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界·深度｜家不兴，“父”之过？

上世纪末叶以来，日本社会经历了史上未曾有过的贫富差距扩大进程。无论在哪个社会，不平等化都意味着社会财富从大多数人那里转移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加之在日本，这个过程是与泡沫破灭，财富缩水同步发生的，这就更使得日本社会的不平等化主要表现为多数国民生活水平的骤降。

从1995到2005年的10年间，东京的流浪汉人数翻了一番；年度个人破产申请件数从1995年的4万件一路飙升至近25万件。到2015年的20年间，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和户数均翻了两番；年度储蓄金额为0的户数占比从不到一成增加到超过三成。这些数据都显示了，人口构成主体从“橄榄球”鼓囊的中核变为“金字塔”厚重的底座，使得社会生活的整体状况产生了巨大变化。

十年前东京街头的Homeless／Flickr Tony Waghorn

围绕不平等化问题，日本社会科学界曾分别在2000年和2015年前后发生过两次爆发性的讨论。前一次是对不平等化所引发社会心理恐慌的集中反应，而后者则更多是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所触发，这本著作证明了世界历史中不平等化过程的普遍存在，帮助许多学者重新定位了日本的现实。

然而这些研究往往止步于事实说明和政策建议，至于社会转型过程在精神世界中引发冲击和重建的过程，则缺乏深入探讨。事实上，对不同阶层人群的主观认知及感受的缺乏理解，正是造成以往社会分层和福利政策研究中众多谬误的原因所在。

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了解这一问题，除了可以进行访谈调查外，其实同时期的文艺影视作品也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在这20年间，日本的荧幕上也常在上演着与现实中相仿的情节：

《东京奏鸣曲》里的爸爸被公司裁员；《苦役列车》《东京难民》里的年轻人饱尝艰难维生，颠沛流离的痛苦；老版《阿松》里活泼可爱的六胞胎长成了新版中的家里蹲、尼特族；《问题餐厅》、《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里的高材生则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未来……

这些每天都在现实中上演的悲喜剧，如何不能使观众模糊了戏里戏外的分别，听见自己在同样的境遇下欲说还休的心声。

茫茫楼海，无容我打拼之所／Flickr spinster cardigan

从这20年日本的影视作品中，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个体描绘出的生活图像和行动准则。从本文开始的系列文章中，笔者将尝试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中，体会社会不平等化过程在当事人那里的实质意味，不让这些对他们而言刻骨铭心的生活感觉被抹消差别的统计数字所遮蔽。

虚构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社科研究的材料，并非因为它们总是如实地反映了现实，而是由于好的作品总是一种背靠现实的风格化延伸。

德国卓越的电影评论家克拉考尔曾经说过，电影作为一种“面向无名大众并要投合后者心意”的“集体创作”，最能够反应一个社会的心理习性。与小说、漫画这样更富有个人印记的作品形式不同，影视作品是整个创作团队的共同作业，更容易成为集体意志的反映。

另一方面，出于效果和收益考虑，这些虚构作品又往往会迎合而非反对社会大众的潜在愿望。如果我们可以将“梦”理解为受压抑的个体欲望主导的对现实生活的延伸，那么影视作品则往往成为普遍弥漫的个体感受所触发的大众白日梦。必须要看到，这场梦境虽是虚构而非“现实”，却能做到比“现实”更“真实”，因为在这场春秋大梦的胡言呓语中反而袒露了潜在的欲望，在扭曲和错位中反而靠近了事件的真相。

许多学者视1995年为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年可谓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然而，同年发生的另一危机则往往不被人重视，那就是快中子核反应堆“文殊”在当年发生的泄漏事件。

“文殊”在2016年遭到弃用，而早在二十年前，其泄漏事故便已经标示出发展、增长的界限所在。90年代初年泡沫经济的彻底崩盘的几年间，战后日本从60年代末期以降的高速发展体制结束，以经济停滞、阶级分化为标志的新格局逐渐定型。社会格差的成型是这一过程中的焦点问题。

在日语中，格差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固化现象。至当时为止的日本社会是以著名的“一亿总中流”（全民中产）为特征的，自民党自70年代以后采取的折中主义政策和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降低了市场竞争所可能带来的不平等，造就了一个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高度平均化的社会。

然而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公司大规模裁员、非正式员工比例增加和成果主义的引入，中产阶层开始逐渐发生分化，且以向下层流动为主。这一过程中，曾经是社会中坚力量的成年男性社会成员，受到了最直接和程度最严重的打击。

在影视作品中，《东京奏鸣曲》（2008）是反应这一时期社会心态的佳作。本片着力表现一个普通日本家庭在这一多事之秋中的艰辛与无奈。香川照之出演的男主人公在被公司裁员后，无法找到新工作来维持以往的生活状态。然而为了保持对家庭成员一如既往的权威，他决定对家中隐瞒自己已经失业的事实。于是他便成了一个每天穿着西服出门，领取救济食品并四处闲逛的无业游民。

这部作品中大量出现的这些逃避现实者，真实反映了作为高速增长期权力主宰的“父亲”无法接受残酷变化，以自我麻痹进行消极逃避的心态。

《东京奏鸣曲》里求职的父亲

这种徒劳之举，在小泉今日子饰演的妻子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看来，显得极度荒谬可笑。三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父亲进行了抵抗。终于，在父亲因为小儿子偷学钢琴而动手打他，并要求妻子帮他一起维护做家长的尊严时，妻子说出她早已得知丈夫已然失业，并对他在这种状态下仍想维护权威的做法嗤之以鼻。

妻子对丈夫的指责

社会秩序的变革往往发生于核心的龟裂。在这一幕中，轰然崩塌的不仅是成年男性所保有的权威和支配地位，还是其所支配的高度增长期社会经济体制。

男性从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的保护体制中的脱落，导致由其支撑支配的所谓“标准户”（丈夫上班，妻子做家庭主妇，生育两个小孩的家庭，这种家庭形式在高速成长期占6成以上份额）逐渐减少，其占比在2010年被迅速增长的单身未婚户数所超过。以往家庭结构和观念的终结，并非“父亲”们以画饼充饥般的抵抗就能阻止得了的。

诚然，“父的衰落”通过对社会成员精神层面所造成的冲击，在事实上加剧了了社会个体化、多元化的步伐，使得女权主义、少数族群对于工作权利平等化的制度诉求在这期间得到了更多满足。1999年出台的《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便旨在以更主动的姿态推动男女工作机会的进一步平等化。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变革也使得普通家庭成员更少作为整体，而是不得不以个人身份参与经济活动以维持生计。

并且由于对以往生活水准的维持、对消费主义的推崇依然占据主流观念（这些观念直到10年代以后才得到广泛反思），因而此时的抵抗往往并不表现为降低生活水准，而是尝试以个人身份进入劳动市场获取收入。有趣的是，这在客观上成为了此后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间接推力。

大卫·哈维在分析70年代末期由美英主导的世界经济由“镶嵌型资本主义（embedded capitalism）”（以福利国家制度为其主要特色）转向新自由主义体制时，强调了金融寡头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哈维的分析在突出这些故事主角的同时，却低估了大众社会意识的转变对于转型的顺利进行所作出的贡献。

事实上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转型日渐表面化的日本，观念的强大推力随处可见：为补贴家用而大量回归工作的家庭主妇们纵容了零工、非正式工作的占比增长，而青少年的贫困化则催生了打黑工、援交等社会问题的大量发生。这些曾被低估为多元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实际上却是伴随着市场力量渗透至家庭内部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于是，一种有违常识的悖论出现了：从家庭权力结构中获得解放、从权威处逃离并获得平等地位的家庭成员，却在新的经济实践中促使更大范围内社会不平等的发生。事实证明，在成年男性失去权威后，日本的家庭并没有找到一个作为代替的主导结构。

曾经稳定的“避风港”变得不甚可靠，单身、丁克、恋爱但不结婚等等都成为她们可以权量利弊的备选项。然而，多样性造就的自由感终究无法代替稳定性所营造的安全感、归属感，这使得许多女性在拥抱更多生活方式选项的同时，又不免产生一种对过往时代中产家庭的浓浓乡愁。

两代《阿松》作品主人公的性格变化

这种后父权时代的社会心理，直到近期的文艺作品中仍然有着显著的表现。一方面，中性审美和弱势男性受到成长中的独立女性群体的广泛欢迎。摘得2015年度人气桂冠的动画《阿松先生》便是一例。

这部漫画改编的作品曾在1966年和1988年两度被改编为动画。片中主角们在原作和过去的动画版中曾是活泼可爱的6胞胎小学生，而在近30年后的本作的设定中，却无一例外地长成了无业游民和啃老族，整天除了东游西荡便是宅在家里无所事事。

这部本来并不被制作公司和评论家看好的动画，却意外地激起了众多女性观众的喜爱，形成了名为“松girl”的女粉丝群体。漫画家仓田真由美指出，这体现了“受欢迎男性”形象的变化。阿松兄弟们虽然个个废柴，但却能让女性心生怜爱，得到治愈。当代日本的男性审美观念与传统的能力、财富评价之间的脱离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与之展现出强烈对照的心理状态，则在2014年的写实动画名作《白箱》的一个小桥段中有所体现。两位动画工作者在结束了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后，相约路边小店喝酒谈天，不知不觉中吐露出了对于忠实可靠、具有“男子气概”的男性的渴望。

白箱中工作女性的酒后吐真言

最后一幕的台词实际是在表达“真正的男人少啊”这层意思

可以不夸张的说，转型期日本的青年一代在职业、婚恋等问题上的种种观念变化，大都可以在对“父权的衰落”的这种矛盾态度上找到渊源。对于这些具体领域中的转型情况，笔者将在随后的系列文章中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 哈维著；王钦译.2010，《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 克拉考尔著；黎静译.2008，《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齐泽克著；季广茂译.2002，《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 佐藤俊樹．2000、『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総中流』、中公新書。

5. 橘木俊昭．2008、『格差社会：何が問題か』、岩波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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