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B模式下目的港无人提货费用责任认定：辽宁高院（2025）辽民终291号判决解析
在国际贸易FOB（装运港船上交货）术语下，卖方完成货物在指定装运港装船并办妥出口清关即视为履约完毕；运输安排、运费支付及装船后风险与费用均由买方承担。然而实践中，货物抵达目的港后因收货人拒提、失联等导致滞箱费、堆存费激增，承运人或货代常向国内发货人追偿，引发争议。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辽民终291号民事判决明确：在标准FOB操作中，国内卖方原则上不承担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费用。该判决厘清了货运代理委托边界、FOB项下法律地位与风险划分逻辑，对出口企业及货代具有重要实务指引价值。
基本事实：国外买家主导全程运输，国内卖方仅配合起运港操作
山西某乙工贸有限公司（国内卖方）与境外买方签订FOB合同，买方指定其货代公司（戊公司）统筹运输，并由戊公司委托某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货代公司）负责大连港操作。
国内卖方依约委托货代公司办理船期、订舱、装柜及报关，支付起运港包干费4858元。货代关联方作为无船承运人签发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国内卖方，运费到付（Freight Collect）。
货物运抵摩洛哥目的港后，收货人未提货，产生高额滞箱费。实际承运人向货代公司追索，货代公司在未获国内卖方授权情况下，自行支付6000美元“和解金”以了结自身责任，随后起诉国内卖方要求偿还。
争议焦点：委托范围是否涵盖目的港事务？提单记载托运人是否等于责任主体？
本案核心争议有二：
- 货代公司与国内卖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委托范围是否包括处理目的港无人提货及垫付相关费用？
- 在FOB条件下，被提单记载为“托运人”的国内卖方，是否应对目的港无人提货费用承担最终责任？
裁判要旨：严格限定委托范围，回归FOB风险划分本质
（一）委托范围限于起运港事务，合同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
法院依据往来邮件、费用确认书等证据认定，国内卖方委托内容明确为“大连起运的2个20尺柜的船期、订舱、装柜和报关”，属典型的FOB卖方本地代理服务。双方完成起运港费用结算后，该货运代理合同即告终止。
货代公司主张委托含“全程运输”，但法院指出，卖方出运后询问物流动态仅为合理关注，不构成对目的港复杂事务（如协商、垫付巨额滞箱费）的概括性授权，体现了对合同相对性与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严格遵循。
（二）FOB项下风险与责任归属清晰，提单记载不当然创设付款义务
1. 运输安排主体明确：整个海运链条由境外买方发起并控制（买方→戊公司→货代公司），国内卖方仅依指示完成装运港交货。
2. “托运人”身份需分层辨析：提单记载卖方为“Shipper”，系因其作为实际交付货物的“实际托运人”。而订立运输合同、指定承运人、约定运费条款（本案为Freight Collect）的“契约托运人”实为买方或其货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不能仅凭提单记载推定实际托运人须承担运输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尤其对未参与协商的目的港突发费用。
3. 风险转移点法定：FOB术语下，货物越过船舷后风险即转移至买方。目的港无人提货属买方应处理的后续事务，由此产生的滞港费用本质上是买方运输合同项下风险，法院坚守Incoterms法理，防止贸易风险不当转嫁。
（三）未经授权垫付不具追偿基础
1. 垫付非必要：处理目的港无人提货并支付大额和解金，明显超出“起运港操作”委托范围，不属于履行受托事务所必需支出。
2. 缺乏授权或追认：货代公司付款前未获国内卖方明确授权，事后亦未获追认。判决书明确认定，该行为系为“免除其自身在海运提单下支付滞箱费的责任”，非为委托人利益。
3. 程序失权：货代公司在二审中首次提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作为追偿依据，因一审未主张，法院依程序规则不予审理。
判决启示与实务建议
（一）对国内卖方（出口商）
- 明确合同界限：通过邮件、委托书等书面形式清晰约定服务范围限于FOB项下起运港环节（订舱、报关、内装等），注明费用结算节点，避免模糊表述。
- 坚持术语规则：发生目的港费用争议时，援引Incoterms及司法判例，强调运输由买方安排、风险已转移，费用与己无关。
- 理性看待提单身份：理解“实际托运人”身份源于交货行为本身，不自动延伸为全程运输责任主体，拒绝货代或承运人以提单记载施加不当压力。
（二）对货运代理企业
- 精准界定服务类型：在接受委托时，须与委托方（卖方或买方）签订明确协议，区分“起运港代理”与“全程代理”，并就目的港异常情况（如无人提货）的处置权限、费用承担机制作出特别约定。
- 审慎垫付、及时沟通：面对承运人追索目的港费用，须取得负有最终付款义务方（通常为契约托运人或收货人）的书面授权后方可垫付，严禁擅自处置。
- 厘清责任对象：追偿时应准确识别法律关系，向真正负有合同义务的责任方（如买方、契约托运人）主张，而非简单指向提单记载的国内发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