑在工业时代曾行之有效。但当下现实已进入“非线性”阶段：几个流浪青年的分享能带火一座城市，一个小众痛点可能催生一个独角兽品牌。
“非线性对话”揭示了一个趋势：个体需求日益个性化，人们从追求“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追求“贵”转向“适合我”。那些被平均数掩盖的真实需求，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来源。
接下来，通过梁宁与何帆的观点交锋，深入解析生活经济背后的底层逻辑与未来价值。
梁宁：生活经济的核心是“taste（趣味）”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核心关键词
工业时代的关键词是效率。两个工厂竞争，效率高者胜出，无论规模大小。过去几十年，企业竞争力构建始终围绕效率展开。
互联网时代的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关键词是“信息增量”。谁能创造更多新信息，谁就能建立更大平台。例如小红书，通过普通人真实生活的碎片化表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形态。
进入生活经济时代，核心关键词变为“taste（趣味）”。这不是简单的喜好，而是在模糊、无标准答案的现实中做出判断的能力。
杨振宁曾评价一位物理少年：“他记住了所有正确知识，却没有‘taste’。”真正的创新者面对未知时，靠的不是已有知识，而是内在的审美与直觉。
“taste”是发现需求的关键
生活经济的本质是供需匹配，关键在于“发现需求”。这种发现不依赖数据统计或问卷调查，而源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知。
在纷繁的生活表达中捕捉潜在需求，并将其具象化、产品化，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个人的“taste”。许多在工业化时代被视为“无用”的创意，在今天的小红书生态中正成长为代表性品牌。
在一个超大规模市场中，只要坚持自己的“taste”，并通过现代平台找到同频人群，就能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中国人的“taste”正在回归
长期以来，中国人以务实著称，注重性价比与实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taste”。李白、屈原、苏轼等文化先驱，正是凭借独特的审美与精神气质，塑造了民族的文化认同。
近年来，“血脉觉醒”成为热词。《长安三万里》上映时观众齐诵《将进酒》，《哪吒》引发全民共鸣，皆因属于中国人的文化“taste”被重新唤醒。
过去为实现工业化，集体压抑了个性表达；如今物质基础夯实，精神追求回归，“taste”正逐步复苏。未来，中国不仅输出制造能力，更将输出属于自身文化的审美与生活方式。
何帆：会玩，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过美好生活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
当前社会存在一个深层矛盾：人民渴望美好生活，却不知如何实现。过去以为有钱即可改善生活，但现实中不少高收入群体仍面临生活品质困境。
许多豪宅内部杂乱如宿舍，退休人士虽有充裕时间和资金，若无兴趣爱好，身心状态远不如“会玩”的同龄人。这说明，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具体技能——包括审美、规划、自我管理与社交共建。
破解之道在于让一部分人先“玩起来”，以深度体验带动他人共同探索，从而推动整体生活质量提升。
三个观察：看见“会玩”的价值
其一，热爱驱动的创业者更能满足真实需求。
以戈壁越野赛事“八百流沙”为例，参赛者“鸟叔”发现选手需在打卡点快速入睡，但携带睡袋与羽绒服负担过重。于是他创立品牌“引擎鸟”，推出可穿式睡袋，解决了极端环境下的实际痛点。
这类创新源于创业者自身就是头号用户，无需调研即可洞察深层需求。他们的产品本质上是一份“生活攻略”，为同类人群探路。
其二，流浪青年正在带火小城经济。
成都、大理、安吉、黄山、景德镇、万宁等地近年吸引力上升，背后共同点是聚集了大量“流浪青年”——他们非传统意义上的流浪者，而是带着理想离开一线城市，从事民宿、咖啡馆、旅拍等轻资产创业。
他们以低成本方式开发新颖路线与玩法，成为地方活力的先行者。当中产群体跟进后，当地成本上升，他们又迁往新目的地，持续激活新的区域经济。
有年轻人愿意停留并创造乐趣的地方，才具备真正的长期生命力。
其三，业余者在审美升级中占据优势。
艺术专业毕业生大多未从事本行，但他们在日常消费中展现出更强的审美判断力。例如一名学艺术的年轻人销售阿富汗地毯，因其选品符合大众审美偏好而销量领先。
当前中国整体审美水平正处于从“及格”向“良好”跃升阶段，任何具备基本美学素养的人都能在普通人群中形成“审美制高点”。
电动汽车行业变化印证此趋势：早期多由理工背景创始人主导，忽视设计；如今用户多元化，颜值与体验成为竞争焦点，车企纷纷高薪聘请设计师。
随着闲暇时间增多，生活方式趋于圈层化。精准捕捉小趋势、服务细分群体，已成为可持续盈利的重要路径。同时，这也是在构建专属于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体系。
对话延伸：关于“taste”能否培养与企业生存新范式
“taste”可以培养吗？
何帆观点：“taste”难以后天培养，关键在于成长环境。他曾请教音乐家刘索拉是否可提升音乐素养，对方直言：“你们这代人没听过好音乐，练不出来。”
每一代人的优势由其所处环境决定。老一辈擅长文字，年轻一代则在多元音乐、视觉文化熏陶下天然具备更强审美能力。这是年轻人相对上一代的独特竞争优势。
梁宁反驳：“taste”的本质是“看见”。即使无法达到专业水准，学习音乐、舞蹈等也能让人生命更完整。她强调，工业化时代强调效率与标准化，导致个体被异化；而生活经济是回归人本，鼓励自我看见、理解与成全。
商业与工业曾以“投喂式”供给满足基本需求，如今人们渴望逃离效率束缚，走向自然、古镇，寻求情感连接与生命律动。学习艺术的目的不再是变现，而是唤醒内在可能性。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经济的“分子”，通过消费选择支持美好事物，同时也作为“分母”提供创新产品与服务。
生活经济下，企业的生存新范式是什么？
经济生态正从草原竞争转向热带雨林共生
何帆指出：高速增长期“挣快钱”的机会减少，但“挣小钱、慢钱”的机会大量涌现，经济生态正由“稀树草原”转向“热带雨林”。
草原生态中只有大象、狮子等大型生物能存活；而雨林中乔木、灌木、地被植物各居其位，形成丰富共存系统。企业不必追求巨头地位，找准生态位即可稳健发展。
成功路径之一是打通设计与生产：要么是生产者中最懂设计的，切入缺乏美感的产品领域；要么是设计者中最懂生产的，借助中国强大制造体系落地创意。
典型案例是一位曾参与小米创业的五金工具品牌创始人，放弃传统五金厂，转而选用手机、家电供应链企业代工，利用其更高工艺水平打造高品质产品，实现差异化突围。
跳出工业时代的规模执念，重新定义“成功”
梁宁认为：工业时代信奉标准化、规模化，但一旦产品可复制且市场需求广泛，必然陷入价格战与内卷。
生活经济中的许多创新属于“反规模效应”——管理复杂度限制其扩张，而非市场需求不足。因此，不应以规模衡量成败。
真正的成功应看人均利润与团队生活质量。一家小型创新企业若人均收益高、成员关系稳定、生活状态舒展，远比一个庞大却低利润、高压运转的平台更有价值。
国家的成功也不在于大企业数量，而在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否被满足。企业应尊重事物本身的规律，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
企业不必都做大树，做小草也能活得很好
何帆补充：生物学研究表明，并非先有小草后有大树，而是先有大树，再演化出小草。小草不是长不成大树，而是适应新环境的选择。
企业终极目标是“活得更好”，而非“活得更大”。在生态变化背景下，做一棵灵活生长的小草，可能是更优策略。
未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将来自多样性支撑的复杂生态。规模效应不再体现于单一企业体量，而体现在整个系统的丰富性与韧性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