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所四十年：从萌芽到崛起
大所之“大”，在于格局与专业
1979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的元年。在这一年，中国通过《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司法部重建并发布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标志着现代法律服务行业的起点。
八十年代：体制内先行
广东成为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前沿。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出台后，法律顾问处成为最早的律所形态。1983年，深圳成立中国首家涉外律师事务所——深圳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涉外法律服务的历史。
同年，“环球律师事务所”正式定名，后成为八大红圈所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与此同时，浙江诞生了杭州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即现在的天册律师事务所），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涉外法律支持。
1988年，康达律师事务所由付洋创立，推动市场化运作模式探索。同年，司法部推出合作制试点，首批试点所包括经纬、北方、君合、大地，为中国律师事务所未来三十年发展揭开序幕。
九十年代：市场化浪潮
小平南巡讲话带动中国经济改革浪潮，资本市场兴起促使法律行业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涌现出一批标志性律师事务所，如君合、中伦、金杜、德恒、隆安、竞天公诚等。
这一时期，海问、开元（后更名为天元）、大成、建纬、万国（后为国浩）、方达、段和段等纷纷创立，并快速确立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区域性律所也逐步形成自身优势。重庆索通成为西部首家留学归国人员设立的合伙制律所；杭州六和则专注非诉领域，提出“不打官司也要请律师”的理念，推动法律顾问业务普及。
世纪之交：整合与扩张
1999年，锦联、天和、长城三家律所合并为锦天城，开启律所合并浪潮。随后，竞天公诚、金诚同达、浩天信和等一批合并型律所迅速成长。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资本市场繁荣，境外上市项目增长带动律所国际化进程。2000年，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时采用VIE架构，该架构由通商律师刘钢设计，对后期境外融资影响深远。
在西南地区，泰和泰以“五+一”合作模式拓展全国，布局海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泰和泰现象”。至2000年代中期，泰和泰已在多个窗口城市设点，并开始向华盛顿、韩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延伸。
中国律所40年发展：从规模化扩张到生态化升级
法律服务市场正在加速迈入智能化与专业化新阶段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律师事务所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行业布局和科技应用方面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随着法律市场的快速成熟以及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的律所正面临从“规模扩张”向“治理升级”转型的关键节点。
早在2002年，中豪律师事务所启动公司化改革，采用扁平化管理结构，开启了律所内部治理升级的先河。几乎在同一时期，索通、天同、汉坤、大成等知名律所陆续成立或完成制度改革，逐步确立以团队协作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并强化了专业分工和服务质量控制。
天同自成立以来专注于高端商事诉讼，其提出的“三大诉讼法宝”——诉讼可视化、模拟法庭和案例大数据，在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而“无讼”平台则标志着天同对法律科技的战略性投入。与此同时，汉坤以其高度市场化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成为中国律所创收效率的代表之一。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部分涉外依赖度较高的事务所受到冲击，但这也推动更多机构开展多元化业务路径。例如，方达凭借争议解决领域的优势实现了稳定增长，而通商则通过拓展投融资与并购业务增强了自身抗风险能力。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区域性整合和联盟建设成为主流趋势之一。包括八方律师联盟、中世联盟在内的多个大型合作网络相继成立，助力成员所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力。此外，诸如盈科、瀛和等机构也在探索信息化、智能化办公方式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提升了运营管理效率。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初，中国大陆已有约20家千人级别律所及超百家创收过亿的企业。其中盈科年度总收入达到41.27亿元人民币，成为行业内标志性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仅仅追求规模上的扩张已不再是未来竞争的核心要素。
当前形势下，客户对于高质量、个性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这对传统执业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逐渐渗透进司法领域，并有望重塑整个行业的运作逻辑。因此，构建围绕法律服务为中心的多元生态体系（如设立培训学院、研发科技工具等）将成为新一代律所发展的重点方向。
总体而言，《中国法律市场观察（2019）》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尽管中国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法律服务体系，但在政策引导和技术赋能双重驱动之下，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个古老行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未来的律所不仅要关注业务本身的增长潜力，更需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下的深层变量——大国博弈加剧、技术创新加速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因素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最终目标在于打造更加公平正义且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法治环境，这不仅要求从业者持续提升专业素养，还需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特色的可持续成长路径。正如文中所述，“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唯有紧跟时代脉搏、主动求变者才能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