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蒂姆·德莱尔
版权所有：《智生活》杂志2014年二月刊
首屈一指的摇滚明星会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吗？屡获殊荣的Elbow乐队主唱兼填词人盖伊·加维正走在这条路上。他在曼彻斯特的家中为蒂姆·德莱尔烹制培根三明治，并揭秘了Elbow乐队新专辑背后的故事。
不过，加维那些年在伯里都不是最幸运的人，更不用说整个世界了。17岁那年，他差点无家可归。不久之前，当犹太改革教派拉比莱昂内尔·布鲁在广播4台的《每日一思》节目里谈及守护天使问题，他又回想起了那些往事。“我觉得这个概念不错，于是我开始苦思冥想，谁是我的守护天使。那时候我是沙发旅行客，整周整周地住在乐队成员的家里，我能觉出来，人们慢慢对我没那么耐心了。一天晚上，我坐在酒吧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能去哪儿过夜。多少个夜晚都浑浑噩噩地过去，想到这，我不禁打个冷战。我们这些小鬼在酒吧里喧闹，老家伙们经常对我们怒目而视。我每天晚上都背着行囊钻进酒吧，这一切被他们中有个叫阿兰的人看在眼里。仿佛有人把我托付给了他，他满脸怒气地对我说：‘我有一间屋子，一周17镑，别他妈再和那帮人混在一起了，难道那就是你想要的吗？’从此以后，我开始认真地创作了。”
他挨家挨户地推销双层玻璃、在高尔夫俱乐部打了一年工：“刷厕所的时候，那些人真讨厌，幸好我有Walkman。只要我能听到我的音乐，让我做什么都行。”几年后，他在博尔顿的安迪唱片公司谋得一份圣诞节短工。“能得到那份工作，我简直乐坏了。”一开始他的确乐在其中，工作内容无非是在民谣和古典音乐部门“帮老年人找歌”。但是受商店政策所限，他没法播放自己喜欢的唱片，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那些畅销大作。“我有点郁闷。后来，全职员工中有一个小姑娘站出来批评我，紧接着，所有的女人都加入了洪流。我又做回了厕所的工作，耳边还不断萦绕着她们的嘲笑声。我那时候的发型相当古怪，简直是火上浇油。我被人欺侮，彻彻底底地欺侮了。”
“圣诞节那天，老板给了我一罐冷冻喷剂和一把硬塑料清洁器，让我清理掉商店前厅地毯上的口香糖。那家商店大极了，我忙得不可开交；等店门打开，圣诞购物季的顾客一拥而入，我就被挤到了地上——他肯定是故意想羞辱我才这么做的。我还记得我跪在商店的前厅，脑中一片空白，泪水夺眶而出。”他阴郁地笑起来。“乐队前途未卜，我的烦恼也即将要爆发。我当时想：‘你得振作起来啊。你都已经如此狼狈了，还有什么会比现在更烂呢。’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与不快，但那种如坠冰窟、万劫不复的感受才是最糟糕的。”
“于是，我下定决心，放弃所谓的‘成功秘诀’，一门心思地和小伙子们创作音乐，因为那才是我真正热爱的。如果我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倾其一生地创作音乐，中庸而平凡地活着，那该有多棒啊。这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创作风格的巨大转变。”
回首往事，这么慢才闯出名堂，是他所期望的吗？
“要是首张专辑如期发售，我们的乐队现在会做到多大呢？类似这样的想法总会浮现在脑海里，拦也拦不住。话说回来，路已经走过来了，世上没有后悔药。”他后来又补充说：“我已经有了这幢宝贝大房子一半的产权。我以前从没想过会住在这样的地方，要是走运的话，十年内我会把另一半付清的。”
Elbow乐队的耐性还体现在另一支团队身上，也就是每家乐队都离不开的代理人和助手团队，当然，也有人叫他们乐队保姆和马屁精。20年来，菲尔一直是乐队的经纪人。自首张专辑发售以来，公关顾问刘易斯就一直在媒体圈为他们遮风挡雨。雅典娜本是曼彻斯特市议会的事务管理员，但她还是抽出时间担任乐队的制作助理，十年来，她不厌其烦地把他们一遍遍推上来往穿梭的旅游巴士。他们的代理人杰夫也从未离开过。“与他们共事的团队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曼彻斯特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总监亚历克斯·波茨这样说。2009年，他曾策划Elbow乐队与哈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如果说我认识的人里还有这样持之以恒的，可能就要算肯·布拉纳了。能这样做的艺人，一般都称得上德艺双馨。要是人们慢慢离他们而去，通常来说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自满情绪。”
乐队代理人杰夫曾预言，他们得用四张专辑的时间才会脱颖而出，此言不虚。正是《少人问津的孩子》让他们挤进一流歌星的行列。2008年10月，我见证了他们在朴茨茅斯市政厅的演出；2009年3月，舞台变成了五倍大的温布利体育馆。他们还能保持这样的扩张速度吗？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你当然会感受到压力，”加维说，“不过我们基本上能置之不理。我们觉得，‘与其烦恼那些事，不如多花点时间为歌迷和我们自己录点歌，对吧？’”打破常规毕竟是另类的。“做一张露天体育场摇滚专辑？要是那些乐队别自我妥协得太多，我还是不会去责怪他们的。但如果乐队开始散发出铜臭味，每个人都会闻出来。”
2011年，Elbow乐队发行了《火箭男孩冲冲冲！(Build a Rocket Boys!)》。这是一张侧重于思考的专辑，有几首零散的作品取材于加维的童年时代。他对《Q杂志》说，他必须要回头看看，因为他现在过得“太开心”了。这张专辑仅在英国就卖出41万份——这个销量足够让Elbow继续在体育馆里演出了，但距离歌迷的期望还差得多。最近，包袱减轻的他们正在为下一张专辑做最后的润色收尾工作。
“想听点什么吗？”
这个问题基本上和抽烟的那个一样罕见。商业音乐对版权的保护已经到了偏执狂的地步，所有未发行的作品都被视为掌上明珠。评论家们早已习惯了在法律文书上懒洋洋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样他们才有资格通过安检、列席于唱片公司的办公室、听一次即将发售的新专辑。此时的加维却在Mac电脑上调出了一首没写完的歌。“这首歌现在叫做《纽约拂晓(New York Morning)》，不过我们会给它起一个更好的名字。”歌词与纽约有关，首先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记录了与艾玛近来的旅程，最后再拉回更深的主题— —每个人都有他的金点子。这首歌带有典型的Elbow风格，用踌躇不定的韵文开篇，以澎湃汹涌的副歌收尾，先抑后扬。加维很努力地听着。他的眼神仿佛是慈父在审视着自己的孩子，但耳朵的要求却堪比严厉的音乐老师。他觉得，铜管还不到位，“有些歌词不那么悦耳，得更好唱一些才行”。
临走之前我向加维致谢，而他却问道：。“走之前，我能再为你放一首曲子吗？这首歌在专辑里更具代表性。”这首情歌叫做《这个蓝色的世界(This Blue World)》。歌曲以常见的管风琴开场，如涓涓流水，倏尔汇成洪流，充满浪漫气息，歌词还暗示了永恒如一的爱情。苦乐参半的好歌数不胜数，而这首则是悲伤中带着昂扬。“就是说，凡事皆有因，今日的相逢乃是曾经过往的注定。所以整首歌非常浪漫，不过，我要是想气势如虹地展现浪漫的姿态，肯定会同时把现实表达出来，因为我很喜欢这么做。但整首歌不能太过哀伤，否则前半段就没意义了。”
时间来到八个月后的十月，我和刘易斯·贾米森再次敲开加维的家门。这次不仅是贾米森，他也拥抱了我。他依然穿着格子呢衬衫，牛仔裤还是上次的那条。不过这次培根三明治不幸缺席，只有茶了。
厨房比上次整洁得多，那张大桌子摆放的位置换了。“确实有些变化。”他轻轻地说。“我和她在今年夏天分开了。”
“呃，我很遗憾。”
“谢谢，没事，这一天终究要来到，我们都很清楚。”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同居八年了，之前还相处过两年，所以我想应该有十年。”他的声音慢慢活泼起来。“我想想，咱们去哪呢。就去旁边那间白痴屋吧。”
我没搞懂什么意思，于是他开始解释。“就是艾玛以前的书房。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坐在里面闲扯了好久，然后想出了这个名字，否则我得好几年才能摆脱掉这个阴影啊，就是这。”我们坐在一对直挺挺的扶手椅上，注视着墙上空空如也的书架。
分手不易，但确实很容易成为歌词作者灵感的源泉。加维并没有把这张新专辑打造成分手特辑，但他还是回顾了那些歌词。“我回头看看这些歌词，有很多写得恰到好处，我很自豪。不过有的歌词没有内涵，有的歌词太软弱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做做修改，同时我得搞清楚，那时候我到底写了什么。《这个蓝色的世界》这首歌虚构了一个前女友们的混合体，现在看来，写的就是她，真是一语成谶啊。我在末尾添了点歌词，想象着她未来的生活，与别人组建家庭，想把这些埋在心底真的很难。”
他又放起那首歌。“我喜欢这首歌，但它没有灵魂，我也不知所以，直到……最近的那些事。”
乐队的其他四位成员都做了父亲。“我就像孩子们的叔叔。”几天后，加维在推特上贴了一张照片，他以教父的身份高举着皮特的婴孩泰德·特纳。“为我骄傲吧，”他写道，“我也是爸爸了。”他又为我放了三首歌。有一首叫《黑夜之毯( The Blanket of Night)》，讲的是穷苦难民以及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问题。《我的悲伤队长(My Sad Captains)》讲的是失去一帮酒肉朋友的事：这个歌名是艾玛推荐的，灵感源于剧作《安东尼与克丽奥佩托拉》。他说刚开始写歌的时候，他对究竟能汲取莎翁多少营养毫无信心，就像首张专辑发行之时，用家乡口音演唱也让他底气不足。《纽约拂晓》是计划首支推出的单曲，歌名依然没变。“有一阵我们把这歌叫做《这座城(The City)》，但后来我们意识到，在曼彻斯特这个地方，这名字听起来更像那支球队。”
Elbow乐队已经公布了复活节之旅演出计划，分别是可容纳20,000人的伦敦O2体育馆和可容纳23,000人的曼彻斯特体育馆。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还没发布新歌就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大型场馆很难和歌迷近距离互动，所以加维玩了几个小花招。如果歌迷想让他们安可，他们就让人群大合唱。朴茨茅斯歌迷唱过《我就是喜欢在海边(I Do Like to Be Beside the Seaside)》，而纽约歌迷唱过《温柔地送我去天堂(Killing Me Softly)》。他变相地把舞台扩展了，“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呢”，不过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成功地融入了观众，而不是高高在上俯视他们。他每次都让私人助理雅典娜找到那些身处体育馆最差席位的歌迷，然后冲他们高声致意。
好的乐队总能让人群波涛翻涌，而Elbow乐队走到哪，他们带来的两大股浪潮就跟到哪。第一股浪潮是他们对现场音乐的极度渴求感，后者所带来的公众视听体验确实震撼。他们三度在格拉斯伯顿里音乐节上献声，仅2011年的那个周六之夜就冲到了bill榜单的第二位，他们很有可能在2014年的音乐节中回归。没有演出的时候，加维就会化身普通歌迷。“台上台下的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样，”艾米丽·伊维斯说道，“他知道该怎么玩得尽兴。”歌迷们觉得加维与他们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她觉得这让他们很有依托感。“ Elbow上一次的演出登上了金字塔舞台，那真是非常特别的一刻。很明显，盖伊全身心地融进这场音乐节，而观众们也对他非常认可。我觉得泥巴不仅溅上了他的长筒雨靴，更沾满了他的西装。在他身上找不到傲慢和炫耀的影子，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也许这种形容对一个乐队主唱来说有些奇怪，但他就是凭此登上了大舞台，有10万人跟着他引吭高歌，面带笑容地点头打着节拍。大多数时候，他们乐队的音乐都相当温和平实，从不浮夸地唱高调，但他就是有本事和人山人海的观众交流互动。热爱音乐的人们通常有很强的集体排他意识，但Elbow乐队从来不用担心这一点。Elbow乐队从来不对公众吹牛，因为人们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另一股浪潮就是亚历克斯·波茨所说的宽宏大量，虽然盖博瑞尔和伊维斯也提过这一点，但波茨把它的意义扩展了。“他一直在不停地给予他人，正因如此，他也收获了很多：最慷慨的人通常也是最快乐的。历经大崩盘的风风雨雨而坚挺过来的我们，都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应该给予，而非一味的贪婪索取。盖伊慷慨大度地创作了20年，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这份慷慨愈发地和我们分也分不开，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Elbow乐队以一种鲜活的方式相随相伴在我们身边：他们最棒的流行金曲《有这么一天》已经成为婚礼必备曲目，就像葬礼上都能听到《我的方式(My Way)》一样。加维对此很清楚，因为人们不厌其烦地上前告诉他，他们要在婚礼中放这首歌，“一礼拜能有三回”。“他们还说，‘要是我们能找到在婚礼上演奏的弦乐队，我们肯定要演奏它’。”
“他有能力表现如此深刻的世事，”波茨说，“语言的开放性可以让人们无尽想象。”“一年中能有这么一天，让我心情畅快”，这句歌词就是个恰当的例子。加维还是个青年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写在日记本中。“我们给这句歌词配上和弦，然后意识到有似曾相识之感。
“有人说，‘他们快不快乐与你无关’，这种话灌满了耳朵，实在是可怕极了。总会有人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重要人物，对吧。还不都是因为你实至名归！如果人们能相互关照，那该有多好啊。这也是人们所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只要有一支超过三个人的小团队，他们就能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上到登月工程，下到曼彻斯特的早产儿护理小组，莫不如是。人类无非就是这样一步步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