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回顾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达到9.8%。在三大需求中，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上升态势，而消费需求呈现下降态势，尤其在2000年以后，投资贡献的上升态势更加明显。1978年以来投资需求年均实际增长12.4%，高于同期GDP增速。消费实际增速是7.7%。正是由于投资增速比GDP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上升。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这对我国受益非常大，对外贸易增长非常强劲。2001以来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201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3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近9倍。
从需求结构变动看，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约占GDP的2/3，投资约占1/3。经过多年的发展，消费份额已经降到了不足GDP的一半，投资已接近一半。这就是最近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的状况。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经济增长也表现为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快速增加。根据历史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我们对1952年以来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2014年我国资本存量大约是209万亿(2014年价格)，大约是1978年的36倍。1978~2014年资本存量平均每年增加10.5%。资本存量增速跟投资增速的表现基本一致，也呈现一个波动上升的态势。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的增长远不如资本增长得那么快。1978年劳动力大约是4亿人，2014年上升到7.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8%。
利用上述资本存量、劳动力和GDP的数据，按照CD生产函数来测算，1978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68，是比较高的，劳动的弹性是0.42。我们根据这个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成三部分，一是资本增加贡献，二是劳动增长贡献，三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或者简单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贡献。结果显示，在1978年到2014年GDP年均增长9.8%中，大约有74%来源于资本增长的贡献，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7.2个百分点；劳动的贡献为5%，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0.57个百分点；技术进步的贡献为21%，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2.1个百分点。从供给角度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增加。
分时期看，1978-1990年技术进步(TFP)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2个百分点，1990~1999年达到3.3个百分点，贡献比较高，但2000~2014年只有1.2个百分点，比上一阶段明显下降。可见，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的增长，而不是技术进步，这种状况在本轮经济周期(2000~2014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2011年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加不尽如人意，不仅低于阶段平均值，而且在零线下方，即技术进步呈现负的作用。这也就是最近我们为什么强调要提高技术进步、改革、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原因。
“十三五”发展环境的变化
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7594美元，仅相当于同期韩国人均收入的28%，日本的21%，世界平均水平为10880美元。从城市化水平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很快，城市化率逐渐上升，2014年达到了54%左右，而同期日本为93%，韩国为82%，美国为81%，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3%，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仅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与韩国和日本相比，在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方面，我国的差距显著，未来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十三五”及以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发展环境的变化。
从人口结构和生态环境看，“十三五”以及以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趋紧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硬约束。2006年联合国曾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2010年将从2000年的7%上升到8.2%，2020年会上升到13.6%。事实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8.87%，比联合国的预测值高，这意味着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比预期快。最近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劳动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为73.5%，随后开始逐年缓慢下降，2014年下降到了73.1%。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我国劳动人口比重峰值已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持续的、长时期的生育率的显著下降。我国生育率1950~1960年代比较高，约为5.8，2000年代下降到1.7，最新调查数据为1.18，已经相当低了。最近中央刚刚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会减缓或扭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吗？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国际经验表明，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尤其是日本、俄罗斯、欧洲等一些国家，这种情况比较严重。世行截面数据显示，生育率与收入水平成反比，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生育率会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根据国际经验可以推断，未来我国生育率不会有明显的反弹，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现阶段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社会。据联合国预测，我国老龄人口增速最快的时期是在2005年到2035年这段时间，60岁及以上人口大约年均增长3.4%。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3亿，约占总人口的34%。
从工业化进程看，全球产业结构数据显示，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其次才是工业增加值比重，农业增加值比重最低。与日本、韩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非常高，高于日本、韩国，也高于中等收入国际平均水平。从近年来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动看，2006年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8%，随后逐渐下降，2013年下降到43.9%，同期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达到了46.1%，已经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根据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判断我国工业化峰值已过。根据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产业结构的演变经验，现阶段我国的收入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中后期、韩国1990年代初期水平，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动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第二产业比重缓慢下降，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在以服务业发展为主时的经济增速，要比以制造业发展为主时的经济增速要慢一些。
我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且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了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加以落实，“十三五”是实现这一承诺的关键时期。据最新报道，2015年我国将公布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投入41万亿元来实现这一目标。从整个经济负担核算的角度看，碳减排承诺最终将表现为对所有的消费者、企业征收碳税，廉价资源时代结束，生产成本将有较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强化，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成本上升，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高速增长的路子不可能继续走下去了。
从资源需求情况看，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耗量上升的非常快，2012年达到近29亿吨油当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美国能源消耗量是21.4亿吨，欧洲是16.6亿吨，日本是4.5亿吨，韩国是2.6亿吨。从人均能源消耗看，我国的人均能耗水平是比较低的，2012年仅为2.1吨油当量/人，最高的是美国，人均6.8吨/人，韩国人均3.5吨/人，日本人均5.3吨/人。统计数据显示，收入水平和人均能源消耗呈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人均能源消耗也越高，这意味着未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我国的能源需求总量还将进一步上升。根据趋势简单估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能耗将从2012年的人均2.1吨，上升到3.7吨，2020年能源消耗总量将达52亿吨，比2010翻一番多。从能源消费结构看，我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火电占总发电量的80%，而韩国、日本、美国和欧盟该指标都不到50%。这应该是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越发严重的主要原因。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一些污染物排放量早已位居第一。201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83亿吨，甲烷16亿吨，一氧化二氮5.5亿吨，都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我国的人均排放水平不是很高。2012年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6.2吨/人，日本为9吨/人，韩国为11吨/人。未来随着经济和能源消耗的进一步增长，污染气体排放还会成倍增加，这将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较低的。统计数据表明，城市化率与经济水平之间呈现出对数函数的关系。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国际上同等经济水平下城市化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估计“十三五”期我国城市化进程将有所加快，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十三五”投资和经济增长预测
我们知道经济体在一定时期都有一个潜在的增长率，在长期可实现的增长率由潜在增长率决定，在短期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率会围绕潜在增长率来波动。从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表现看，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9%~10%。未来会不会还是这样呢？根据上述未来发展环境的分析，我们初步判断，“十三五”及以后一段时期潜在增长率将下一个台阶。
一个经济体的劳动人口比重反映了该经济体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并对其储蓄率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莫迪里亚尼生命周期理论，一个消费者会估计他一生的总收入，并按一定方式在其人生全程中安排其支出。这样，每个消费者在短期内的消费主要不是由其当期的收入水平所决定，而是由其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比例及收入变化情况来决定。从总体上看，一个经济体的劳动人口比重越高，它的储蓄能力也越高，储蓄率就越高。国际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世行截面数据显示，总体上看，劳动人口比重与储蓄率成正比。
理论上讲，储蓄率的变动是决定投资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变量。储蓄率的下降，使投资资金供给相对更为紧张，资金成本上升，导致在微观主体(依据项目收益水平和资金成本进行)的投资决策中，使更多项目不具有可行性，进而决定了全社会投资规模的缩小。可以明确判断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储蓄率的下降必定导致投资增长的放缓，进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
日本的经验表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逐级下降。1955~2013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1970年经济处于为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达到9.7%。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近1.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投资年均实际增长16.3%，储蓄率呈上升趋势。第二阶段：1971~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4.2%，比上一阶段下降5.5个百分点。同期投资年均增长4.7%，比上一阶段显著下降。储蓄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1991~2013年为低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0.9%，投资出现缩。
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我国的储蓄率年均降低0.5个百分点。假定“十三五”时期储蓄率延续这一降速。假定净出口率保持2011~2014年平均2.6%的水平不变。那么2020年投资率将从2014年的46%左右下降到43%左右，2030年下降到37%。在这一假设下，根据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可能贡献，提出三种情景。
情景一：假定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零；
情景二：假定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
情景三：假定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2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我们估计出的生产函数测算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在投资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如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较好效果，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提升，即情景2能够实现，那么“十三五”期GDP年均增速在6.5%左右，固定资本形成实际增速在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在9%左右。个位数增长将成为投资的新常态。
“十三五”投资重点
“十三五”投资重点取决于最终消费需求的变动。根据国际经验，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城市消费需求将倾向于住房、医疗、健康护理、休闲娱乐、交通、旅游等服务业。农村消费将向目前的城市消费靠拢，比如电脑、空调、相机、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十三五”投资重点应集中在这些领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十三五”期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会略有上升，因为农业基础设施还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在水利建设方面。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会逐渐上升。
在城市建设方面，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提速，相关投资还会继续增长。大城市面貌建设方面存在奢侈化倾向，而在城市功能、吸纳农村人口转变为(定居为)城市人口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在普通城市(地级以下城市以及县城、小城镇)建设方面，包括道路、电、热、水、气供应、排水、水质安全、污染治理等城市功能性建设方面有着更大、更显著的差距，需要更多的投资。在服务业方面，投资重点在医疗、教育事业、科学研究、咨询服务和居民服务业。工业投资重点将集中在由政府一系列法规、政策推动的节能减排、污染治理、更新生产方式、淘汰落后产能，以及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自发地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面。
政策选择
上述对“十三五”期投资和经济增速的预测是基于劳动人口比重和储蓄率缓慢下降而得出的。如果储蓄率降幅较大，那么“十三五”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会有所降低，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6.5%。这种情况在经济调整期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这将加大2020年实现GDP翻番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为此，我们从长期和短期提出以下建议。
我国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是长期趋势，而且是不可逆的。从长期看，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也就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体制机制的改革，以及投资效益的改善。“十三五”期政策取向是坚持推进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不动摇，建立健全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完善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距离80%还有相当的距离，城镇化的空间还很大。如果我国城镇化进程继续保持较快的速度，我国投资需求的增长依然具有较强的动力。因此，长期宏观政策的制定在促进城镇化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以促进投资需求的增长。建议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消除一切妨碍劳动力流动的羁绊，让公民能够自由地流动，这既有利于总需求的增加，又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日韩经验表明，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时，投资增长率会出现较大的下落，即由两位数的增长转为个位数增长。从短期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期，投资增速可能会继续显著放缓。2016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防止超调，也就是防止投资和经济的过快下滑。2014年和2015年的投资增长和通胀的表现已显现出超调的迹象。PPI已连续43个月出现负增长，CPI涨幅持续20个月在3%以下；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幅大幅下降。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总需求增长乏力，2016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是千方百计扩大总需求，而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措施是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建议继续加大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以抵补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行带来的投资失速。在财政政策方面，建议适当扩大赤字率和赤字规模，适当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货币政策方面，与宽松财政政策相配合，继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现阶段住房需求依然是最大的内需，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6年稳定房地产投资是稳投资的关键，政策取向是激活房地产市场，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对合理的住房消费进行适度的政策鼓励；取消对高端住宅限购，降低交易环节的税赋，激发市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