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坚真１，杨 蕊２，王 刚１（1.广东海洋大学 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524088；２．苏州高新区住建局，江苏 苏州215011）
摘要：作为中国沿海一线中心城市，上海和深圳拥有优越的临海区位、现代立体交通网络、成熟的产业经济体系。作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发达的特大中心城市，上海、深圳提出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方案。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与国内 ７个同样提出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广州、天津、大连、宁波、舟山、厦门和青岛等沿海中心城市进行辐射力对比，并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计算分析辐射力最大的上海、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对各自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再基于两个城市的发展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及政策措施。
关键词：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层次分析法；引力模型；综合辐射力；区域协调发展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一词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张春宇等从2012年挪威海事展、奥斯陆海运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领先的海事之都”研究报告中翻译而来的［１］。2017年5月，中国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国内学者凤懋伦提出将“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计划纳入上海市“十四五”发展规划①，并且将此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一起并列作为上海的发展目标，同时结合临港片区自贸区的建设，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领头兵。截至2020年底，国内共有９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分别为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大连、宁波、舟山、厦门和青岛。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这一概念对城市的主要要求有两个：第一，该城市在全球有非常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即城市的辐射力较强；第二，腹地经济涉及的范围更广，新兴海洋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更高。“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顾名思义，首先要发挥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而中心城市的定位主要是从空间区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战略出发考虑其经济的发展可以辐射到区域内其他城市［２］。孔祥彬［３］认为研究腹地经济就要从空间上的经济联系出发，构建层次和等级模型，辅以数理和实证分析模型，对城市的经济进行测算。对于城市综合辐射力的划分，可以从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和科技水平出发［４－６］。韩增林等［７］、魏作磊等［８］、刘兰等［９］、师谦友等［１０］、何龙斌［１１］、陶雅萌等［１２］均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在所得结论基础上对城市辐射能力进行分析。其中，师谦友等［１０］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西安的产业产值、教育科技、交通旅游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与中西部 ８个城市进行辐射力比较，得出西安开放程度不够、总体企业实力不足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何龙斌［１１］用层次分析法将一级层次分成了辐射源、辐射通道和辐射流 ３个指标，二级层次分成 １９个指标，计算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辐射圈的辐射范围。陶雅萌等［１２］利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济南的发展演变，并且使用断裂点模型计算了其与周围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陈子真等［１３］通过熵值法构建了城市发展的指标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行经济辐射力计算和划分，同时计算了广州、深圳和香港对粤港澳大湾区各二级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的影响范围最大的结论。许芸鹭等［１４］从辐射带动力、城市吸引力和资源流通力 ３个角度构建城市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对辽中南城市群各城市的发展进行分析评价。
本文通过对 ９座已提出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海洋城市进行综合辐射力分析，发现上海、深圳在 ９城中的综合实力远远领先，进而对上海与深圳进行城市群内经济联系强度分析和评价，再结合当前十四五规划，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模型的建立
1970年，美国运筹学家Saaty[15] 首次提出层次分析法，从决策目标和对象出发，将指标体系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通过各层面指标权重进行赋值，计算各个指标权值。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将一个整体系统分解成多个层次和多个指标，继而利用定量的方法将多个指标和层次数字化，以此得出各个对象的分级和综合评价。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权重的步骤如下：
１．标度确定和判断矩阵的构造
根据判断矩阵先计算出特征向量值、特征向量，再计算权重值。
由于主观因素的限制，对于权重的计算结果是否合理还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使用 ＣＲ值进行分析，ＣＲ值小于 ０．１则说明通过一致性检验，反之则说明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检验使用公式：
在计算出权重矩阵后，如果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①，则根据权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借鉴李博等［１６］的指标体系，并在其原来的基础上更换和改变部分指标。选取经济综合实力、产业发展高度、城建基础设施、科技文化事业和对外开放 ５个层面来评价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辐射力；选取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产业结构、企业经营、交通条件、城市建设、资源禀赋、科技投入、劳动素质、利用外资、通讯设施 １１个层面中的 ２８个指标来评价两座城市辐射力。
由于选取的指标量纲不同，直接比较不合理，需要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极大值正规化法、极差正规化法和正态化法，本文采用极差正规化法。公式如下：
笔者根据整理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相关指标得分及其对比详见表２—表 ４以及图 １。
从以下图表可以得出：2018年，在经济综合层面、产业发展层面、科技文化层面，上海实力均处于首位；深圳在经济综合层面、产业发展层面和科技文化层面实力位居第二，在城建基础设施上排名第三，在对外开放程度层面位居第一。在城市综合实力层面，综合辐射力的排名依次为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宁波、青岛、厦门、大连和舟山；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最近几年一直在赶超广州，但是在以往的分析中与广州仍然存在差距［13-15，17］。在综合辐射力层面，上海、深圳、广州依次排名前三，由此也可知上海与深圳在建设海洋中心城市方面存在较强的竞争力。
经济综合实力层面。2018年GDP，上海为32679.9亿元，深圳为 244221.9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上海为40331亿元，深圳为264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海为8351.5亿元，深圳为4282.5亿元，天津为3104.5亿元，其余城市均在3000亿元以下；平均工资，上海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2983元，而广州和深圳差距较小，分别为111839和111709元，天津为103931元，宁波以102325元紧随其后，舟山、青岛、大连和厦门均在10万元以下。
产业发展高度层面。第二三产业产值在生产总值占比上，宁波为1.12，占比最高；其次为大连的0.81，青岛、厦门、深圳的0.71、和 0.70；再后，天津、舟山、上海和广州分别为0.69、0.57、0.43和0.38 。而在第三产业占比上，广州占比最高为71.75％，其次是上海的 69.9％，深圳以58.78％的占比位居第三。城市工业企业个数，上海8310家，深圳7950家，而广州和天津分别只有4675和4367家，舟山最少，只有353家。在工业企业利润上，上海和深圳高于其余城市。
城建基础设施层面。客运量，广州高于上海，其后依次是天津、宁波、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和舟山。广州的年客运量为25780万人，上海为15845万人，而深圳却不及上海的一半，仅为6654万人。深圳在交通运输体量上与上海仍有较大差距，上海的城市与城际交通系统十分发达，深圳的客货载荷量都远低于上海。在市区建成面积和绿化面积上，上海均高于深圳；天津作为北方城市，相对于南方城市而言，道路面积更大，而绿化面积较少。供水和供电量，上海也远高于深圳；总体来说，上海的人口高于深圳，企业数量也较多，工业和生活对于水电的需求量也相应较大。
科技文化事业层面。科技支出费用，2018，深圳年支出达554亿元，上海为426亿元，广州和天津分别只有164亿元和107亿元，宁波、青岛、大连、厦门和舟山，科技支出分别为78亿元、45亿元、35亿元、28亿元和 67亿元。教育支出费用，上海最高，为917亿元，深圳仅次于上海，为584亿元，天津、广州、青岛、宁波、厦门、大连和舟山分别为446亿元、440亿元、263亿元、223亿元、136亿元、110亿元和344亿元；虽然深圳的高校数量较少，但是其在教育费用的支出上位居前列，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对外开放层面。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个数，上海均为最高，分别为173亿元和5597个，深圳分别为82亿元和14834个，接下来是广州和天津；而在合同外资金额上，广州高于深圳。邮电业务总量，上海为877.9亿元，深圳为871.6亿元，舟山最低，为 15.6亿元。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深圳对区域内其余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及经济之间的联系强度，同时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断裂点”模型和“万有引力”模型来测度经济辐射力与联系强度值。“断裂点”
x理论是由康弗斯于 １９４９年提出的，“断裂点”理论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相互吸引作用的影响程度的理论，经济“断裂点”模型将两个区域间的经济吸引力的分界点定义为断裂点。
“断裂点”模型的公式为：
经济联系强度值也用来表示两座城市之间相互吸引能力的大小，它由空间相互引力模型改进衍生得到，一方面可以测量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大小，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中心城市周边城市的发展之间互相影响的程度大小。经济联系强度是一个绝对意义的概念，会随着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改变而变化。在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中，Ｇ指的是两物体之间存在吸引力，该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万有引力公式如下：
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非农人口与年末GDP来源于统计年鉴，上海市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距离选取的数据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到长三角其余各市人民政府的距离、深圳市人民政府至珠三角其余各市人民政府的距离。
上海的经济辐射范围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根据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27个城市，深圳的经济辐射范围选取广东省内除深圳外的其余20座城市。
笔者计算整理了上海、深圳分别与长三角与广东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辐射范围，即断裂点范围及断裂点处的场强（见表 ５），并且根据断裂点距离与总距离的占比进行排序，由表中结果可知，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断裂点距离占比大于 ４０％的有 ３个城市：苏州、杭州、南京，占比 １１％；介于 ３０％～４０％的有１１座城市，占比 ４０％。由此可见，上海对长三角区域城市的辐射力大小较均匀，差距不太大。深圳到广东各城市断裂点距离占比大于 ４０％的同样有 ３个城市：广州、佛山和东莞，占比 １４％；大于 ３０％小于４０％的有 ５座，占比为 ２４％。这说明深圳的辐射能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珠三角区域，辐射范围相对来说不够均衡。从经济辐射的场强大小来看，上海对嘉兴的辐射场强最大，其次为南通、苏州和湖州，场强均大于 ０．１；深圳在断裂点处的经济辐射大于 ０．１，场强最大的为东莞，其次为惠州、汕尾、中山、河源。
上海与长三角各个城市的联系强度见图 ２，由图 ２的经济联系线中可见与上海联系最强的城市为苏州，池州最弱，由图 ２可以观察上海与各城市的经济联系线整体呈现由远及近依次加粗的过程，也代表经济联系强度的大小随距离增加逐渐减弱。
2018年，上海的 ＧＤＰ达到 32679.87亿元，苏州为18597.47亿元，上海与苏州的距离在长三角各个城市中距离最近，仅为91.5ｋｍ，距离上海最远的城市为安徽的安庆市，为475.4ｋｍ，受到上海的经济辐射能力最弱。有研究表明，上海对于400ｋｍ以外的地区也存在经济辐射效应［11］，因此上海对安庆也存在经济辐射效应。上海与苏州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强，与以往的学者研究的结果保持一致。距离上海只有96.3ｋｍ的嘉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强度不及上海与苏州经济联系强度的一半，一方面是由于嘉兴的GDP仅为 4871.98亿元，另一方面是由于嘉兴的综合实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由以上图表可以明显看出上海与江浙两省份的城市联系强度较紧密，而与安徽省各城市联系强度较小。一方面，在地理位置上，上海与安徽省各城市的整体距离较远；另一方面，安徽省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在整体上不平衡且城市综合发展程度较弱。
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的经济联系强度平均值为4.731，大于10的有苏州、南通、无锡、杭州和嘉兴５座城市；联系强度 1~5的有9座城市，其中宁波、绍兴、湖州3座城市属于浙江，常州、南京、泰州、盐城、扬州和镇江 ６座城市属于江苏；上海对安徽省各城市的联系强度中，合肥最大，为 1.02，其余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均小于1，可见上海与安徽省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总体较小。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分布状态呈现的是“小集聚、大分散”的状态，上海与安徽省各城市的距离较远，且贸易往来的程度偏弱。总体来说，上海的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各城市，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联系不太均衡。深圳与广东省各城市之间的平均联系强度值为 4.938，深圳与东莞的联系强度在广东省位居首位，联系强度值为38.091。魏丽华［26］认为与深圳联系最强的城市为惠州。广州与深圳的联系强度值为23.027，广州市2018年末的GDP为22859.35亿元，略低于深圳的24221.98亿元，东莞的GDP为8278.59亿元。东莞到深圳的距离为 68.20ｋｍ，而广州到深圳的距离为125ｋｍ，区位优势使得深圳与东莞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较高位置。由此可以看出，距离因素在经济联系强度上起到反向作用，距离越远，经济联系强度越小，距离越近，经济联系强度值越大。
在广东省的城市中，与深圳联系强度大于 １０的城市有 ４座：东莞、广州、佛山和惠州；联系强度值１～５的城市有 ３个：中山、江门和珠海；随后，清远 ０．７９８，肇庆 ０．７６２。经济联系强度值排名靠前的 ９座城市除了清远外均为珠三角城市，由此可见深圳与珠三角城市群的联系强度远超出非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珠三角内的城市肇庆与深圳的经济联系强度略低于清远，这主要归因于清远距离深圳更近。
从对两大城市与周边城市联系强度分析得知，上海与深圳对其所在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联系强度都存在不均衡的问题。上海与江浙皖各城市的联系强度类型都呈现“分散不集中”状态，经济联系强度值存在随距离增加而变弱的特点。深圳的联系强度方向向西南偏离，上海的联系强度集中在苏南和浙北地区，两座城市呈现“区域聚集”的发展状态，即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能力在其里程范围之内有限，但是随着陆、空、水运等交通工具衍生的多样化，经济联系强度不单单再局限于距离。
由以上分析可知上海、深圳的整体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城市前列，但是上海的产业结构分布不尽合理，存在第三产业发展不强、高精尖技术水平落后以及科研开发费用投放不足等问题。深圳作为后起之秀，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和规模都在高速发展，部分指标甚至赶超上海。但是，深圳的城建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方面尚需要提升，同时今后除了继续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外，提高城市的总体实力也尤为紧迫。总体看来，目前两大城市与全球海洋中心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两座城市的综合辐射能力还不够强，在建立城市圈经济联系度上缺乏拉动力，城市的陆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另一方面，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面临的主要方向和问题上也要积极突破和完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充分利用腹地资源和区位优势，重点发展强势产业
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临近国际化都市香港，与香港的发展存在资源合力，深圳制造业和先进的互联网产业十分发达，而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深圳应该发挥自身拥有的互联网与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持续加强港深合作，强化对外开放与经济国际化水平，实现与香港资源共享、互补合作。上海地处长三角中心，是较大的沿海城市，但是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还不够，对于高精尖技术的应用还不太成熟。深圳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两座城市不仅要探索新兴产业，同时要对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
（二）积极推进陆海空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综合辐射能力
便捷多样的交通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城市作为区域中心的集聚作用，同时可以发挥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多样性。上海与深圳目前都拥有国际机场和港口，上海的客运量大且路线丰富，深圳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海陆空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充分利用临海优势，加大对海域和港口海岸线等资源的统筹整合，增强交通体系的联运功能，增加国际航班航线、港口路线。上海、深圳均需要充分发挥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头作用，将自身打造为沿海开放高地、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增强综合服务和对外交往门户功能。
（三）打造“一核多强”发展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的带动作用
强化上海、深圳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构筑更强劲的格局。上海一方面需要维持与南京、苏州、无锡、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另一方面要注重改善与安庆、池州等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程度，增强对长三角落后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寻找产业合作承接可能，做到以强携弱，相互赋能。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同时也是大湾区建设中心，一方面要发挥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正的经济溢出效应和带动作用，不断加强城建及交通网络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综合交通网络输送和承接转送能力，推动深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强化对粤西东城市群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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