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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电商魏部长”谈“电商扶贫”

“三农电商魏部长”谈“电商扶贫” 农本咨询
201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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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魏延安,人称“三农电商魏部长”,农本咨询农业电商特约专家,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中央七台农业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特约评论员。倾情于“三农电商”理论问题和热点现象的研究,著有畅销书《农村电

——根据魏延安在“电商扶贫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魏延安

魏延安,人称“三农电商魏部长”,农本咨询农业电商特约专家,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中央七台农业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特约评论员,新浪微博政务研究院资深讲师、淘宝大学县域电商特邀专家、阿里巴巴活水计划学者以及多家媒体专栏作者、多个三农与电商协会专家团成员。倾情于“三农电商”理论问题和热点现象的研究,著有畅销书《农村电商—互联网+三农案例与模式》。



作为一个研讨会,我就先出来抛个砖。

今天我们研讨之前,有几个最基础的问题要商讨。去年汪向东老师还苦口婆心地宣传,电商扶贫能不能搞,为什么能搞。现在电商扶贫搞了一年,之前的忧虑都不成问题了。我们现在要回归基础,研究一些问题。哪些问题呢?我觉得有这样三个。

第一个问题,作为学界,即理论上的问题,还有一些东西要梳理。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电商扶贫的内涵与外延。

首先就是概念。现存的有几种叫法,因为扶贫的提法一直在变,“扶贫”变成“减贫”,“减贫”之后又变成“消贫”。那咱们这个电商扶贫到底该叫什么呢?阿里这个报告用的是电商“消贫”,我个人的想法是,有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词,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大众的接受程度。所以继续沿用电商扶贫,这种约定俗成的叫法,可能比较好些。因为国家扶贫办也一直使用电商扶贫这个词语。这是一个概念的层面。这个大家可以再继续探讨。当然这几个词也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根据汪老师的提法,就是电商如果叫减贫的话,那么电商在减贫的时候,它不仅仅包括刚刚提到那些扶贫的主体,以电子商务来帮助扶贫,还包括贫困主体主动以电子商务活动纾解、乃至摆脱贫困状态的理念与实践。而消贫的概念,其实比减贫还要广。阿里在《电商赋能弱鸟高飞——电商消贫报告(2015)》(以下简称《阿里电商消贫报告》)中就提出一个“减支扶贫”的概念,因为村民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能买到农村买不到,而且价格相对便宜的东西,可以达到明显的节支增效果。

其次就是定义。今天我们研讨会为什么要把汪老师请来,因为汪老师在2011年就开始着手研究电商扶贫,并且当时就一直在呐喊,能不能把电商扶贫纳入到政府视野当中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4年底,电商扶贫的建议被国务院扶贫办所采纳。那么到底如何定义电商扶贫,汪老师最早提出了一个定义,提出了“电商扶贫,就是电子商务扶贫开发,就是说将今天互联网时代日益主流化的电子商务,纳入到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中,作用于帮扶对象,创新扶贫开发的方式,改进扶贫开发绩效的理念与实践”。汪老师的这个概念,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全面,并且有高度。后来我在省扶贫办的一次研讨中,为了简要的给大家讲明白这个道理,我就说,电商扶贫可以简要概括为,利用电子商务来促进贫困地区的家庭脱贫致富,从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一项工作。后来,国务院扶贫办的曲天军司长说,你这样虽然总体比较明了,可是得改,后半句仅仅是“产业”发展,范围就框定小了,应当改为贫困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即“利用电子商务来促进贫困地区的家庭脱贫致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这样定义就更加完善了。

再者就是电商扶贫的范畴该怎么划定。汪老师在前面梳理了一下,电商扶贫的范围,大致可以对照着我们扶贫工作的三大内容也就是三大专项界定,即从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来梳理这个工作的范畴概念。并且不仅仅是用于一业、一地、一事,而是要辐射到多业、多地、多事。包括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开展全面的电商扶贫,以及为电商扶贫所做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等,还有众多电商主主体对扶贫事务的参与,包括几大电商平台所做的一些扶贫工作,也要算进去。

结合汪老师的文章,之后我又简单梳理了一下。大概涵盖三个层次,第一个首先是贫困地区家庭及其网上电商创业,以及为了他们电商创业所做的工作,比方说培训和小额金融贷款服务。第二个就是电子商务发展起来,进行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涵盖信息、交通、物流等方面。第三个就是社会资源统筹,便于各界各类资源与农村的对接,主要就在互联网上实现。

在《阿里电商消贫报告》中,他们也提出一个概念:“通过建设和安装新型基础设施,培育和培养电商生态和电商意识,建立本地化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从而促进贫困人群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开展创新与创业,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最终改变贫困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脱贫致富”。

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概念,大家都说了不少,那么我想能不能在传播上有一个更加概括,更加简洁明了的概念?基于此,我就提出六个“新”,即培育建设新基础、培育新意识、建立新体系、获得新能力、实现新发展、提升新生活。当然具体内容我们还可以再探讨。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看待我们电商扶贫面临的困难。

现在不能说电商扶贫已经水到渠成,或者是非常成熟,现实情况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整个电商扶贫,被纳入扶贫十大工程才不过一年时间,应该说才是刚刚起步。汪老师总结说共有四大问题,我把他稍微概括了一下。第一个,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贫困主体运用互联网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第三个,是我们推动电商扶贫的这个理念,还有待深化。第四个,电商扶贫的机制亟需创新。

那么结合汪老师所说的这些问题,我感觉电商扶贫的困难,主要有六个“有待”:

一、思维有待转变。无论是贫困地区的政府,还是贫困主体,在这个方面,都存在理念需要转变的问题;

二、习惯有待养成。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本来就低,而能把互联网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比率就更少了,况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培养和培育的过程。

三、基础有待改善。突出表现在农村的网速不快,费用不低;物流落后,又慢又贵;而且还包括一些交通运输、产业基础落后等。

四、人才有待培育。就是我们现在能拉出来的讲的典型还是王小帮、赵海伶王淑娟,这些人,都好几年了。整个来看,在贫困地区的电商人才,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还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下一步我们要争取“万马奔腾”。

五、视野有待开阔。我们电商扶贫和我们搞县域电商是同一个毛病:看得太浅。一提到这两个问题,有些地方的官员就说,“赶紧让年轻人上网,开店去”。网上开店,仅仅是电商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认识还有问题,电商扶贫最终是要改变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而不是当前暂时性的一些营业收入。我们现在的层次还远远不够。

六、力量有待协同。现在是各地政府,各唱各的;各大平台,各有各的战略;还有一些地方诸侯,也在跑马圈地。然后可能在一些县区内部,人们对电商扶贫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各个部门也是各行其政。现在最需要的协同作业,五中全会讲五大发展理念,协同理念,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电商扶贫进一步提升。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能不能有电商扶贫“六个成为”。

能否成为农村金融的新突破?

去年元月二十号,汪洋副总理在浙江调研农村电商,专门看了蚂蚁金服。我觉得他关注的这个点很重要,就说我们现在在农村,并没有真正的、按国际概念来定义的农民金融。我们现在所有的商业银行,因为效益问题,正加速从农村撤出的步伐。就那农业银行来说,其涉农贷款的比例也不高。反观我们长期依赖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其也正在加速商业化和股份化改造。它将来也将进一步非农化,这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本来从学理上定义属于真正农村金融的农业合作基金会,自2000年朱镕基总理下令关停以来,农村再没有了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那我们广大农民现在还能依靠什么?再看看这些年试点的合作金融、社区金融等等,都是停留在点上的,没有在面上推广开来。但是蚂蚁金服,就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在信用信息严重不对称,担保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下,通过大数据,最快4分钟实现一笔贷款,并且不需要人见面,全程在网络上操作。所以我从汪洋总理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对农村金融可能会有所启发。

能否成为精准扶贫的新平台?

现在精准扶贫要求到人到户,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集中在建立报表体系上。然而报表却,填写报表依然建立在人去、人写、人报的原始基础之上。现在大数据、云平台已经到了今天这种程度,我说如果我们还不能有效的借鉴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就会导致出现工作效率低下、工作质量无法保证、有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数据失误,甚至是造假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善于应该借助这方面的力量。

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11月《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说的很清楚,农村电子商务就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我们对这句话还需要再理解。

能否成为民生工程的新载体?

我们应该关注下,国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电子商务要成为“促进创业、稳定就业、改善民生服务的重要平台”,但我们对创业就业方面关注得多,在改善民生服务的平台方面还关注比较少。我觉得要搞电商扶贫,就应该琢磨,怎么样电商成为改善民生的平台。

比如说《阿里电商消贫报告》中就提出,用互联网大数据就可以精确地确定救助对象。开着宝马车领低保,这就是开玩笑嘛,是典型的造假。如何实现识别,就是应用大数据,来调取各方面的数据,来综合判断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贫困。然后就是针对动态调整的可行性。如果说每一次调整都需要人为完成,工作量将会非常庞大。假如能在农村建立终端,使得数据信息得以互联,就完全能够在终端进行信息调整的录入。以及我们发放的农民补贴,社保服务,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体系予以实现。支付宝就可以实现好多事情。

能否成为城乡统筹的新通路?

现在统筹城乡,有一个专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新的数字鸿沟正在城乡之间形成,因为两者差距太大了。如果抓住了互联网风潮,农村就有可能拐弯超车,加速赶超;如果说,在这次农村将再次错失机会,农村将面临再一次的落后,形成新的城乡差距。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我觉得电商扶贫,应该作为农村的一项基础工作去推,而不是一个单项工程。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通过电商,能够把农村目前整个的生产体系扭转到电商所讲的C2B视角。扶贫的第一阶段,是救济式的,送礼、送面,农民都在家门口等。结果发现并不可行。第二阶段,我们转入了产业扶贫,给你搞产业,给你种子、化肥、培训等一系列的服务,后来发现政府一号召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过剩,一种就多。现在我们农产品生产不是问题,销售才是大问题。从第三阶段就是解决C2B,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这是对扶贫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能否成为社会扶贫的新接口?

一个事情,就是 “郭美美”事件后,国家层面的公益事业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与之对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但其中有一些组织管理也是比较混乱的。所以大家在捐款的同时就在担心,自己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捐的钱又会到哪儿去,有没有发挥作用。我觉得今天有了大数据,云计算,这些事情可以解决了。

能否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新动力?

现在中央总是谈供给侧改革,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政府要改变对经济一味的改动拉制的“凯恩斯”主义,但是也绝不会退到自由主义的层面。政府该退到哪里呢?政府要从前台退到后台,但是依然要为经济发展做推力。怎么推,就是解决市场需要的新供给。现在发现,政府做的事儿是供给不足,有效供给不足。所以电商扶贫就是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汪老师说到的“从原来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要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形成一个新供给,这个新供给能否刺激新需求,让人才、电商、平台,在农村的广袤空间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新的供给侧改革。

有了这些,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电商扶贫,可能就会演化成为一场深刻的改革,产生将来可能超乎我们想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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